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乘欧洲各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之机，于9月间派兵强占了胶济铁路沿线及青岛。1915年1月，日本又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2}。5月9日，袁世凯皇袍加身，为取悦于日本帝国主义，竟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准备接受“二十一条”。消息传出，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天两级师范学生也开始行动起来开展反袁斗争。阎宝航积极组织学生成立反袁行动学生会，领导全校的反袁斗争，作为班长和积极分子，阎宝航成为反袁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反袁的宣传工作。由于他写一手好字，全校出墙报、板报的任务都由他承担，他书写反袁文章，大造反袁舆论。在全校反袁集会上，阎宝航登台讲演，声讨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很快成为全校反袁斗争的核心人物。
1915年2月，阎宝航和反袁学生会负责人开会决定，组织全校上街游行，他们还设法发动奉天市内许多中小学校一起开展反袁游行。
当时的奉天，名义上是段芝贵掌权，实际上掌握在奉天陆军第27师张作霖手中。张作霖为谋得奉天督军之职，见有机可乘，设法取得袁世凯的欢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其称霸东北的野心。为此，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让学生闹事而得罪袁世凯。当得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学生开展反袁游行的消息时，立即对该校学生实行严密监视，勒令校方压制学生的反袁斗争，激起全校师生的强烈不满。为缓和矛盾，张作霖通知校方只准学生在校内开展活动，不准参加社会上的反袁斗争。阎宝航对当局的无理决定原打算上书抗议，经过与同学们商量，决定改变斗争方式，不搞大规模上街游行，在校内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爱国储金运动等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的反日斗争。在阎宝航的建议下，这年许多同学暑假不坐日本人开的南满火车，而步行回家，走一路宣传一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增强民众爱国自救意识。此后，他便常和同学们一起发表政见，弹劾时弊。
二 就读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2)
1915年，日本在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同时，不但对南满进一步加紧侵略，还向内蒙古东部渗透，在郑家屯一带安置商民，设立警察署，支持蒙族巴布扎布进攻辽源。巴布扎布拟在辽源补充械弹，然后沿南满铁路{3} 攻击奉天省城。1916年7月间，驻铁岭的日军守备队，为策应巴布扎布，以保护日侨为名，派兵进入距南满铁路较远的辽源，显然是进一步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奉天交涉署照会日本总领事馆，要求日军迅速撤出辽源。代理日本总领事矢田以“领事无权过问军事”为由加以拒绝。巴布扎布因有日人支持，气焰更为嚣张，张作霖派兵往剿，以期一鼓荡平。日军为保护巴布扎布，向奉天军方提出抗议，要求在距铁路线12华里内不许有战争发生。随后，日本商人吉本在辽源街内无端毒打一中国儿童，被奉军28团一骑兵发现，与其理论，双方发生口角。吉本将日本警察署巡察河濑唤出，河濑掏出手枪相威胁。中国骑兵益发愤怒，操起扁担，把河濑打倒，扬长而去。河濑回报日军守备队，松尾中尉率20个日兵到28团寻衅，打死我士兵4名。中国士兵随即开枪打死松尾中尉以下10名日军。河濑巡察也被击毙。随后，驻铁岭日军守备队，立即派出两个大队，占领了辽源县城。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不断与总理段祺瑞交涉，并提出许多无理条件。
日军守备队占领辽源的罪恶行径，在两级师范学校引起强烈反响。学生们认为，日军所提出的条件，正是对“二十一条”的强制实施，表示无比愤怒。当晚，阎宝航参加了各班班长会议，在讨论对这一严重交涉事件应采取的行动时，他认为，应该把反对日军占领辽源作为反袁斗争的组成部分，得到与会的代表们的赞同，随即决定联络奉天各中等以上学校，开展大规模的学生活动，请求奉天当局致电北京政府，拒绝日方提出的条件，即令日军立即撤出辽源，并以抵制日货为手段，随即开始行动。各界代表发起谴责日军行径大会，两级师范学生联合各校推举代表参加，借以集合群众向当局请愿，各校学生踊跃参加大会。
