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使人认为，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新的革命。首先，很少有人在一代里发动两次大革命。战争已使中国人民元气大伤。他们的希望，他们的精力，甚至于他们的生命本身都几乎耗尽了；要发动一场新的革命来反对已有的革命，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心理上对他们来说那是不可能的。其次，共产党已通过其土地改革纲领消灭了发生这类革命的主要基础—至少在长江以北是这样；而且看来中国不大可能出现其他势力在长江以南领导实施这种纲领。第三，
有人说，共产党是通过发动游击战争夺取政权的，因此也可以通过游击战争把它推翻。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游击战争，是因为西方及日本资本主义先后对中国渗透的总的后果造成了农村的破产。农村破产的基本原因被消除之后，虽然还可能发生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不会产生广泛的人民战争。要发动一场人民战争，首先必须有极为迫切的个人原因和果断、有魄力的领导人。在反对共产党的营垒中，这两者都不存在。在中国，只有在下面这种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广泛的反共游击战争，要就是在一部分严密保护的地区实行反土改，要就是共产党实行蛮横的土地集体化而引起农民的反对。这种条件不大可能会在近期内产生。但以后也可能产生。关键在于共产党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
七
中国共产党单靠权力是无法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的。如果人民之间缺乏相互信任，任何社会都会四分五裂。必须有一种共同的感情，有一套得到普遍承认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否则，社会秩序就会瓦解，发生大混乱。
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两千年中保持稳定，并不是因为北京的皇帝拥有强大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而是因为逐渐形成了一套切合实际的制度和精神生活方式，完美地适应了中国的特殊需要。共同的信仰是保持社会团结的最强有力的因素。风俗习惯，儒家伦理，祖先崇拜，孝顺父母—一句话，人们共同遵循一种公认的生活方式，才使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尽管中国多次受到入侵，一个王朝被另一个王朝所推翻，都没有能够破坏这种团结。中国从未接触过更优越的文化，她本身的风俗习惯仍然占统治地位，并保持了秩序。
西方用较优越的文化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以后，传统的风俗习惯和儒家生活方式丧失了它们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宗法社会的行为准则不再适用于进入中国的早期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一下子脱离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突然进入了新的环境之中。他们悯然不知所措。
在这种情况下，新社会的创立者有责任制定一套能够重新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但是没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军阀们企图只凭借武力来恢复中国的秩序。他们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结果只是更加扩大了中国的四分五裂，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痛苦。孙中山和国民党试图用西方的民族、民主和民生的理论把中国团结起来。但这些理论比旧的信仰也好不了多少，因为它们不是产生于任何道德基础之上，只是一般性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行动准则。
不仅如此，由于这些理论是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搬过来的，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道德观念。在年轻的美洲大陆上，这种道德观念倒成为促使人们团结起来的一种极好的精神粘合剂，因为根据这种道德观可以把土著居民消灭掉，所有的移民都可以迅速发财致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私人土地所有者，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资本家。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亿人口，已经存在等级社会的古老国家中，这种道德观沉重地压抑了社会的下层人民，只对那些生来就有权势的受过教育的人有利。后来，国民党领导人开始垄断年轻的资本主义企业以谋私利，事实证明这种自由企业的哲学根本无法使中国人民形成共同的感情，因为它使社会底层的贫民激增，同时又把一批骄横不可一世的官僚拾到了统治者的地位。一方面，强者可以凭借着自由企业制度任意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它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全感，限制了自由。所以自由企业被看作是不道德的。国民党内官僚资本集团的腐化，破坏了社会契约。整个社会从上烂到了底。由于没有共同的利益可保护，人们之间的共同感情已荡然无存，结果，中国更陷于精神上四分五裂的状态，
