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蒋介石的上述指示精神，胡宗南将所辖各军作如下布防：
以主力第三十四集团军守卫黄河河防，其中第一军，以第一师守备潼关，第七十八师与第一六七师控制于华阴、华县之间；第十六军担任朝邑至宜川以东河防；第九十军控制于韩城、郃阳一线；另以第二十七军、第三十六军、第七十六军等为机动部队。不久第二十七军开往晋南中条山；第四十二军驻防甘肃。
以陕西与甘肃的地方保安旅协同部分主力部队封锁中共的陕甘宁边区。
第七军分校与战干四团（1）
第七军分校与战干四团
胡宗南自带兵以来，在扩充自己军事实力的同时，一贯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军政干部与培训、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被人称为“训练万能”。以前胡宗南曾举办过都办过各种形式的军官训练班，如在1931年驻军开封期间，创办了“第一师军官训练班”，在1934年到1935年驻军天水期间，创办了“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在1936年驻军长沙期间，创办了“第一军军官暑期训练班”，在1937年驻军徐州期间，举办了“第一军军官短期训练班”等。现在，他驻节西安，手握重兵，成为方面大员，更加重视此道。
首先，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允许与支持下，利用抗战军事急需大批军政干部人才，主持创办了“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以培养部队的军事政治干部。胡宗南曾对亲信部下说：“委座统一中国，靠办黄埔；我们要继承大业，就一定要办好七分校。”胡宗南的主任秘书、第七军分校政治部副主任余纪忠称胡宗南办第七军分校是“煞费苦心”、“席不暇暖”、“一饭三吐哺”。杨健：《胡宗南与第七分校》，刊《陕西文史资料》第八辑，第95～96页。情况也的确如此。
抗战前，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设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并在洛阳、武汉、成都等地设立分校。抗战开始后，南京中央军校本部迁到成都，与成都分校合并。另以洛阳分校为一分校；武汉分校迁到湖南武岗，称二分校；在江西广丰成立三分校；广州分校迁到贵州独山，称四分校，在云南昆明成立五分校，在广西桂林成立六分校。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就依次称七分校。以后在湖北草店还成立了八分校，在新疆迪化成立了九分校等。
第七军分校筹建于1938年初，由胡宗南呈请蒋介石批准，以胡宗南、罗历戎、吴允周、袁杰三、张研田、洪轨共六人组成建校筹备委员，借凤翔师范学校为军校校址，初步建校。1938年5月，由吴允周等人负责，将校部迁移至在西安以南约二十公里的王曲，正式建校，第一期学生入学。该校照例以蒋介石兼校长，由成都中央军校校务委员会委任胡宗南担任负责校务的主任，并先后委派顾希平、邱清泉、周嘉彬、张卓等人为副主任，实际主持学校工作。在校部下面设六大处，吴允周任教务处处长，袁杰三为总务处处长，曾扩情、王超凡先后任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编篡出版校刊《王曲杂志》。
1938年4、5月，第七军分校招收第一期学员，其生源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胡宗南在1937年底率部从上海西撤过程中，下令收留沿途青年，如在滁州收容了当地青年组织“随军服务团”的人员，在安徽北部收容了徐州中学教员赵观涛率领的四百多青年，在寿州收容了安徽童子军教练官徐康民率领的流亡学生五百余人，以及从上海、南京流亡出来的大批青年学生。胡宗南将这些青年学生都随军带往西安。
在1937年年底，胡宗南派刘钊铭到长沙招考了六百多名青年学生。
第七军分校与战干四团（2）
在1938年2月，胡宗南派人到淮海沦陷区招考了八百多名青年学生。
还有，如前所述，在1936年7、8月胡宗南驻军长沙期间，曾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有意结识了长沙各学校中一批有才干与活动能力的青年学生骨干人物，如汪国栋、陈大勋、彭书隐、李兰芳等人，答应他们：“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我一定邀请你们参加第一军，并希望青年们投笔报国。”抗战发生，在1937年9、10月胡宗南率部在上海与日军作战时，就打电报到长沙，邀请陈大勋等人到上海，嘱托他们组织青年支持抗战。陈大勋等先在上海、苏州等地动员一批青年与学校童子军，成立抗日宣传队，支持上海前线抗战。后来，陈大勋等人回到长沙，就发起组织成立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有五十多人，由李兰芳任团长，在1937年12月底从长沙前往武汉，经胡宗南亲自面试，到河南信阳正式加入胡宗南的第一军。后来，胡宗南将其中一些人送入七分校，其他人送到胡军各部队中作政治工作。1938年8月，“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解散。
胡宗南从以上这些青年学生中，考选了千余人，作为创办第七军分校第一期学员。
后来七分校又奉命接受了康泽在王曲所办的“特种训练班”的学生与顾希平带往西安受训的一批江苏省籍青年；又从冀、鲁、豫等地沦陷区招录了一些青年学生。胡宗南指示将这些青年学生经考核后，选送合格者入七分校，编为几个学生总队，以李正先等人为总队长。
