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与会议代表合影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1月23日结束。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集团的势力大大增强。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又兼任行政院院长。原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集体照相时遇刺，汪精卫系统的人员多退出中央党政机构，势力削弱。黄埔毕业生中有三人进入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曾扩情与贺衷寒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宗南则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三人都是黄埔一期生。他们的当选，标志着黄埔系的势力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
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3）
对于胡宗南个人来说，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标志着他由一个职业军人与一介武夫，转变成一位党政要人，中央大员，由军界又进入政界，由地方走进中央，由底层走向上层。这是胡宗南人生道路与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阶段。
蒋介石还准备扩充胡宗南的军事实力，提拔胡的官阶。当时胡部第一师下辖四个旅十二个团，这种编制的师在当时国民政府军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与国民政府军编制不合。胡师编制之多，超出常规，早引起一些人的忌恨与攻击。蒋介石令第一师改编扩充。胡宗南想将第一师四个旅扩编成三个师，成立一个军。而一些忌恨胡宗南的人向军委会建议应将胡部编成两个师八个团。蒋介石决定，第一师改编之事由胡宗南自行决定，这是蒋介石对胡宗南的又一次特殊恩宠与破格提携。
张学良，1935年10月2日在西安成立“西北剿总司令部”，蒋介石兼西北“剿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这时西北地区的军政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鉴于红军毛泽东部进入陕甘，乃于1935年10月2日宣布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蒋介石兼西北“剿总”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在这前后，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各部陆续调入陕甘地区。胡宗南感到，西北地区的军政形势更加复杂了。
这期间，胡宗南第一师的人事有些变动：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范汉杰来第一师，任副师长，在李文继袁朴任第二旅旅长后，胡又任李正先继李铁军为第一旅旅长，任杨德亮继廖昂为补充旅旅长。胡宗南在为所部的扩编、调整储备锻炼干部。第四章在西安事变前后
北上南下，升任第一军军长（1）
北上南下，升任第一军军长
1936年是中国多事的一年。这年年初，胡宗南奉蒋介石令，正准备着手改编扩充所部第一师时，时局发生变化，他的扩编计划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
1936年2月20日，陕北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以东征抗日为号召，突然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进行东征作战。阎锡山部晋军战斗力薄弱，抵抗不住红军进攻，只得急电蒋介石请援。蒋介石派陈诚指挥商震的第三十二军、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黄杰第二师的第六旅罗奇部等，在1936年3月底分别从风陵渡、正太路、道清路三个方向进入山西，援助晋军对红军作战。同时，蒋介石又电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张学良部向黄河西岸推进，断红军退路。
胡宗南在天水甘谷也接到蒋介石电令，要其率第一师东开入陕，在潼关一带集结，策应山西作战。1936年3月底，胡宗南留补充旅驻甘，自己率领第一师主力三个旅从甘谷出发，经秦安、清水，越关山而东，过陇县到达西安，再乘火车到达潼关驻扎待命。
未久，陈诚在指挥入晋各部队配合晋军打通同蒲线后，在山西推行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实施过的碉堡战术，令各部队投入筑碉工程。陈诚向蒋介石建议，从陕西增调中央军入晋，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于是，陈诚亲自到潼关找胡宗南洽谈，随之给胡师下达命令：“除派一个旅的兵力，进驻同蒲路南段各要点，担任维护铁路运输畅通、保持风陵渡的联络安全外，其余主力控制在潼关待命。”彭竹林：《国民党第一师追击堵击长征红军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
胡宗南当即派遣第一旅李正先部的第一、二、三团由风陵渡渡过黄河，在赵村搭乘同蒲路火车北上，分别到达运城、闻喜、侯马等地驻扎，第一旅旅部驻闻喜。后第三团从闻喜一度推进至洪洞与灵石。该旅根据陈诚的命令，担负维护铁路安全，保证军用物资运输畅通的任务，在铁路沿线赶筑工事、挖掘交通壕，防止红军侵袭，历时约两个月。彭竹林：《国民党第一师追击堵击长征红军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