国民党内的封建派为了阻止分裂，提出恢复古老的风俗习惯，恢复儒家伦理，依复古代传统。但是农民已经进了工厂，乡绅已经变成了大城市的投机商，地主已经成为工厂主。他们怎么可能在新形势下仍然袭用过去的老套子?显然不能。结果是社会的分裂更加扩大。
蒋介石于是乞灵于纯粹的权力，把服从国家规定为正确的行为准则。他反复强调一个“忠”字：士兵穿的背心上印着忠字，军官的升降取决于其忠诚程度；部长的任免视其忠诚程度而定，还叫平民百姓要忠于祖先，忠于国家，忠于中国的生活方式。
但是单讲一个“忠”字并不能在社会上造成共同感情。当一个国家强调忠诚高于一切时，它就已经快接近崩溃了。因为人民开始认识到，统治者除了要求他们服从其权力之外，再也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了。
为了使人民对他保持忠诚，蒋介石不得不强化高压统治的手段。他不断制定层出不穷的条例。随着条例的增加，又得大量增设人员加以执行。他通过了各种反颠覆法令，在学校里设置思想警察，设立特刑庭，大量增加国家警察、党务警察和特务。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原因是，虽然他指望通过这些法令控制中国，但它们全都是根据对社会的一种错误而有害的概念制定出来的；所有这些法令都是赤裸裸反社会的，都只能使社会陷于更严重的混乱和分裂。
蒋介石政权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它丧失了“德”，违背了道德规范，没有能够建立一种人民可以遵循的生活准则。共产党足在国民党失德而覆灭的废墟上兴起的。
共产党现在能否完成过去一百年来没有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使中国社会重新成为一体?这不取决于它能从俄国得到多少援助或者不能从美国得到援助。归根结蒂，这取决于它是否能使中国人民产生共同的信仰。它在革命干部中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现在它必须把干部中的这种同心同德之情灌输到全体人民之中。它必须在中国恢复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相互信任感，否则它也要失败。
八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宗教性的一面。无可否认，中国共产主义的确也有一种近似宗教的号召力。我不打算在这里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它十分复杂，涉及到儒学、佛学、基督教、祖先崇拜、恋母变态心理、巫术、泛灵论、幻术，以及各种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所以，我将仅就中国共产主义的道德内容及其同权力的关系作一概要的织述。
每一种宗教都以不同的方式把生与再生作为它的主题。先知在艰难时世中出现的时候，人们强烈地渴望重新生活，忘掉过去的罪恶和困苦。这种再生的愿望是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进展的强大推动力。这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毫无共同之处。蒋的“新生活运动”只注意一些表面文章，如应把衣服扣子都扣上，不在街上吐痰，等等。而再生比“新生活运动”深刻得多，并接触到人们内心的隐秘感情。
“翻身”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口号。按字面讲，翻身是“把身子翻过来“的意思。但有时翻身被译成“站立起来”。把这个词用于政治时，它指的是推翻地主制度，推翻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但是翻身的含义并不局限于此。它具有明确、自觉的目的----使中国人民得到新的道德准则。把这个词用于个人时，它的含意是：使你的思想，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良心都来个大翻个。当然，这种伦理观念的哲学是一种改造的哲学，但它的深度远远超过改造的哲学，因为它还包含再生的思想。
地主必须把自己的思想翻个个儿。这样，他不仅将不再剥削佃户的劳动成果，他自己也不再是地主，而通过脱胎换骨改造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丈夫必须停止殴打妻子，这不光是为了他妻子的缘故，他自己也从此成为一个新人。“破鞋”(或妓女)必须加以改造，使其重新成为正常的女子，找一个丈夫，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翻身的另一个侧面是人人都渴望恢复青春。当社会在政治上重新觉醒的时刻，整个民族都会产生重度自己童年的愿望。被遗忘的风俗、舞蹈、歌曲和传统，在这时又会重新出现。所以，中国人民十分喜爱复活了的秧歌舞。在华北和华中的乡村、城市的街道中，人们经常徘起长队，尽情扭起有节奏的秧歌舞。共产党用这种办法满足了人民希望再次无拘无束地跳舞、欢笑的愿望。
由于合唱和集体舞体现了同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精神，往往为以“人民”为基础的革命政权提供良好的宣传阵地。歌唱和舞蹈一直就是建立共产党政权、以及在群众中培育团结精神的工具。由于它们揭示了共产党之所以吸引群众的阶级实质，我们在下面摘引几首耿的歌词：