第七军分校对入校学生与受训人员分科施教。其中设几个步兵学生总队，专门进行军事教育训练，培养初级军事指挥人才与参谋人才；两个政治训练队，专门施以政治教育训练，培养政工干部；一个边语训练班，是专门施行外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培养外文人才与外交人才；一个特科总队，培养军事情报、保卫等特工人才；两个军官大队，专门调训部队中下级军官；两个军士教导团，则是培养训练部队基层政工人员，即所谓“政治军士”等。学校另有一个练习团与一个输送营。每期学生的学习培训时间约一年。全校官兵师生最多时达到两万余人，不仅超过其他各军分校，也超过成都中央军校本部。
胡宗南将在1938年5月进入第七军分校、1939年3月毕业的第一期学生，按照黄埔军校创办后所毕业学生的序列，编为黄埔第十五期。从这期开始，胡宗南在七分校共召了五期学生，到第十九期结束，共培养毕业学生三万八千余人。胡宗南统称之为黄埔大家庭成员，源源不断地充实到胡部各军中，成为胡部中、下级军官增补的最主要来源。胡宗南对这些七分校毕业学生与受训人员十分重视，视之为自己的门生与亲信，往往优先安排工作与提拔职务。过去，胡宗南在其部队中用人的标准是“黄陆浙一”，即是黄埔出身、陆大深造、浙江籍贯与有在第一师从军的经历；自七分校创办后，改为“黄陆浙一七”，即加上了在七分校毕业或受训。胡宗南利用七分校不仅培养了大批青年军官，通过他们进一步控制了部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自己在部队中的威信，而且还培训了不少杂牌部队的行伍军官，使他们黄埔化，消弥了部队中的一些矛盾，并在无形中逐步改造与吞食了各非嫡系部队，有力地推动了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建立与发展。
第七军分校与战干四团（3）
直到1947年，因国民政府下令停办各地军分校，西安第七军分校就将第二十期学生合并到成都总校。七分校遂告结束。
胡宗南在创办第七军分校的同时，又创办了专门培养文职政工干部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该校校址设在西安城西南隅原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遗址。胡宗南以该校招收那些因体力不合格不能入第七军分校的男知识青年与女学生，加以教育训练，培养成军队与地方的政工干部。后来该校还招收陕、甘、豫的地方干部加以培训。胡宗南援例请蒋介石兼任“战干四团”的团长，以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任副团长，胡自己任教育长，先后任命周士冕、葛武棨等任副教育长，实际主持校务。在团部下设教务处、政治部等机构。该校经常受训的学生与干部达两三千人。
汤恩伯
后来，胡宗南又在西安南七十里之翠华山太乙宫，与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部联合举办了“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训练游击干部。因为汤恩伯曾在1938年冬担任过“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长，有这方面的经验。胡宗南与汤恩伯约定，该训练班的教育训练由汤恩伯主持，事务由胡宗南派员主持，学员亦由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与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两部队军官中，逐次抽调参加学习。后来扩大到绥远、察哈尔、甘肃、宁夏等地的部队。训练班的主任援例由蒋介石兼任，以军委会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任副主任，蒋鼎文为教育长，胡宗南为副教育长，汤恩伯为总教官，办公厅主任由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罗列兼任。1940年蒋鼎文他调，先后由胡宗南、陈大庆、陶峙岳、缪徵流等人担任。训练班规定，每期学员学习受训六个月。第一期成立了四个学员队，以后有所扩大。该训练班共办了十二期，培训出来的学员被派遣到沦陷区开展活动，组织敌后部队，配合中国正规部队作战。
此外，胡宗南还在兰州设立“西北干部训练团”，轮训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地方军政人员，其性质同于西安的战干四团；在西安、天水、宝鸡、兰州等地相继开办了军医学校、骑兵学校、工兵学校、财会学校等，都成为日益壮大的胡宗南军事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说，胡宗南所办的这些学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培养与培训了为数可观的各种军政人才，不断补充到胡宗南的各部队与其他各部队中以及地方党政机关中，充实了中国抗战力量，也扩大了胡宗南个人的势力与影响。但由于这些学校的机构过大，发展过快，更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党、政、军机构普遍的腐败，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种种官场恶习。如第七军分校在各地招生中，为了追求数字，以及拉关系、开后门等原因，竟每期都招收进许多身体过弱、文化过低、年龄过大的人进校作入伍生，根本不适合培训。仅在第十五期第二总队学员中，三四十岁以上的学员约占学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年龄最大的学员竟至50岁，而年龄最小的学员却只有15岁。
第七军分校与战干四团（4）