1936年5月初，入晋红军回师陕北。
山西的战事刚刚平息，南方的战火又起。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号，发起了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的两广六一事变。陈、李指挥粤、桂军队向湘南衡阳进发，同时暗中派人策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响应，企图经湖南迅速攻占武汉，问鼎中原，威胁南京。
“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方面提出并部署提前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寻求政治的解决办法；一方面紧急调兵遣将开往湖南，抢占衡阳，防堵粤、桂军队，震慑何键湘军。
北上南下，升任第一军军长（2）
1936年6月中旬，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要其将第一师部队主力三个旅集中在潼关、灵宝间整装待命，胡本人则赶赴南京接受南下命令。胡宗南由南京返部后，立即召集全师团长以上主官传达命令，进行南下动员。同时为保守行动机密，防止北方生变，胡令对团以下官兵保密，在出发前三天，还让各团若无其事地召开夏季教育会议，拟订训练大纲等。直到运兵列车三十余列调集齐全后，胡才正式下达命令南下。全师部队及临时配属的炮兵团，有山、野炮三十多门，在两天一夜的时间里，全部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在武汉渡过长江后，再经粤汉路进抵湖南岳阳至长沙一线。胡将他的第一师师部设在长沙。
胡宗南师迅速开进湖南，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央军抗击粤、桂部队的实力，而且有力地震慑了动摇模棱的何键。胡宗南故意向何键炫耀第一师的人马充实、装备精良，还对长沙城采取包围的态势。然后他去见何键，声称所部第一师奉蒋介石令开长沙听何键指挥。何键心虚胆怯，惊慌失措，连声答应说：我没有接到命令。胡外柔内刚地威胁了一通何键后，即昂扬而去。王应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宗南部“追剿”红军的概况》，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而何键则被吓得不敢再住长沙城中，假巡视湘西，避往常德。长沙城成了中央军的天下。
胡宗南将第一师师部先驻长沙城东朱家花园，后移四十九标营房。
但中央军与粤、桂军之间并无大的战事。在6、7、8约三个月的时间内，胡宗南的第一师一直驻长沙、岳阳一线。胡宗南抓住全师部队相对集中的有利时机，在长沙开办“第一师军官暑期训练班”，胡自兼主任，副师长范汉杰为副主任，任詹忠言为教育长，抽调全师连长以上军官分期入班，编为两个大队，另无线电专业人员编为一个独立区队，共办三期，轮流受训，进行所谓“南征”作战的教育，即宣传陈济棠、李宗仁等谋叛中央的罪行与胡宗南师南征作战的意义，同时进行一些军事训练，借以稳定军心鼓舞斗志。在这同时，胡宗南又令师参谋处与各团团长组织教练组，轮流到各团抽调一营或一连，演习南方水田和丛林作战的战术技能，以及部队在南方露营活动，取得经验向全师推广。
1936年7月初，胡宗南师一部向南推进至株洲一线。但未及至前线作战，7月18日，广东陈济棠就因部下反戈，通电下野，到9月中旬，广西李宗仁也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妥协。两广事变宣告结束。
1936年8月11日，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飞抵广州，处理善后。他在广州期间，特地召集各参战部队团长以上军官举行军事会议，研讨两广事变平息后的全国形势与对日、对红军作战等问题。这是当时南京政府面临的两项最重大的问题。
北上南下，升任第一军军长（3）
胡宗南率第一师的团以上军官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讨论到全国各地红军都经过长征北上，企图在陕甘重建根据地时，胡作为久驻陕甘的带兵长官，作了重点发言。胡不同意一些国民党军政大员与将领盲目乐观所宣称的“红军北上纯属战败流窜”，而将他对红军多日调查研究所得融进发言中，指出中共之所以放弃在南方多年的各根据地，就是因为得不到苏俄的援助，连根据地也保不住，因而他们举行万里长征、就是企图转移到甘、青、宁、新一带，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伺机反扑。胡的发言虽仍有失之偏颇之处，未看到红军北上抗日的意愿，但恰也有其独到与深刻之处：红军北上确有打通与苏联国际交通线之目的。特别是胡的见解较之一般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浮泛而盲目的看法，要准确与高明得多了。因而胡的发言使与会各将领无不为之惊服，也使蒋介石点头称许。
胡宗南较之一般黄埔系将领与军官，其过人之处，就是能较深入地思考一些问题，关心国际与国内形势，看问题不仅有军事眼光，而且有政治眼光，再加上他带兵打仗多年，有实战经验，又自律较严，因而成为黄埔系将领中最引人注目的佼佼者。胡宗南进一步得到蒋介石的宠爱、赏识与提拔，就是必然之事了。
广州会议后，蒋介石宣布，胡宗南部第一师正式扩编为第一军，胡宗南升任第一军中将军长。--胡宗南又成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中第一个升任军长之人，而且是蒋介石赖以起家的“天下第一军”的军长。
1936年9月初，胡宗南从广州回到长沙，即进行扩编部队事宜，将原第一师的三个旅（第一旅、第二旅、独立旅）九个团，分编为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及军部直辖部队。编制如下：
军长胡宗南，副军长范汉杰，参谋长於达。