反动派，剥削人，千刀万剐不解恨。
不顾百姓死与活，一心只想搞独裁。
大地主、大军阀、大买办、大家族，一起干坏事，害得我们穷人活受罪。
另一首秧歌的歌词是，
爹娘没钱送我上学堂，
人家读书又认字，可我还是当文盲
咱们要读书，要活命，要自由。
大家一道上学去，上学去。
集体学习好处多。
再生的愿望和拯救灵魂的愿望是紧密相连的。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号召力。其一是，“你注定要完蛋，但还有一条出路。”通过阶级斗争拯救全人类—这就是革命的召唤。但是中共在同老百姓打交道时很少用“阶级斗争”这个词。对老百姓的召唤要更简单、更直截了当得多，是这样说的：“你们正在挨饿，要自己拯救自己。团结起来，和我们一块儿干“
要拯救灵魂必须通过“自赎”才能实现。“破鞋”应当抑制情欲；知识分子应当克服名利观念；地主应当根除贪欲；农民应当力戒懒惰；干部应该时时刻刻消除“教条主义作风”。
拯救灵魂之路并非坦途。但是有引路人在—那就是人民军队和共产党。一首标题为“你是灯塔”的歌曲很好地点出了这个主题。党就是这样反复地向人民灌输说，党就是他们的领路人。
对于社会上的坏分子，共产党许诺他们可以通过悔改获得拯救。虐待妻子的丈夫、剥削佃户的地主、压迫老百姓的国民党以至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都应该悔过自新。
叫人反省并不是共产党最先发明的。国民党也使用过这种办法。显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原始的国家里，由国家进行强力制裁的手段是有限的，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压力才能使人民服从，与当局合作。反省就是使人民认识到某些作法在新秩序下是错误的。这样一来，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就应当低头下跪，承认全部罪行。显然，共产党想用这种办法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部树立—个无形的监督者，用新的生活方式指导自己的行动。
公开忏悔是共产党使人民服从统治所使用的另一种办法。但是使用的手段不是那么纯马克思主义的，而更带有中国的色彩。在西方，人们私下向牧师，或直接向上帝仔侮，但是在中国，由于人民本身被奉为上帝，这种活动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的。
这样，坦白合成了人们忏悔对社会所犯罪行的场所。我在后面将评论这种坦白对人身自由造成的威胁。但是，这里应指出，当高利贷者在全村大会上跪下，承认他是靠控取别人血汗养肥了自己；当男人承认虐待了老婆‘村里的恶棍承认自己威逼妇女同他发生不正当关系；小偷承认从邻居地里偷了西瓜时，人们认识到一种新的道德标准正在形成。这种意识一旦掌捏了群众，新道德标准就势不可挡地建立起来。剥削别人以牟取私利，成了违反自然法则的罪过。许多村庄强烈地受到了新道德观的影响，不仅地主没有了，连小偷也随之而捎失了。在共产党地区你可以看到整个整个村庄夜不闭户。
诉苦会同坦白会正相反。人们在会上并不忏悔自己的罪过，而是倾诉自己的痛苦。诉苦会使人们产生同病相怜的心理。因为当人们互相倾诉自己的苦难时，他们认识到彼此在生活中有着共同的悲惨遭遇。这会使人们团结得更加紧密，产生共同的感情，获得力量和希望。
斗争会也是形成公众舆论、建立道德准则的有力武器。佃户斗争地主，妻子斗争丈夫，农民斗争窃贼，各人斗争自己身上的坏思想，各类斗争会的主要意图就是当众差辱被斗对象。
在法律还没有享有绝对权威的落后社会中，风俗习惯是神圣的。一旦风俗习惯被打破后，人们无法预科其他人将如何行事，因而丧失了对社会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一段是通过当众羞辱违反传统的人以维护共同的感情。爱斯基摩人处罚违反公共秩序者的方法是围着他跳舞、唱歌，用冷嘲热讽的办法折磨他。共产党中国农村中的集会上也采用与此类似的办法。企图以自己老婆的肉体引诱佃户或土改干部的富农，被戴上高幅游街示众。这种惩罚在西方早已不用了，现在只用来惩罚儿童。但是在中国农村，采取当众羞辱和嘲笑的办法，对于建立道德标准，恢复社会的团结还是有作用的。但斗争会对自由也构成威胁。
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改造中国社会，还要改造中国的人民。它象戴奥真尼斯一样，提灯夜游，揭露社会上不公正的事情，救济穷人，惩戒作坏事的人(或者拯救其灵魂)。它无疑是想把每一个中国人都改造成为有道德的好人。当然，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但这种办法行之有效，而且深受老百姓欢迎，其人数之多超过了你的想象。
在共产党地区的人民中，特别是青年人中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友爱的气氛。这在人人都为了金钱而勾心斗角的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存在的。在农村中，妇女会和农民协会使农民有机会在一起共同处理问题，这使得他们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共同感情。城市的工厂中也是如此，工人们破天荒第一遭可以在自己中间讨论共同的问题，并同资方讨论问题。知识分子也正在经历一场思想改造。很多人是真诚进行改造的。但毫无疑问，也有很多人只是把自己的信仰掩盖起来，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实行自己的信念。至于其他老百姓，很多人对这种没完没了的说教和宣传感到厌烦。