12月30日，奉天政军商学公民大会在直隶会馆召开。会议由议长佟兆元主持宣布开会。随后由各界代表登台作激烈讲演，有的学生在演讲时向群众发问：“大家打日本去，干不干？”大家高声回答：“干！”又问：“怕不怕死？”答：“不怕！”由于会场内外有警察、宪兵在活动，有便衣出出进进，会场气氛益加紧张。为使会议顺利进行，大会决定选派代表组织“纠察团”以维持秩序，监视警宪行动。阎宝航当时本来事先已准备以《我青年之责任》为题，登台演讲，但由于临时被指派组织大会纠察团，便放弃演讲。但事后多年，他仍记得当时在大会上演讲人的演讲题目。这天大会结束时，参加大会的各界代表，列队赴奉天省公署请愿。当时张作霖接管奉天军政大权不久，遂命政府接受请愿书，并接见代表，允许将民众的意见转达北京政府，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限令辽源日军立即撤退。
在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推出的“二十一条”斗争和反对日军强占辽源县城的斗争中，阎宝航还参加了一个秘密反日组织——抗日铁血团。从1916年7月日军占领辽源至这年11月，日军拒不撤出辽源。奉天各界曾推举赴京代表，再促北京政府据理交涉。当时，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地理科讲师丁开嶂十分活跃，他在《中国海军地理形势论》一书发表时，鼓动学生组织反日团体与日人开展斗争。丁开嶂是直隶人，在日俄战争时，他来东北成立抗俄铁血团，奔走于沈阳、锦州、辽阳、营口等地，借以驱逐帝俄军队。辛亥革命后，他在两级师范任教时，常以反帝为题演讲，激发同学爱国思想。时两级师范附属中学第四班有一学生祁大鹏，在丁开嶂的影响下，组织“抗日铁血团”。为发展组织，祁大鹏曾到两级师范活动，并同阎宝航有过往来。他请阎宝航作为发起人参加这一组织。阎宝航认为，既然是为抗日而成立的组织，可以参加。但他建议公开组织这一团体，以扩大声势。他表示在两级师范发动一些同学参加活动。不久，祁大鹏的活动被奉天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王永江发觉并报告张作霖。张认为，铁血团就是暗杀团，任其发展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带来外交上的麻烦，当即派兵将师范附中和师范学校包围起来，对学生宿舍进行搜查，结果一无所获。铁血团刚刚成立，并无任何文件作为证据，军警将祁大鹏带回警务处审讯。两级师范学校校长宋宪文此时四处奔走，托人斡旋。王永江带祁大鹏去见张作霖。由于祁大鹏不承认有任何人参加铁血团，更无任何活动，张作霖便训斥他说，“你们学生只管好好地读书，罢课成立铁血团有什么用？谁不爱国，将来我领你们干！”旋即将其释放回校。
事后，张作霖对此未予追究，阎宝航和所有铁血团代表安然无事。但通过这件事，阎宝航对军阀当局有了初步的认识。既然对反日组织采取阻挠和取缔态度，那么，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反帝运动的高潮是必然趋势，今后民众的反帝斗争同当局也很难找到共同之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随之强烈起来。
注释：
{1} 沈阳至丹东铁路。
{2}“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共分五部分，二十一条。主要内容：（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加以扩大。（2）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期限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权。（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出租或割让给他国。（5）中国政府须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有修筑铁路权，在福建有投资筑路和开矿的优先权。袁世凯于当年5月9日除第五部分条款声明“容日后协商”外，均加以承认。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要求未能实现。
{3} 南满铁路：原为帝俄所筑中东铁路一部分（长春至大连段）。日俄战争后为日本所占，改称南满铁路。抗战胜利后和旧中东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中长路”）。
三 “服务仍须为苦儿”(1)