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兼，副师长李文，参谋长於达兼。下辖：
第一旅：旅长李正先，第一团团长熊志一，第二团团长杨定南。
第二旅：旅长詹忠言，副旅长严明，第三团团长刘超寰，第四团团长李友梅。
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副师长罗历戎，参谋长吴允周。下辖：
第二三二旅：旅长廖昂，第四六四团团长晏俭，第四六五团团长徐保。
第二三四旅：旅长李用章，第四六七团团长许良玉，第四六八团团长谢义峰。
另有军直辖骑兵、炮兵、辎重、通讯部队等。
经过这次扩编，胡部各级军官多有升调，士兵也有许多被提为下级军官。全军士气为之一振。
在驻军长沙期间，胡宗南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有意结识了长沙各学校中一批有才干与活动能力的青年学生骨干人物，如汪国栋、陈大勋、彭书隐、李兰芳等人。胡宗南表示理解这些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与要求从军的热情，答应他们：“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我一定邀请你们参加第一军，并希望青年们投笔报国。”后来在抗战发生后，胡宗南果然邀请湖南省许多青年学生组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加入胡部。
胡宗南部扩编为第一军后，本打算在湖南训练。在这时胡突然接到蒋介石电令，因为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8月从川西北上入甘，陕北中央红军南下接应，有在甘肃三军会师的态势，陕甘军事形势吃紧，调胡部速回陕甘“进剿”。
1936年9月11日，胡宗南向全军下达回师动员命令。“遂于14日向西北出动，用铁道运输”，分别由长沙、汨罗、岳州“乘车北上，经粤汉、平汉、陇海各路，于19日全部到达陕西咸阳附近，复于25日沿西秦公路继续向甘肃清水、秦安一带徒步前进。”《第一军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战斗详报》（1936年10月至11月），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档，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重回西北，收到周恩来密信（1）
重回西北，收到周恩来密信
1936年9月19日，胡宗南率第一军从湖南回到陕西关中，驻军咸阳、凤翔一带。胡宗南的第一军军部驻咸阳打包厂。
胡宗南率第一军奉命归“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指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由蒋介石兼，副总司令为张学良。胡宗南的第一军为“西北剿总”下辖第一路军（朱绍良司令，王均副之）的第二纵队，胡兼任第二纵队司令官，除指挥所部第一军外，还指挥周祥初的第四十三师与孔令恂的第九十七师。
胡宗南到西安拜见了张学良。这位比胡宗南还年轻5岁的“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在这时已秘密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但在表面上仍在指挥西北“剿共”军事。他向胡宗南介绍了西北的军事形势与“西北剿总”的作战计划。因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进入陇南，陕北中央红军进入陇东策应，红军三个方面军企图在甘肃会师，因此，张学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令胡宗南率第二纵队各部，迅速抢占西（安）兰（州）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协同友军，隔断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道路，然后配合其他部队，各个分割“围歼”之，实施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胡宗南了解到，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北剿总”调集了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王均的第三军、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川军孙震部、青海马步芳部、宁夏马鸿逵部、东北军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以及胡宗南各部，协力“围剿”会师甘肃的红军三个方面军。
1936年9月19日当日，胡宗南又从咸阳飞至兰州，“即晤朱主任绍良，于主席学忠，协商剿匪机宜。”(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9月20日第3版。9月21日，胡接到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要胡对“新入西北之各师，行军序列及其行军日程，希即详报。”并令胡“须随主力前进，并朝夕勿离军中。剿匪战术，应令各师、旅、团长切实研究，尤应注意遭遇战术，务须多留预备队，并到处日夜构筑工事，务派远探为要。”《蒋委员长致胡宗南军长令报行军序列及其行军日程并指示剿匪战术电》，转引自(台北)《革命文献》第94辑，第58页（台湾出版）。
1936年9月25日，胡宗南率部从咸阳出发，沿西兰公路，向甘肃静宁、会宁、定西一线进发。胡宗南又一次开始了他在西北的军旅征战生活。
这时，全国与西北的形势都在迅速发展，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