一般来说，共产党正在试图通过把社会权利置于个人权利之上的办法来统一中国。你要是超表现你的个性，你就会脱离群众。因此，你就得作自我检查，接受小组批判，承认错误。你应当为社会，而不是为自己作。
共产党不断宣传那些很少有人能够应用于具体环境的大道理。他们不厌其烦地制定了人们应当遵守的种种规定。蒋介石制定的条例只是造成混乱。共产党的规定不仅要求忠于国家，而且也要求为社会服务，所以带来了安定。
通过以上对共产党权力的道德内容所作的粗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因为中国的其他各种势力—地主、豪绅、士大夫阶级、军阀、金融家、政治官僚，等等—的所作所为
(即使他们个人正直诚实)，破坏了社会的安定，才使共产党成为今天中国唯一真正的道德力量。
二十世纪中国的统治者没有任何得到普遍承认的精神权威，使他们能够制定新的道德行为准则。中国也没有一个受到普遍信奉的上帝，因此无法利用这个上帝来重申永恒的真理或订出新的信条。敬祖、孝顺之类的基本生活准则，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已经过时了。政府当局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压力，而把所有的经济负担都推到社会中最弱的成员身上，这使得皇帝、权贵都信奉的中国著名的“德政”理论也失去了力量。贵族和族长们丢下百姓不管，只顾自己发财。人们对社会的以及精神的权威产生了怀疑，他们也本能地对道德信条产生了怀疑。因此，德治在人们心目中的无上权威也消失了。
高深的宗教也没能给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树立任何切合实际的道德准则。从印度传入、并作为下层阶级的宗教而征服了中国的佛教，早就失去了它的大部分精神力量。
后期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命运更糟糕。基督教的学说在十九世纪中叶点燃了下层阶级的太平天国革命，本来是大有机会征服中国的。但是当西方的冒险家同中国贵族和异族满洲人一道镇压太平军之后，基督教逐渐失去了下层阶级的特征。后来，基督教变成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成了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之流的信条。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根本不能成为人民的宗教。
上帝不为凡人的事业服务就不能保持其至尊地位。在苦难深重、动乱四起，战祸不断、疾病流行的时代，先知可以使失去信徒的上帝重新复活，让他来到人间，怒斥不义，拯救百姓，把骑在穷人头上的压迫者打翻在地。这样，他们使上帝成为穷人的代言人，并使人民确信正义最终必将获胜。在中国，除了共产党之外，没有别的先知。中国的劳苦大众早已把他们自己的神仙打倒在地，外国人的上帝对他们的渴望和要求又毫无反应。帝国主义使中国走向崩溃，基督教既没有带来社会正义，又没能使人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劳苦大众转向与上述两者对立的共产主义，也就毫不奇怪了。
因此，共产党目前成为中国世俗的以及精神上的统治者。他们用切合实际的希望取代了对上苍渺茫的幻想，用对人类理想的献身精神代替了对上帝的信仰。人民至上成为今天的偶象，社会主义成为未来的天堂。
六十．财产
《共产党宣言》写道；“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可以归为一句话：‘消灭私有财产。“在苏联，这是俄国人的理论与实践的核心。但中国共产党人却没有采取这样的作法。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制订的土地法大纲完全根据实际经验明确规定：
1．不论年纪大小，地主或佃户、国民党或共产党，人人都应平均分配土地。
2．分得的财产即为个人所有，可以自由经营、自由买卖，并可在特殊情况下加以出租。
老布尔什维克猛烈攻击私有财产的作法，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之间有很大不同。俄国人不结个人任何选择，要么放弃土地，要么被轰走。而中国共产党人同今天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一样，并不要求立即废除私有财产。在他们的心目中，私有财产仍是万恶之源。但他们无意把它彻底消灭—至少现在还不想这样做。他们打算同它妥协，容忍它的存在。他们完全不反对私人持有土地。实际上，他们的态度正相反。他们目前的政策是让农民获得土地，发家致富。
共产党在它的土地法中对私有财产作了让步，但并没有对地主作任何让步。土地法明确规定地主阶级必须消灭，不容分说。地主要就是屈服，要就是被消灭掉；他被剥夺了过去享有的一切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共产党人认为，消灭了地主阶级，也就废除了最残酷的封建剥削形式。他们对这种封建剥削是极为痛恨的。然而他们并不强烈谴责资本主义。
在这一点上，
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必须消灭中产阶级”的理论。原先这种理论不仅适用于生产资料，也适用于分配手段。
中国共产党人在二十年代末、二十年代初期也几乎盲目地信奉这种理论。二十午前按这种理论行事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现在这种理论已被抛弃了。为了肃清它在共产党新老干部思想中的影响，毛泽东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特意对中产阶级作出了照顾和让步。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保障工商企业的优惠地位。党中央十分重视这一政策，曾在一段时间内明令减轻工商企业税。在经济上很少对私有财产加以限制。事实上正相反。商人、煤矿主、火柴厂经理一类人，至少在国内战争期间都被看成是幸运儿。