杨健：《胡宗南与第七分校》，刊《陕西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06页。这就必然要影响第七军分校的学习与训练。这些情况传到重庆的军训部。这是在1940年，正是白崇禧任军训部部长，他有权管中央军校及其各分校，就突然带了一批考核官亲临西安，对七分校学员进行严格的考核甄别。胡宗南是个好大喜功又极爱面子的人，为了应付军训部检查，竟指示部属，利用七分校学员人数多、驻地分散的特点，要求军训部主持考核的人员采用轮流考核甄别的方法，然后就在七分校中组织一批体格强健、文化程度较高的学员，冒名顶替，巡回代考。后来还将西安市内的一些中学生也拉来代考。白崇禧发现了这些情况，就规定在考核甄别时，要对照学员的照片，而且不仅考学科，还要考术科。这就使得那些冒名顶替者破绽百出，一不懂口令，二不懂步法，三不懂枪法。结果淘汰了一二千名不合格的学生，白崇禧下令遣散。但那些被遣散的学员不愿离校，游行示威，在打砸了七分校校本部后，又向西安市区进发。西安为之戒严。胡宗南急派亲信部将张新等人去劝阻学生。胡对张新等人说：“你们赶快去收容这些学生，第一头皮要硬，第二说话要软。”张新等人就对那些被淘汰的学员们说：“应该打的是白崇禧！你们是胡先生的学生，不是白崇禧的学生。白崇禧不要你们，胡先生是要你们的！白崇禧不发毕业证书，胡先生发给你们！保证大家都有工作。”许久，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胡宗南后来对这批被淘汰的学生用“补考”、“试读”、“旁听”等名义，仍将他们留在七分校，后来都发给毕业文凭，分发到各部队中去。张新：《胡宗南其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176页。
胡宗南的弄虚作假不止这一次。1943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到潼关检阅第一师部队，胡宗南竟令将七分校的一部分体格强健的学生用全副崭新的装备，编成一个团，冒充第一师的官兵演习，接受华莱士检阅。还有一次，军政部巡回检阅团到天水点验第四十二军部队，胡宗南又令以第四十八师最满员的第一四三团轮回受点好几次。
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本是中国数千年官场的恶习与顽症。到民国时期，这种“官场病”依然盛行。好大喜功而又虚荣心极强的胡宗南更是热衷于此道。我们将在以后可以看到他在1947年率部攻占延安时更为恶劣的弄虚作假的表演。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1）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
就在胡宗南迅速扩充军事实力，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之时，他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方面也对他这位手握重兵的国民政府军事大员，在密切地观察，认真地研究，并开始切实地对他进行着多方面的工作。
中共方面对胡宗南进行秘密工作的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由周恩来亲自策划指挥，派遣中共的一位年轻的情报人员，掩盖身份，取得胡宗南的信任与赏识，打入胡的身边，担任至关重要的胡的贴身侍从副官与机要秘书，借以长期获取胡的各方面机密情报。
如前所述，在1936年7、8月胡宗南驻军长沙期间，曾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有意结识了长沙各学校中一批有才干与活动能力的青年学生骨干人物，如汪国栋、陈大勋、彭书隐、李兰芳等人。抗战发生后，在1937年9、10月胡宗南率部在上海与日军作战期间，曾打电报到长沙，邀请陈大勋等人到上海，嘱托他们组织青年支持抗战。陈大勋等人回到长沙后，就发起组织成立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准备到第一军服务。此消息传到了正在武汉国统区工作的中共代表团那儿，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周恩来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开创人，曾长期领导中共的情报工作。他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抗战开始后，国共合作的形势很好；但以后历史发展是曲折的，国共两党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势必要发生，因此他主张中共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要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在抗战初期就要着手下闲棋、布冷子--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各军政要害部门与党政军各要人身边，安插进中共的各种秘密情报人员。在周恩来等人的秘密策划布置下，中共秘密情报人员谢和赓担任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余湛邦担任了张治中的机要秘书，赵荣生担任了卫立煌的机要秘书，等等。
胡宗南是蒋介石军事嫡系黄埔系的首领，手握重兵，抗战开始后军政地位急剧上升。周恩来对他更加重视。因此当周恩来听到胡宗南部将接受“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消息后，立即指示中共代表团中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迅速选拔一名年轻中共党员到长沙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周恩来还根据他所掌握的胡宗南的个性特点，提出选拔这个青年党员的一些条件，即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以能适应在胡宗南部工作。
蒋南翔经考查，最后选定了他在清华大学的同学、并由他秘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熊汇荃。