随着日本侵华活动的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更加加深。全国抗日救亡热潮进一步高涨。1935年年底平、津地区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华北、西北与全国。1935年秋进驻西北的东北军张学良部与原驻陕甘的西北军杨虎城部在形势的推动下，都有了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倾向。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改变战略，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先后提出了“逼蒋抗日”与“联蒋抗日”的政策与口号，一方面派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进行秘密谈判，另一方面又派出许多人员与国民党内各地方军事实力派，如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阎锡山等进行联络；同时，中共方面还利用各种关系，对南京国民政府中有影响的军政大员，进行联系、疏通、说服与团结的工作，积极争取与广泛团结一切有抗日爱国思想的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重回西北，收到周恩来密信（2）
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共方面将胡宗南作为重点争取与统战的对象。
中共领导人中，特别是周恩来，曾与胡宗南在黄埔军校中有过较多的交往，在东征陈炯明中曾共同战斗过，对胡宗南有相当的了解。中共方面认为，胡宗南有一定的民族民主革命积极性，曾接近中共人士周恩来、胡公冕等人。在东征、北伐中立有战功，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干。后来国共分裂了，他出于多种原因，跟着蒋介石走了。在十年国共内战中，他的部队也参与了对红军的“围剿”。但当日寇侵华加剧，中华民族的危机深重时，他表现了很大的爱国热情，多次请缨抗日。胡是国民党军人中一个具有典型的两面性的将领。
中共方面还了解到，胡宗南近几年手握重兵，得到蒋介石越来越深的信任与宠爱，在国民党军队中地位急剧上升，成为新兴的黄埔系青年将领的首领，影响日益增大。争取了胡宗南，就可影响一大批国民党将领，特别是黄埔系军事集团。而黄埔系是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军事支柱，通过胡宗南可以影响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在陕北白家坛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谈到胡宗南，认为胡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周说：“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恐怕要算胡宗南了。反共战争的大部分战果是他取得的。”(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
基于以上原因，中共方面从1936年年中开始，对胡宗南进行积极的争取、团结、说服与统战工作。1936年春，中共中央以红军中出身黄埔军校的将领名义，联名写信给胡宗南，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这时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对胡宗南也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他在1936年8月14日写给中共派往上海的地下特派员冯雪峰的秘密信函中，指出：
……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你的通信方法要改得十分机密。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系，不经过你，以免生事。各种上层接治之事，望写一报告来……《毛泽东致冯雪峰信函》，刊(北京)《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3期，第2页。
中共方面首先向胡宗南伸出统战工作之手的，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就在胡宗南率军重回西北之际，周恩来于1936年9月1日亲笔写了一封密信给胡，对胡叙旧情，谈国事，娓娓动人，情长谊深，有批评，有规劝，有希望。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
重回西北，收到周恩来密信（3）
宗南同学：
黄埔分手后，不想竟以敌对。十年来，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今春红军东向，曾联红军中黄埔同学多人，致书左右，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请，惟未蒙即予赞同。然私表总以兄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时机未熟，在兄或亦有难言之隐也。
日寇侵绥，已向西北迈进，其航空总站设于定远营，航空线竟遍布陕、甘、青、宁四省。兄素有志西北，试想今日之西北，岂能再容退让，亦岂能再操同室之戈？敝方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起见，已集合全国主力红军于陕、甘、宁、青、并向贵党呼吁，立停内战，共谋抗敌。顷更致公函送于贵党中央，表示我们抗日救国方针及愿与贵党重谋合作之诚意。久闻贵方当局及黄埔同学中有不少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今国难日亟，敝方提议或不致再遭拒绝。惟合作必以停战为先。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立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此着克成，全国抗日战争方能切实进行，西北御侮行动，亦必能统一步骤，不致为日寇各个击破，陷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也。