共产党采取这种温和的政策决不是出于对私有财产神圣的信仰。他们知道他们现在推行的政策还不能使人民得到彻底解放。贫穷还不可能从地球上消失，经济上的不平等将继续存在。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以及共产党自己进行二十年土地改革的经验，使他们不得不同私有财产这个魔鬼暂时妥协。这两者使共产党人懂得还是慢慢来为妙。他们不在乎被别人叫做土匪或改良派。他们看待一切事物都是从当前任务的需要出发的，就其政治形态而言，中国共产主义乃是夺取、保持以及扩大国家政权的工具。对毛泽东来说，反蒋战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取群众的拥护，尽可能少树敌。
毛认为平均分配土地是争取群众支持的最好办法。他认为，只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到十，但拥有全部土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地主富农才反对这个纲领。由此，他得出结论，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将参加上地改革和统一战线。
我个人认为毛的估计有点过高。但毛就是这样看的，并且向党说明他就是根据这样的估计制定他的策略的。
毛提出了两项基本原则：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毛知道佃农是他的最坚决的拥护者，因此，他想让贫农团成为分配土地的权力机构。可是，他认为中农才是决定性因素。他指出，必须对中农作出让步。如果中农反对平均分配土地，则应允许他们保持比一般农民稍多一点的土地。
在这方面，毛常常不得不对在土地改革中搞得过头的农民和头脑发热的干部加以限制。
毛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指出：“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行为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因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建立反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赂方针。“
毛不但要防止他的基层干部脱离中农，而月．还要对那些混进党内、认为废除封建主义就是杀地主的痞子进行斗争。
毛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和地主阶级，而不是在肉体上消灭地主。“
这种警告是很必要的。许多干部根据“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对农民的暴力行为不加阻止。还有些干部认为杀人是正当的，而不制止乱杀现象。有些干部私下对我说：“这种暴力行为是对土地改革的歪曲。“一方面，毛必须制止土地改革中的暴力行为(在写作本书时已经制止了)；同时，他还得大力推行平等政策—这种政策在土地改革初期并不是总能贯彻的。有些地方，地主富农所保留的土地远远超过一般农民的标准。毛认为这种让步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他宣布不应重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间执行的“不给地主土地，只给富农坏地”的“极左政策”。
“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只可惩办那些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
“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
克制和谨慎行事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策略原则。
他警告说：“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
“而在那些暂时尚难巩固地占领的区域，则不要忙于进行土地改革，而只做一些可以做的按照当前情况有利于群众的工作。“
“分浮财和分土地，均必须在环境比较安定和绝大多数群众充分发动之后，否则就是冒险的，靠不住的，有害无益的。“
以上谈的是土地改革和夺取政权的斗争。至于土地改革是否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分配土地本身并不能在中国产生健全的农业经济。它既不能创造出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也无法消除过剩的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过去的国民党农业专家和今天的外国专家都引用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来证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纲领是完全多余的。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土地改革并不只是土地问题，还涉及同地主经济紧密相联的整个社会制度。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有的人就会活活饿死，农民就会被任意残杀，妇女就会象牲口一样被买卖。蒋介石的支持者还说，土地改革拆散了大庄园，在经济上是倒退的。但资本主义式农业在中国少得可怜—在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的华北则肯定不存在。况且，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把大农场分成小农场，而是通过集体劳动使小农场合并成大农场。