1918年，阎宝航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完5年本科，毕业前开始进行教学实习。对于学生进行实习的地点、学校，既可以服从学校的安排也可以自己确定。阎宝航“在临毕业的一年中，每逢星期日就约两三个同学到附近乡村私塾”，进行教学实习。
阎宝航提前进入教学实习，其实有他自己的考虑。其一，乡间私塾，仍然沿袭几千年的授课内容和方法，比较落后陈旧。须要改良，普及学校教育。其二，既然是上了师范学校，将来所从事的就一定是教学。改良旧式教育是我们这些师范学生的责任。他向他的同班同学张泊、卢广绩{1} 建议，去乡间私塾调查一下，看我们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他的同学这样回忆当时去私塾的情形：
进屋后，见房屋狭窄，空气不通，一位老先生，二十几位小学生，局促在小室之内。老阎领头说：“我们是城内师范学校学生，快毕业了，实习教学期间，有些工夫，能不能允许我们几位同学帮助你们小同学在念书之外，学点唱歌、体操、游戏、讲故事等等，使小同学们活动起来，书能念得更好些”。一席话竟说服了老先生，允许我们来试试。就这样，我们教给小学生讲私塾里没有的那些新课程。久而久之，不但小学生欢迎我们去，老先生也引起兴趣了。因为学生活泼起来了，记忆力增强了，学业进度加快了。于是那位老先生对于师范生那个领头的阎大个儿很赏识，偷着向同去的师范同学探询阎的家世、年龄及婚姻状况。原来老先生有一位容貌俊秀的爱女，拟选阎作东床快婿，可惜使君有妇，恨不相逢未娶时了。
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阎宝航同当时许多爱国进步青年一样，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一直思考着教育问题，探索着救国之路。通过毕业前的教学实习，他越发感到，只有教育才能富国强民。中国日后不但要改革陈腐的教育内容和僵硬的教学方法，更要普及教育。他曾对他的同学张泊说，“教育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我国学校教育不能普及，在城郊尤其在农村，在一般家庭尤其在贫苦家庭，这么大范围的青年子弟，不能受到相当的教育，实在是国家一大损失。”至于为什么要普及教育，阎宝航也有他自己的认识。他说，我们提倡普及教育固然不是为军阀们造就人才，而是为国家民族培养柱石，使多数人懂得做人的道理，成为公德心强而又有一技之长，爱国爱乡的上进青年；要从小处着手，使贫苦人家子弟有上学的机会，穷苦人在国民中间总是占着多数，而一个国家的强弱与国民受教育的人数多少和受到教育的内容与程度，关系十分密切，日本便是一个例子。所以他主张，我们学师范的学生，应当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为普及教育尽其绵薄之力。
在奉天两级师范读书期间，阎宝航经常和他的同学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活动。在当时，青年会的活动颇有新的气息，吸引了许多青年来参加活动。阎宝航也因此成为这儿的常客。该会以造就青年服务社会相号召，以德智体群为活动内容，教育范围比学校教育更广泛。特别是它所提倡的社会服务之说，对阎宝航的影响更深。有一天，他在青年会图书室里读到一本日本人写的提倡社会主义的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夕阳西下，散步郊野，但见断碣残碑，荒冢累累，其中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无机会发展天才，造福人类。”他非常感动。几十年后，阎宝航每谈起这几句话时，仍然大为动容。他所以成为风云人物，这几句话对他的激励作用也许是不可估量的。但当时正是这几句话，使他下定了创办贫儿学校的决心，并且由理想而采取行动。
1918年春，阎宝航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很快要毕业了。他的家境不允许他继续求学，同时升官发财又是他坚决反对的。一个为穷苦儿童谋得求学机会的想法，实际上已经酝酿成熟了。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当时设在大南门里一座大庙——景佑宫里。这里有房屋三间，青年会利用这里开办英文夜校。夜校里有桌、凳、黑板等简单教学设备，夜间上课，白天闲着，他灵机一动，何不借此一地两用？他来到青年会，同总干事普赖德（美籍丹麦人）谈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想了很久，打算招收一些贫苦儿童上学，由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做义务教学。地点选在景佑宫青年会夜校教室，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普莱德很欣赏阎宝航的建议，他认为，创办贫儿学校，符合青年会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是件好事，欣然同意，并临时捐助现款10元，支持阎宝航以做开办费用。阎宝航很高兴，次日便亲到大、小南门一带贫民住户招生，向居民说明青年会将在景佑宫成立一所小学，到校学生不收学费，免费供给书籍、纸笔、石板等。