叨在旧知，略陈鄙见，如不以为无当，还望惠我好音。纸短心长，怅望无既。专此。顺致
戎祺！
恩来
九月一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0页。
胡宗南接到此信，当是在1936年10月前后。胡宗南没有给周恩来回信，因而也未与中共方面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但胡宗南对周恩来个人是尊重敬佩的。据胡宗南后来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回忆，胡宗南将周的这封信一直珍藏在身边。他对周恩来所说“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这句话尤为感慨。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红军将领徐向前
1936年10月18日，毛泽东又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名义，专门给胡宗南写去一封信，并指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专函缮送胡宗南，并即印刷多份向各军发送”。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等电》（1936年10月18日），藏(北京)中央档案馆。毛泽东在信中以徐向前与胡宗南为黄埔一期同学的关系，回顾黄埔情谊，陈述当前形势，规劝胡宗南弃嫌修好，再次发出两军停战、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呼吁，有理有节，有打有拉，有感情，有文采，写道：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
重回西北，收到周恩来密信（4）
黄埔一别，今已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亟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长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可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实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力长寇焰也；如不见谅，必欲战而后快，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迫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给予必要之还击。敝方各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深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校长现已大有觉悟，甚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当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兹特遣使携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即乞停止贵方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党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祸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认诶唐突也……
学弟徐向前手上毛泽东：《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452页。
胡宗南是个有爱国热情的国民党军青年将领。在当时全国抗日爱国热潮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周恩来、毛泽东数次文笔纵横、亲切热情的规劝与引导，自然不可能不对他产生一定影响。只是内心所动，不为外人所知。但在很快到来的西安事变与抗日战争中，胡宗南即有各种非同一般的表现。
山城堡之败（1）
山城堡之败
1936年9月25日，胡宗南率军从咸阳出发，沿西兰公路，向甘肃静宁、会宁、定西一线进发。胡宗南又一次开始了他在西北的军旅征战生活。
1936年10月初，胡宗南率部到达甘肃秦安地区，与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取得联系，约定二部协同作战。
关麟征原名志道，字雨东，1905年生，陕西省户县人，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比胡宗南小九岁。
当时，张学良给他们来电，告诉他们，从川西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有从天水以西地区北上的企图，要他们万勿停止，速向通渭城前进。关麟征向胡宗南建议：关、胡二部联合起来，在静宁、通渭、会宁间截击与“围歼”北上之红二、四方面军。关麟征认为红军连年转战，损失严重，疲惫不堪，只能算三等战斗力。胡宗南不同意关麟征的判断，认为红军虽经艰苦转战，仍是一等战斗力，不可轻估。而且胡宗南在这时缴获到一份红军在9月份制订的《通（渭）、庄（浪）、静（宁）、会（宁）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就是南、北两路红军配合，在通、庄、静、会地区夹击消灭行军到这里的胡宗南部，将主要攻击矛头指向胡宗南。因此胡宗南拒绝了关麟征的建议，率部谨慎地向静宁、通渭地区前进。胡宗南此举遭到关麟征的嘲笑。覃异之：《伪二十五师在甘肃阻击红军和“双十二”事变后的关麟征与胡宗南》，刊《甘肃文史资料》第5辑，第20页。