共产党目前对私有财产采取这样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来不实行土地国有化。你把一个共产党员叫到角落里，对他说你认为把庄园拆散不能解决中国对农业现代化也就是大农业的基本需要，他会告诉你：“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使农民摆脱地主的剥削，得以活命。农民得到土地以后，认识到他是社会中的一员，人人平等，因此，他开始认识到实行民主的必要性。然后，正如我们目前已经在老解放区实行的那样，我们将引导农民实行互助耕作。这样，农民就会逐渐认识到还是大农业好，他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同他能过上好日子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农民自己逐渐会创造合作的形式，我们且注意看他们。也许需要十年才能完成全中国的土地改革，再过十年才能实行互助耕作。到那以后，才能谈集体化。土地国有化也许不一定对中国有利。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实行土地国有化。俄国把农民变成了国家的佃户。目前我们不需要任何佃户。“我在共产党地区游历时，除了少数地痞和一些头脑发热的地方干部非法向从事工商业的地主征税以外，我没有见到从根本上违反共产党关于私人财产政策的现象。可以肯定，共产党没有试图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商业国有化或土地集体化。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差距非常小。
一九四七年圣诞节，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一篇报告中，对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作了一番展望。他在讲话中描绘了未来中国社会的大概轮廓。我现在不加评论，转述如下：
毛认为，革命有三大经济任务：
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二、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
三、保护民族工商业。
毛指出，“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同外国帝国主义密切地结合着，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
所以，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
由于中国还很落后，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中国的农业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分散的、个体的。然而，由于已经从封建制度下解放了出来，它将被引向集体化的方面。因为这种原因，这种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并没有什么危险，而是可取的。土地改革后，在农村中必然发生的富农经济，也是如此。
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消灭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错误，是绝对不许重复的。
工人的劳动条件不应过高；不得征收过高的所得税；土改中不应侵犯工商业者，不得重复所谓“以劳动者福利为目标”的近视的政策。
总起来说，新社会的经济构成是：
(1)国营经济，
(2)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
(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
必须实行发展生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何其他的政策都是害死人的，错误的。
以上就是毛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大概设想。
更具体地说，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包括钢铁工业在内的所有重工业，包括生产军火和化学品的所有国防工业，以及所有机器和资本货物的制造业都将完全由国家经营。但是，私人资本可以在轻工业中获得不受限制的发展。已经邀请国民党工商企业家在解放区投资。各地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向他们提供了特别的便利条件。
到目前为止，在共产党新占领的大城市中仍允许私人银行和钱庄继续营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将继续允许它们营业。