熊汇荃，17岁就考入清华大学，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长达12年。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2）
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家住湖北武昌，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刑庭庭长，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与名望。熊汇荃本人于1919年生，在1935年才17岁就考入北平清华大学读书。在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任“民先”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后又由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蒋南翔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人出身官宦，仪表不俗，年纪较轻，又聪敏精细，受过高等教育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锻炼，知识面广，记忆力强，能随机应变，完全符合周恩来的要求，能适应在胡宗南部队中长期潜伏进行情报工作。抗战发生后，熊汇荃正在迁移到长沙的临时大学就读，通过中共地下党员郭见恩，与蒋南翔重新接上了关系。蒋南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熊汇荃留在长沙，不要暴露中共党员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争取进入胡宗南部工作。
“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团长是湖南一位从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李芳兰。此人很有社会活动能力，与国民党上层一些人物有些往来，在湖南略有些名气。当时自愿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约有五十多人，其中有从南京中央医院西撤的医生、护士，有从上海西撤的爱国青年，还有一位画家赖少其，另外还有二十多名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大多数是北平、天津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洪同，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陈忠经等人。熊汇荃按照蒋南翔转述的周恩来的指示，以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身份，报名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胡宗南更是重视，自江苏前线来电表示欢迎，还特地派来一位姓陈的政工人员到“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当指导员。
1937年12月底，熊汇荃随“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到达武昌。
1938年1月初，胡宗南来到武昌，亲自分三批接见与考察“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每次接见时，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说“请坐”，然后提出三或四个问题；回答时，胡宗南注意听，还注意看。问完，胡宗南在名册上记下他的印象与观感的符号。--胡宗南用的仍是中国传统官场的面试目测法，此法虽简便，也有一点效用，但对一般被试者尚可，对胸有城府、善于做作者则不灵，对那些怀有特殊使命的大智大勇者，则尤不可用了。如他这次面试熊汇荃时，就完全被熊汇荃所迷惑了。关于熊汇荃到胡宗南部进行情报工作情形，引自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熊汇荃为着完成中共方面交给他的使命，达到顺利进入胡宗南部，并取得胡宗南的关注与赏识的目的，认真思索了胡宗南的个性特点与提问方式。他发现，胡宗南对前几个人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问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要到本军来？”熊汇荃当即萌生出一个念头，要使自己的回答与言谈举止迎合胡宗南的个性与爱好，要使胡宗南这个令常人“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给胡宗南留下崭新而深刻的印象。因此，当胡宗南点到熊汇荃的名字时，熊汇荃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这一手果然使胡宗南很惊讶，瞪着眼瞧着熊汇荃。
胡宗南问：“贵庚？”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3）
熊汇荃答：“再过三个月零四天满19岁。”
胡宗南又问：“熊先生为何到本军来？”
熊汇荃作惊人之语：“参加革命！”
胡宗南听了一怔，问：“熊先生到本军来是为了参加革命？”
熊汇荃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宗南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