胡宗南缴获的红军《通、庄、静、会作战计划》是真实的。这份计划是陕北的中共中央与在甘南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于1936年9月中、下旬通过电报反复协商而制定的。后因张国焘多次延拓，致使战机丧失。1936年9月底10月初，红二、四方面军从天水以西地区北上；与此同时，陕北的中央红军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派出一支突击部队飞速南下，于10月2日抢在国民政府军王均第三军前，袭占了甘肃会宁城。1936年10月7日，南北两路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实现了会师。接着，在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计划》，指示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短期休整后，从10月中旬起，开始实施宁夏战役计划，集中力量向北攻取宁夏，企图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而以一部兵力向南组织扇形防御，迟滞胡宗南等追击部队北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01～509页。依据此计划，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红九军与红五军组成西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在甘肃靖远的虎豹口陆续渡过黄河，企图与黄河东的红军主力配合，协同北攻宁夏。
山城堡之败（2）
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使蒋介石感到震惊。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0月18日，兰州绥靖公署主任兼“西北剿总”第一路军司令朱绍良向第一路军各部发布《剿匪计划纲要》，内称：“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朱（德）徐（向前）等股匪之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向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地而歼灭之。”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档，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朱绍良指挥入甘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分为东、中、西三路，向会宁、静宁、通渭地区的红军大举进攻，其中以胡宗南指挥的第一路军第二纵队为东路军，从秦安一线进攻静宁，然后经海源、打拉池向宁夏、陕北追击；以王均指挥的第一路军第一纵队为中路军，以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为先头部队，进攻通渭，然后向靖远地区追击，控制黄河渡口，阻红军西渡；以毛炳文指挥的第一路军第三纵队为西路军，向会宁县城及其以西地区追击。
10月22日，蒋介石飞到西安督战。
10月21日开始，三路部队同时向红军发动猛烈进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他们“仰仗优势兵力和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我并进猛扑。攻势十分凌厉。”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08～509页。其中西路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在飞机配合下，经过两天激战，于10月22日攻占毕家岭，23日进占会宁城。红四方面军阻击部队损失1000多人，副军长罗南辉阵亡。中路军王均的第三军，以及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在占领通渭城后，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向靖远突击，于10月30日攻至黄河边，控制了黄河渡口，并一度占领了靖远以东约六十华里的打拉池，切断了红军渡到黄河以西的部队（红军西路军）与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联系；接着，该师迅速穿插到宁夏中卫与定远营，协同马鸿逵部，控制了红军北进宁夏的通道。
与中、西两路军的攻势凌厉相比，只有胡宗南的东路军进军迟缓谨慎，在占领静宁后，比中路军先头部队关麟征师落后了近两天路程。本来应属于胡部攻占目标的打拉池也被关麟征部抢先占领。为此，关麟征得到蒋介石的来电嘉奖与奖金五万银元。姚国俊:《关麟征部在陕甘阻击红军回忆》，刊《甘肃文史资料》第5辑，第14页。胡宗南对此不能不受到刺激。
西北战场的形势迅速发生了严重的变化。由于国民政府军迅速控制了黄河渡口，切断了红军渡到黄河以西的部队（红军西路军）与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联系，同时加强了中卫与定远营的防守，控制了红军北进宁夏的通道，迫使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在1936年11月中旬决定暂缓宁夏战役计划，准备先集中力量击破南面的追击之敌。但他们在打拉池、麻春堡、关桥堡等地多次设伏，企图诱歼胡宗南等部，均因故未能达到目的。11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作战新计划》，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令红军三个方面军经陇东退入陕北，机动作战。11月12日，红军逐步从同心城、李旺堡一线东移，于11月15日撤至萌城、甜心堡、石堂岭、豫旺堡一线休整待机。