十分明显，共产党的贸易政策是基于下述两条原则：国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贸易由国家管制。共产党办的杂志《中国文摘》说；“对外贸实行管制的目的是只进口对经济建设必要和有用的物资，禁止进口对国内工业有害的非必需品。“就理论上来说，这同蒋介石政府采取的政策是一样的。但共产党认为，南京的贸易政策只不过是由“四大家族”实行垄断，并为倾销美国货物大开方便之门。只有官僚资本才从这种政策中获利，而私人企业却被挤垮，整个国家的经济遭到扼杀。共产党声称，他们的新政府将实行国营贸易以获取外汇，但同时将保证私人出口商的利益。蒋介石政权从未成功的执行过这一政策，这是它脱离中国实业界人士的原因之一。国民党已经失败了，共产党在这方面是否能成功，我们且拭目以待。
六十一．自由
为了估计一下中国共产党统治下自由的前途如何，我们应首先回顾一下共产党兴起之前中国有什么自由制度。
假如将自由理解为一个人可以不屈从别人的意志，可以在他的行动不损害社会生活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那么，我们就会立即发现，直到不久前，中国的自由制度同我们西方的任何自由制度都截然不同。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社会秩序是依靠庞大的地方和中央机构以及一整套复杂的法律来维持的。只要不触及这些法律，我们便享有自由。
在中国社会中，直到不久以前，个人意志并不是由任何国家权力或政治法律来协调的。相反，人们的行为受到一整套复杂的传统、礼教和风俗习惯的支配。人们的公民权受习俗的约束而不是受政府法令的节制。保护人民免受政府侵害的，是社会风俗和孟子制定的最高准则，而不是宪法。根据这种最高准则，人民有权反抗丧失天命的统治者。
同日常生活的准则一样，自由的范围也有明确的规定。孝顺父母，崇敬祖先。从小接受儒家道德的熏陶，普遍孝敬才子和老者，严格的礼仪，世界上最讲究的礼节，所有这一切对人们的行为作了规范。当人们违反公认的准则时，他们通常不是受到国家的处罚，而是受到公众舆论的压力。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压力足以迫使一个人离开他的村子。
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并不是由阶级，而是由家庭地位所决定的。人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在著名的五常之中有着明文的规定
(五常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亲属关系有明确的名份，附有强制性的义务和权利。这种制度的好处是每人都知道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确切地位，因此也就知道别人如何行事。
在个人家庭的圈子外，凡是最有能力维护家庭者，即拥有最多亲属的，自然享有最大的自由。一个人的兄弟、姑表兄弟和叔伯越多(他们可以保护他，或为他报仇)，他享有的自由就越多。人们受了欺负，便召来家里人和亲戚围攻仇家，这在今天中国的一些地方还是司空见惯的。
人们到衙门打官司时，一个人能叫来的“兄弟”数目多少，往往决定官司的输赢。可见打官司也取决于家庭的势力。
在中国，保护自我利益的另一个办法是做到“朝中有人”。所以，人们都竭力至少让一个子弟去读书，通过科举考试后，得到一官半职，不仅能光宗耀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保障家庭免于过艰辛的生活。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以追求功名著称。他们总是觉得，与其要求别人保护自己免受政府的伤害，还不如自己设法在政府里找个保险的差使。
中国的贵族阶层一向是软弱的，因此，中国人所理解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甚至中国的哲学家也更关心社会道德关系，而不是个人自由。只讲实用的儒学十分重视礼仪，它的目标不是解放个人，而是维护社会。附带说一句，儒家学说具有两重性，它不仅维护国家权力，而且也对其有所限制。
虽然中国存在国家专制主义，但不同社会集团的权利和义务几乎相同，因此，中国几乎到今天仍能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保持平衡。很少有人拥有巨大的财富，主要原因之一是，父亲把财产分给所有的儿子，而不是只传给一个儿子。因为没有显著的不平等，人们的利益和义务几乎相同，社会因此得以保持稳定。通过每隔几个世纪来一次改朝换代的方式进行调整，重新分配一部分土地。
西方势力伸入中国后，特别剧烈地震动了这种自由制度。人们迫不及待地接受西方的自由观念，而不考虑这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对于中产阶级农民出身的军阀来说，自由远不如政治权力有吸引力。
如果说新的统治者未能使他们的自由观念适应旧有习俗体系，那么旧有的权势力量也表现得不负责任。从前，农村中的尊长者不仅拥有权力，而且还得承担与他们地位相应的责任。这些人很快变成了在外地主，不思尽责任，而只顾从佃户身上榨取地租，放高利贷，只想增加田产。村贵们变成了工厂主和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他们招工人当作仅仅是劳工契约中的卒子。士绅阶层的子弟进入教会学校，学习英文，然后出国留学。这些人回国后成了买办、官僚、银行经理，把他们在国外学来的西方自由观念搬到中国。他们打着自由企业和个人权利的招牌，到处横征暴敛，抢夺人们的金银钱财，甚至从人们的口中把食物夺走。一句话，这些人生吞活剥自由的概念，却毫不考虑其所带来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再享有几乎平等的权利，因此，古老的社会习俗所传下来的个人主观权利便无法再保持下去了。人们再也不知道别人将如何行事。
从此以后，大部分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反对个人自由的理论，因为他仍逐渐认识到，