熊汇荃答：“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除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宗南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汇荃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熊汇荃话音刚落，胡宗南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汇荃脱口而出说：“杀！”
熊汇荃的回答十分符合胡宗南喜欢倡言革命、鼓吹抗日又热衷于识拔青年才俊的特点。胡宗南对熊汇荃的这番精心“表演”十分满意，在名册上熊的名字旁画了四个圈。这是绝无仅有。胡宗南对其他人名字旁多画一个圈，少数人名字旁画两个圈，至多画三个圈。
在对熊汇荃面试的当晚，胡宗南就迫不及待地派遣其侍从副官唐西园约熊汇荃来其住地进行个别谈话。胡表情不再矜持，先与熊漫谈，问熊的学历，称赞熊汇荃“十七岁进大学了不起！”然后，胡就用轻描淡写的方法，对熊汇荃进行政治盘查。
胡宗南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
熊汇荃早做好思想准备，回答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学生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华北自治。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在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胡宗南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
熊汇荃答：“有‘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熊并说明他曾是清华大学“民先”的负责人之一。熊认为“民先”是当时北平学生的一个公开抗日爱国组织，而他曾担任清华大学“民先”的负责人，清华大学的许多学生都知道。胡要调查，很容易就能了解。因而，不如对胡明言为好。
胡宗南听了又问熊汇荃：“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熊汇荃答：“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熊汇荃在谈话中故意多提孙中山的言论著作，使胡宗南对熊汇荃有了进一步的好感，面露喜色，称赞熊汇荃“对总理遗教有研究！”
胡宗南接着又问熊汇荃：“共产党对北平学生的影响大不大？”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4）
熊汇荃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
熊汇荃说得既有分寸，恰到好处，又慷慨激昂，不露痕迹，使得一心要为第一军识拔青年人才的胡宗南信以为真，满心欢喜，特地站起来与熊握手。
胡宗南转而问起熊汇荃的家庭情况。胡宗南得知熊汇荃家就住在武昌，熊汇荃的父亲在武昌高等法院任庭长时，就要熊汇荃写出家庭住址。第二天胡宗南特地派副官唐西园将熊汇荃的父亲请来，设宴招待。胡宗南向熊父表示对熊汇荃很器重，夸熊汇荃是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要熊父放心地把儿子交给他。胡宗南向熊父保证，他一定要将熊汇荃培养成党国栋梁之才。
胡宗南自信他慧眼识才，发现与选拔了一位青年才俊到自己部队中。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亲手将中共的一名秘密情报人员召到身边。
就在这期间，熊汇荃在一天晚上，秘密地从武昌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周恩来不在，由董必武听取熊汇荃的汇报，并将周恩来对熊汇荃潜入胡部的指示详细传达给熊。周恩来要熊汇荃到胡部后应特别注意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中共组织联系。当时中共方面只有周恩来、董必武、蒋南翔三个人知道熊汇荃潜入胡宗南部的特殊使命，以后将由周、董等查明胡宗南部的新驻地，再设法与熊汇荃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熊汇荃都要耐心等待。在取得联系前，熊汇荃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环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要甘于做冷棋子。第二，隐蔽中共党员身份，不发展中共组织，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相机推动胡宗南抗日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若胡反共，则在表面上同他一致，不要怕人误会，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要谨慎，谨慎不是畏缩。既要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要发扬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等等。
董必武最后对熊汇荃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周恩来与董必武送熊汇荃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熊汇荃随“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加入胡宗南部后，在1938年2月到达陕西凤翔，随服务团向附近居民进行抗日宣传与医疗工作。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5）