山城堡之败（3）
而在后面追击红军的国民政府军各部队去向不一：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已穿插到宁夏中卫与定远营；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准备西渡黄河，协同青海马步芳军“追剿”红军西路军；王均的第三军，因王均在11月8日飞机失事死去，由曾万钟升任军长，在进占同心城后暂停前进；在平凉、固原一带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因已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行动消极。
只有胡宗南指挥的以第一军为核心的第二纵队，因以前进军谨慎迟缓，战功平平，现见红军一路向东退却，以为红军已被击败、企图逃回陕北根据地，遂一改以前的谨慎态度，在占领同心城后，即分路向豫旺堡一线红军追击。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企图沿甘、宁交界地区向东疾进，直插定边、盐池，威逼陕北红军根据地中心、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并与在陕北的李仙州、高双成等部配合，夹击歼灭红军。
在追击途中，胡部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李正先部的第二团团长、黄埔三期生杨定南被红军的冷枪打死。
胡宗南当时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训话，将他对红军的错误估计告诉部属，说：“共军由南到北，已是精疲力竭，弹尽粮缺，而且人员损失大半，已成惊弓之鸟，没大力量了。乘此他们跑得不远的机会，只要我们一刻不放松地穷追，一定把当面这股共军消灭在黄河东南地区。”彭竹林：《国民党第一师追击堵截长征红军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第167页。
胡宗南的轻敌冒进、孤军突出，正好给擅长伏击“围歼战”的红军创造了战机。红军虽艰苦转战，但战斗力仍很强。1936年11月15日，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前线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等，指示红军从豫旺堡东撤后，应“以洪德城为中心，豫旺县、盐池、环县之三角地区”设伏歼敌，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以东，向山城堡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电》（1936年11月15日），藏(北京)中央档案馆；转引自《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649页。北路纵队就是胡宗南的第二纵队。从11月16日起，红军前线各部队即向山城堡南北地区运动、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山城堡位于甘肃省东北部环县以北洪德城和甜水堡的中间地带。这里川原相交，六水汇流，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很便于大部队设伏。
1936年11月17日，胡宗南在占领豫旺堡后，将所部四个师分为三路，从豫旺堡向定边、盐池一线追击前进：左路为第一师第一旅李正先部，向宁夏南部的灵武县惠安堡、大水坑前进；中路为第一师第二旅詹忠言部，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右路为第七十八师两个旅，由西田家塬向山城堡前进。另以第九十七师孔令恂部与第四十三师周祥初部为第二梯队，在后跟进。
山城堡之败（4）
在11月17日当日，中路第二旅詹忠言部进至萌城以西地区，就遭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的伏击。这次伏击红军是利用平地之间的深沟作掩护。当詹旅前卫第三团刘超寰部进抵两道深沟之间时，隐伏的红军突然发动袭击，封锁前后两道沟口，以一部兵力牵制后面的旅部与第四团李友梅部，而以主力“围歼”刘超寰团。团长刘超寰一开始就被击伤腿部，官兵伤亡数百人。但该团是胡宗南部的精锐，战斗力强，在一度慌乱后，终于稳定下来。中校团副陈鞠旅代替团长指挥，命令各营将重机关枪集中由营长掌握，轻机关枪集中由连长掌握，统一使用，集中火力；步枪兵则准备好刺刀、手榴弹，等待白刃肉搏；并令各连、排长带领士兵呼喊口号：“第一师不打败仗！第一师不当俘虏！共军抓住第一师官兵要活埋！”借以鼓舞士气。彭竹林：《国民党第一师追击堵截长征红军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第167～168页。经过激烈的肉搏拼杀，到黄昏时红军退去。该团与第四团共伤亡600多人，却未被红军全歼。
但胡宗南并不以第二旅中伏为失败，相反他认为自己部队战斗力强，红军已是不堪一击。恰在这时，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在11月18日的来电，催促他率部速向定边、靖边“进剿”。蒋介石在电文中说：“弟部到达定边后，应即派队至安边（与八十六师高双成部）联络，即可向靖边‘进剿’。”蒋介石并告诉胡：第二十一师李仙州部在陕北东部建筑封锁线，“自横山经石湾、安定，瓦窑堡、清涧至延川一带，已筑成封锁线，匪不能东窜，横山阵地亦甚坚固。”《蒋委员长致胡军长宗南电》（19361118），转引自《革命文献》第94辑，台北出版，第64页。要胡部迅速向前进逼，与李仙州、高双成等部前后夹击，摧毁陕北中共根据地。因此，胡宗南下令，调第二旅到后方休整，以第四十三师周祥初部接替中路，各路追击部队继续向东追击前进，气焰颇盛。