这种理论只不过是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后，当权者变得更加贪婪，更加不顾人民死活。于是中国人民决心打倒个人权利，而代之以社会权利—即“平民”主义。就这样，人民大众，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抛弃在西方受到称颂、并且直到不久前他们自己还信奉的自由概念。
只有懂得这种历史背景，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对待自由的态度。当共产党人说他们不给反动派以言论、集会和请愿的自由时，他们的意思是要镇压军阀和其他反社会分子，正如过去不孝敬父母者因破坏了社会和谐而要受到惩罚一样。当他们申斥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发表长江内有水雷的“谣言”时，他们是在使用政权的力量反对个人权利。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以便成为南下大军中的政治干部。实际上，他们正在步他们为了“当官”而学习四书五经的先辈的后尘。这表明他们不仅希望进行精神上的冒险，并且也希望行使权威，而绝不说明他们想要摆脱权威。
中国就这样突然背离了通往个人自由的道路。如果个人权利受压制一事激怒了国民党领导人，那他们只能怪自己。因为正是他们的贪欲和暴虐才使多数老百姓陷于绝境，以致情愿放弃个人主观权利，以求在那些能够保证他们安全的人们保护下得到安生。
一
我们美国人比任何国家的人都作出更大的努力，使自由成为我们文明的基石。但是，也许我们自己独特的历史使我们无法理解外界争取自由斗争的实质。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未经开发的国度内开创基业的，我们把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和自由企业原则作为我国的根本理论，即使这样，我们如果不毁灭这里先我们而存在的文明，也就无法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及相应的自由制度。为了实现我们的自由和利己主义理想，我们不得不剥夺印第安人的自由，而且还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这种建立新社会的方法，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国的的人都无法采用了。十分明显，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中，利己主义哲学的泛滥只能导致全面的社会大灾难。
中国人口过多，生活水平是世界所有大国中最低的，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任何政府所能给予人民的最宝贵的自由，不是言论、选举或集会的自由，而是生存的自由。
很明显，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给解放区人民的最大恩典是使他们免于饥饿。土地改革并没有使农民摆脱贫困，但至少使贫困平等化。只要村里有粮食，人人就不会饿死。这种经济上的公平是通过和地主豪绅进行殊死斗争赢来的。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使贫困无地的农民获得了他们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感情—希望。
有粮食可吃，这同自由、即个人主观权利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受地主和高利贷者压迫的农民，经常被强迫放弃土地和妻子，陷入饥饿之中。不挨饿是一种个人权利，但它并不是客观保证。旱灾和水灾还可能带来灾荒，人们还将挨饿。但这并不是因为某个掌握经济权势的人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或抢走了他们的存粮，而是因为村里没有足够的粮食吃。当然，土地集体化运动可能改变这种状况。
很多中国人大概是为了在经济上获得保障，而不是为了自由才站到共产党一边的。但是，只有通过反对旧的统治阶级才能获得保障，因此．争取保障的愿望变成争取自由的斗争。这种情况在游击区尤为突出，在这里人们可以遇到世界上最向往自由的人。抗日战争、内战和土地改革使最富于斗争精神的人得到了权力和地位。在革命的危机中东躲西藏的胆小之辈，则被推到了社会政治阶梯的底层。但也存在一些复杂的情况。许多“蒙昧无知的群氓”并不是为了自由的理想而起来造反的。他们起来造反是因为他们生活没有保障，他们想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推翻某些权势人物。现在，这些人想保护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在他们眼中，自由已远不如刚造反时那样重要了。
残酷阶级斗争的创伤和悲惨的个人遭遇，使许多人变成铁石心肠。农民是讲究实际的，他们经受了抗日战争的磨难，绝不书生气十足地看待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意味着他们自己能保护自己。他们不想让他们的敌人东山再起。
但是，不论人们是为了自身安全还是为了自由而参加革命，他们都习惯于为了社会理想而不是为了个人原因而一致行动。甚至在无政府主义十分严重的游击区，也始终存在某种集体纪律。人民希望受到保护，希望和平。他们需要粮食甚于个人自由。
所以，很多人对新政权和社会正义抱有无限希望，而绝不象西方人那样寄希望于自由。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