胡宗南经再次考察后，对熊汇荃更加信任，决定进一步培养他。1938年5月，胡宗南从西安到凤翔，约熊汇荃单独谈话，对熊汇荃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中的一员。”胡宗南让熊汇荃在次晨离开服务团，随他同车去西安。胡宗南亲自将熊汇荃送进刚刚开办的中央军校西安第七军分校，接受国民党军校的正规培训，成为正规的“革命军人”与“黄埔大家庭的一员”，还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38年8月，“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被解散。这年10月底，胡宗南从前线回师西安。他一直关注着正在第七军分校学习的熊汇荃，很快传见熊，表示关心，说熊汇荃“已经像个革命军人”，还询问熊汇荃的家庭情况。胡宗南得知熊汇荃的父母这时已从武汉逃难到四川，不久就安排他们移居西安，给予生活费用。胡宗南还专门去探望熊汇荃的父母。
熊汇荃也在巧巧地对胡宗南进行观察与思考。他一度认为胡宗南是夏伯阳式的军人，可以做工作，将其争取到中共方面来。夏伯阳原是旧俄时的军官，勇猛善战，后参加苏联红军，成为杰出的红军将领。但熊汇荃很快发现胡宗南对蒋介石忠心耿耿，遂放弃了争取之心。不久他听说中共情报人员宣侠夫在西安被国民政府当局秘密杀害，就企图暗杀胡宗南。当他将此想法向来与他联络的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吴德峰汇报时，遭到吴德峰的批评。吴德峰对他说：“你不仅不能暗杀胡宗南，还要设法保护胡宗南的生命安全。因为你在他身边的地位与工作，对我们太重要了。”
1939年3月，第七军分校首届学生毕业，胡宗南指定熊汇荃在有西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参加的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毕业生致辞。礼毕，胡宗南找熊汇荃谈话，说，他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最终选定了熊汇荃，决定委派熊汇荃担任他的侍从副官与机要秘书，原侍从副官唐西园另有任用。熊汇荃为坚胡宗南意，欲进先退，故意表示他以前在清华曾加入“民先”，有“左”倾嫌疑，现在到胡先生身边担任这样的重要工作，恐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胡宗南自信地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胡宗南赠送给熊汇荃一支精致的手枪与一只瑞士手表。
就这样，熊汇荃成了胡宗南最亲信最重要的助手--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他身处胡宗南的总司令部中，每天都紧随胡宗南的身前马后，协助胡宗南处理军中各种机密文电与胡宗南的日常事务，以及为胡宗南起草讲话稿等。熊汇荃在工作与生活中，也表现得异常勤恳忠心。“胡睡后他才睡，胡未起他先起，如影随形，十分亲信。胡对熊的父母兄弟姊妹都加以很好的照顾，为对其他部属之所未有。”张佛千：《〈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读后》，刊(台北)《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第54页。有一次，胡宗南去西峡口会汤恩伯，轻车简从，只带熊汇荃与一个卫士。中途夜宿村塾，熊汇荃竟通宵警戒，被胡宗南无意中发现，留下极深的印象。胡宗南经多年考察，对熊汇荃深信不疑。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6）
熊汇荃在胡宗南身边工作，长达约十年之久，直到1947年5月胡宗南将熊汇荃送往美国留学才为止。在这十年中，胡宗南总部的几乎一切军政机密、胡宗南个人的心态情绪与人事交往，以及国民政府中央下达给胡宗南部的各项核心机密文件，都被熊汇荃周密掌握并及时通过中共地下情报网报给中共中央。胡宗南总部及其全军，对中共方面来说，几乎无密可保。而胡宗南本人及其总部却始终对此毫无觉察。
在熊汇荃打入胡宗南总部的同时，中共情报部门又先后安排陈忠经、申振民等情报人员打入胡部或西安其他国民政府军政机关。
陈忠经原是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他是江苏仪征人，1916年生，比熊汇荃大三岁。1934年他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抗战爆发后，他与熊汇荃一道南下长沙，加入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后他去昆明西南联大继续求学，毕业后到西安，进入胡宗南部工作，长期担任三青团陕西支团部的组训组组长等职。在此期间，他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共，并被中共情报组织吸收，参加中共西安情报组织的工作。
申振民又名申健，也是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的学生活跃分子。他是河北大城人，1915年生，比熊汇荃大四岁。1937年10月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抗战开始后撤往陕西，与别的高校合并为西北联大）参加中共地下党控制的“民先”，1938年秘密加入中共。抗战期间，他在西安长期担任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等；同时，他又是中共西安情报组织的秘密成员。