1936年11月20日，胡宗南部左路第一旅李正先部进占红井子，第九十七师孔令恂部跟进至大水坑；中路第四十三师向保牛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进至山城堡、小台子、凤台堡一线。
山城堡一线，正是红军以主力设伏的所在地。11月20日第七十八师先头部队第二三二旅廖昂部先行进入山城堡，发现这一带“居民逃避，十室九空，给养柴草，无处购买，而地区辽阔，人烟稀少，道路困难，后方兵站又不能追送，前方部队时虞断炊，实以严重问题也。”《第一军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1936年10月至11月诸战役战斗详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档，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而且这一带饮水奇缺，只有山城堡虽住户很少，却有一股笔孔大的、在这干旱地区难得的泉水。廖旅当晚住山城堡休整。
1936年11月21日，第七十八师的后续部队第二三四旅李用章部也有部分军队开入山城堡。
山城堡之败（5）
这天中午时分，正当廖昂旅准备开拔继续向前追击时，突然发现红军大部队正从东、南、北三面向山城堡运动接近，有包围山城堡的态势。廖昂立即下令各部准备作战。他发觉山城堡地形不利，想让全旅后撤至曹家阳台山地固守。但廖旅第四六四团团长晏俭反对。晏俭，江西修水人，黄埔四期毕业，跟随胡宗南征战多年，争强好胜。廖昂虽为旅长，却缺乏主见与果断，对是否转移阵地因晏俭的反对而迟疑不决。约下午2时，红军向山城堡发动了猛攻，并迅速完成了对山城堡至哨马营地区的压缩包围。廖旅队伍大乱，伤亡严重。廖昂与两个团长晏俭、徐保指挥所部拼命抵抗，方将阵地稳定下来。激战至黄昏时分，廖昂方下令部队从山城堡向曹家阳台山地撤退，凭借山上工事顽抗。山城堡遂为红军占领。
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听到廖昂旅在山城堡被红军主力围攻的消息，急忙派遣李用章旅第四六八团谢义峰部赶来增援。丁令廖旅与谢团配合，在阵地上坚守一夜，候明天天明胡宗南所派援军赶到，再行反攻。
然而，未等第二天天明，廖昂旅当夜就遭到红军歼灭性的攻击。这夜夜色漆黑一团。擅长夜战与近战的红军乘黑暗掩护，冲入廖旅阵地，勇猛穿插分割与肉搏拼杀。廖旅官兵在开始还抵抗一阵，很快就全部瓦解，向山腰溃退逃跑。当时参加这场夜战的红军一师十三团政委魏洪亮回忆说：“胡宗南的所谓‘精锐’，白天打阵地战还有一套，可是，夜战碰上红军这些夜老虎，他们就绵羊也不如了。特别是被冲垮以后，兵离了官，官没了兵，完全变成了散沙一把，乱石一堆。有的士兵知道红军的俘虏政策，跑一阵，跑不动了，干脆找个坑坑蹲起来；有的夹在人群中，呼吁奔跑，不知天南地北。天亮，一看全是红军，把枪一丢，一屁股坐下去，不动了。……所有的俘虏兵，个个脸发白，嘴唇出血，他们除了惊吓以外，据说是两天多没喝一滴水了。”魏洪亮：《夜战山城堡》，刊(北京)《解放军报》1975年12月4日。
经过一夜战斗，到11月22日上午9时左右，战斗结束。廖昂旅几乎全部被歼，团长晏俭阵亡，只有廖昂、徐保带少数人突围逃脱；李用章旅也损失严重。第七十八师的大量武器弹药为红军缴获。
与此同时，胡宗南部左路第一旅李正先部在行至大水坑地区也遭到红二十八军的有力阻击，被迫向后撤退。
胡宗南听到山城堡的败讯后，被迫令各路追击部队暂停前进，向后收缩撤退。
山城堡之败是胡宗南从军以来，特别是从1930年年底担任第一师师长以后，第一次遭受的沉重打击。过去他参加东征、北伐、新军阀内战与“围剿”红军，多是扮演战胜者的角色，好像“天下无敌”，助长了他骄傲自负的情绪；即使在松潘草地拦截红军，包座失利是他指挥的杂牌部队所造成的。而这次山城堡之败，则无可置疑地是胡宗南多年培训与指挥的第一军嫡系部队整个旅的完全覆没。而且，这又是胡宗南在数月前升任第一军军长后遭到的当头一棒。胡宗南感到这是他与第一军的奇耻大辱，为此痛心疾首，闷闷不乐多日。
胡宗南令全军收缩集结于惠安堡、同心城一线，进行整训。胡给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与第二三二旅旅长廖昂以撤职处分，升任原第一师副师长李文为第七十八师师长，任命周士冕接任第二三二旅旅长。
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和派”（1）
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和派”
胡宗南在山城堡丧师失利以后，将属下各部西撤到惠安堡、豫旺堡、韦州、同心城一线，进行休整补充。南京军政部派容克飞机专门为胡部投送子弹和食物等给养物资。
这时，全国形势急剧发展。在胡宗南部于11月22日在山城堡失利后的两天，11月24日，国民党晋绥军傅作义部在绥远百灵庙战役中取得抗日重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一方面派遣陈诚到太原与阎锡山筹划乘胜出兵进袭察北日伪军；另一方面他本人于12月3日再次飞到西安，住郊区临潼华清池，督促“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加紧“进剿”陕北红军，准备于12月12日颁发第二次进攻红军的命令。12月上旬，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钱大钧、蒋作宾等军政大员云集西安。当时西安城里风传，蒋介石为贯彻“剿共”决策，准备发表蒋鼎文为“西北剿总”的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蒋介石致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函》（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1页。显然，这是蒋介石不满意“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剿共”不力而准备采取的一些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