熊汇荃、陈忠经、申振民利用他们所担任的重要职务，经常获取到国民政府的各种情报。延安中共中央情报部门先后派遣许立群、吴德峰、曾三、王中等重要人员来西安与他们取得联系。到1941年夏，中共情报部门专门派遣高级情报人员王石坚到西安长住，负责联络与领导熊汇荃、陈忠经、申振民等人的情报工作，建立西安情报组织。王石坚原名赵耀斌，原籍山东文登，1911年生，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秘密加入中共，曾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十年，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7年8月经周恩来交涉获释，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进入中共情报部门工作。不久，王石坚通过陈忠经在西安找到合法职业，开办书店与商行等，赁屋长居，建立秘密电台，迅速而及时地将熊汇荃等人提供的情报报告延安中共中央。对熊汇荃在胡宗南部的情报工作，毛泽东曾赞扬说熊汇荃的作用“顶几个师”；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周恩来则将熊汇荃、陈忠经、申振民誉之为中共情报工作的“后三杰”，可与中共情报工作的“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相媲美。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所谓“前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是在1928年到1931年，由周恩来指挥的中共中央特科部署，潜入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中统”前身）及其他国民党要害部门，活动近四年之久，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他精心选择的机要秘书竟是中共秘密情报人员（7）
钱壮飞
熊汇荃在胡宗南司令部潜伏、活动长达十年之久，并不是没有引起胡宗南部任何人的怀疑。如在1937年12月熊汇荃在长沙刚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时，团长李芳兰就曾当面质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以后熊汇荃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后，李芳兰又旧事重提，但都被熊汇荃巧妙地顶回去了。胡宗南部的特工部门也曾收到匿名信，检举熊汇荃是“匪谍”，但都没有引起胡宗南的重视与追查，使熊汇荃有惊无险，安然无恙。
胡宗南之所以将中共的情报人员挑选为自己的机要秘书与随从副官，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而毫无觉察，从而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其原因除了中共情报人员部署周密、精明机警外，还有以下两点：
第一，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党政军各机关一直没有建立起严格的组织人事制度与政治审查制度。各级人员的任免多凭长官的好恶与亲友的介绍请托，事前既无严格的审查，事后又无认真的考核。长官决定一切。长官决定的人事任免往往要受个人认识与情感的局限，却又不允许别人提出任何不同意见。这就为中共情报人员千方百计的打入创造了条件。熊汇荃能打入到胡宗南身边，就像谢和赓打入到白崇禧身边，赵荣声打入到卫立煌身边，余湛邦打入到张治中身边一样，其共同原因即在此。
第二，胡宗南个人性格与作风的严重缺点。胡宗南性格与为人粗豪而不精细，轻率而不谨慎，志大才疏，过分自信，特别是在他事业顺利、官运亨通、手中的军政权力急剧膨胀以后，更是自傲轻狂，自以为天纵英明，形成好大喜功、粗率浮躁、独断专行、言莫予违的作风，对部下无知人之明，更无警惕之心与审察之道，也不容别人提出异议。这就为中共情报人员的长期潜伏提供了可能。1939年年初，中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路过西安，接触过胡宗南，虽然当时胡宗南位高权重，颇负盛名，但彭德怀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志大才疏！”王焰等：《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又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孙子兵法•计篇》。保守机密为军队的第一生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在组织人事制度上的严重缺陷，以及胡宗南个人性格与作风上粗疏自傲等致命弱点，导致熊汇荃等中共情报人员长期在胡宗南身边卓有成效地进行情报活动。这正是胡宗南部在未来与中共斗争中屡遭挫折并最终失败的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本书后面章节我们将要看到。
筑起“防共长城”（1）
筑起“防共长城”
不出周恩来所料，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转向紧张。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中的一些当权派对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日益忧虑与恐慌，纷起要求进行限制、防范与打击。
胡宗南，作为国民政府在陕西前线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中共力量的迅猛发展与影响扩大感受尤深，越来越不安，思虑着防范与应对之法。
1938年10月胡宗南率部回师关中坐镇西安后，听到陕甘各专区与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摩擦事件不断发生，就日益对中共力量的增长担心与不满。他在与部下的谈话中，经常流露出反共的情绪。他常说：“抗日战争即使失败而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中共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他表示要向蒋介石建议：“为长治久安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范汉杰：《抗战时期胡宗南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罪恶》，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如前所述，在1938年12月，在武功军事会议期间，蒋介石专门召集胡宗南等少数亲信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对防范与打击共产党作了许多指示。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正式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些都使胡宗南的防共决心更加坚定。他向宋希濂等高级将领说：“我们必须准备和积蓄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限制中共的发展。”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作为国民政府在陕西前线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胡宗南站在防共战线的最前沿。
在1939年8月胡宗南就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就专门去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中共在陕、甘一带的活动，提出多项防共、限共与反共的建议。蒋介石一改常态，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倾听胡宗南陈述意见。胡足足谈了两个钟头。他说：“今日本党的真正敌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国际形势一天一天在变化，日本人要对付俄国，又要对付英、美，它不能再有很大的力量向我们进攻，所以日本人绝对消灭不了我们。但共产党却利用这个机会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了，这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过去在江西、湖北一带，我们和他们打了七八年，消灭不了他们。现在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了整个华北地区，而且还伸入到了江苏、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在我们控制的地区里，他们也到处发展组织，进行种种宣传，破坏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这样下去，恐怕不到三年，我们想维持这个局面都不可能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
筑起“防共长城”（2）
这是多么可怕！”因此，胡宗南提出：“我们必须和他们斗争。”“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区域里限制他们的活动。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我们还要和共产党争沦陷区。”同上书，第91页。
胡宗南对中共的看法与态度，与蒋介石完全一致。蒋介石让胡宗南坐镇关中，给他的战略任务，除了“东御日寇”，第二项就是“北制共匪”。因此，自1939年开始，胡宗南指挥所部，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多年严密的包围、封锁、摩擦、挑衅，直至挑起内战。胡宗南及其统率的大军力图在西北筑起一道“防共长城”。
第一，建立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线。
陕甘宁边区，原是在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指定陕西洛川以北、绥德以南以及甘肃、宁夏东部的部分地区，以延安为中心，划归中共方面管辖，称陕甘宁特区。该地区地广人稀，地瘠民贫。但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竟将此地建成中共领导的第一重要的根据地，成为中共各解放区的总后方。
国民政府方面对陕甘宁边区日益增大的影响越来越不安。在抗战开始阶段，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是很稀松的，“所谓陕北封锁线，在抗战初期，原不过少数陕西省保安部队在有限之交通隘口，清查行人，照料衣食。‘匪’方亦复如是。”《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48页。但在1939年以后情况不一样了。1939年6月10日，蒋介石密电朱绍良与胡宗南，令他们“利用涵潼及黄河天险”，在各战略要点布置重兵，加紧封锁陕甘宁边区，严防“陕北奸伪”，还令胡宗南在双石铺设预备指挥所。《蒋介石致朱绍良、胡宗南等电》（1939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以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汇报”为最高领导决策机构，指导陕、甘、宁、绥四省各部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封锁。首先是建立军事封锁线，这主要由胡宗南部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