“奉天出了新鲜事了：白念书不花钱，且供给纸笔用品，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学校呀！”这消息使许多居民半信半疑，有的说青年会办学说不定有拐骗儿童的企图也未可知。所以一开始阎宝航只收了七个学生。阎宝航认为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办起来看一看，他决定先把学校办起来再说。
1918年4月18日，阎宝航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开学。办学宗旨是“专收无力就学之贫苦儿童，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识技能，并注重道德教育，以完全其人格”。对学生不收学费，还免费供给书籍、文具。当时，有一些到青年会参加活动的外国人中有愿意学汉语的，阎宝航请普莱德牧师介绍他做外国人的中文教师。这样他靠自己每月教中文得到的7块钱，以3元维持个人生活，以4元钱补贴学校。他把这个钱用到教学上，每天自己做饭，靠咸菜佐餐。他“自己当校长，兼唯一的教员和公务员，夜间就独自一人睡在大庙里”。过了一段时间，正赶上过端午节，阎宝航看到几个学生家过于贫穷，过节连粽子都吃不起，便筹得一点钱，给每个学生二斤白面。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对这所贫儿学校才放下心来。阎宝航创办的学校，学生白念书不花钱，还供给课本、纸墨的消息便传开了。
俗话说：“一人传虚，百人传实。”大家看到贫儿学校是一位善良的中国穷先生创办的，渐渐解除了怀疑，信者日众，由近及远，学生渐渐增多。阎宝航一人已招架不起，便回到两级师范学校向学友魏怀谦、张泊介绍情况，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魏、张二人本是新派人物，和阎宝航一样历来主张改革教育，曾和阎宝航一起到郊区改革私塾教育。二人知道阎宝航办贫儿学校的举动，大为赞同，欣然同意参加贫校和负责教学工作。“贫儿学校自创办一直到总、分校成立前，校里不用校工，所有打扫、搬运、采购等活都由师生亲自动手，共同劳动分担。”这样阎、张、魏三人同时任教上课。
这年秋，魏益新（魏怀谦）考入北平高师，贫校课程由阎、张二人担任，当时教室内学生只能坐在长板凳上捧着书念。写字时，学生要跪在地上伏凳书写。学生因家庭贫困，大多衣着褴褛，甚至赤脚，有的冬天也穿不上鞋。学校无钱买煤，冬季教室从不生火，空荡的大庙内更显得阴森潮冷。每节课后，学生们争离教室到院内一块大石龟上晒太阳。邻近居民说，别家孩子冬天都在屋内取暖，唯有贫校儿童冬天反在教室外石头上取暖，一时间，传为怪事。贫校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创办的。当时曾有歌词咏诵，生动地反映了贫校建校时的情形。歌词唱道：
其一：
室不避风寒，阴森破庙两三间。
筚路蓝褛就开篇，设备自难全。
跪写捧书念，冬日阳光下取暖。
师生意志坚，弦诵不辍乐陶然。
其二：
溯想当初，嬉街头，玩泥土；
三 “服务仍须为苦儿”(2)
言动野，礼貌疏；
风景犹故，旧态改，新象出；
学做人，喜读书。
今昔吾，变化若斯夫；
前后况，光暗不同途。
谚不云乎？蓬随麻，赤近朱。
校园乐，乐何如！
创办贫校一年后，学校设备较差，学生成绩却与各公立学校大致相当。加上不纳学费，供给用品，比公立学校更见优越。
1919年，阎宝航被奉天基督教青年会选送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学习，贫校由张璞山（张泊）一人支持，度过了比较艰苦的一年。
在第二学期开学时，报名入学的学生日渐增多。虽然学校规定贫儿方能录取，但经济状况一般的家庭儿童也争着来入学，也有自愿买书籍纸笔来就读的。后来一些有钱人家的儿童家长也纷纷央求入贫校。有一个奉军旅长慕贫校之名，要送子女二人来校读书，当时贫校负责人关纯厚为此征求阎宝航意见，阎宝航婉言拒绝，声称：“本校只收无力就学的贫儿，旅长公子应送公立学校去读书。”那位旅长深表失望。次日又亲送来他家做工的孩子二人入学，阎方准收下。这样，专门招收贫苦儿童的贫儿学校成为了特型学校，颇受欢迎。
奉天贫儿学校创办之初，在这里任教的老师，除了清一色是高学府两级师范毕业的如阎宝航、张泊、关思久（关纯厚）之外，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她就是郭松龄将军的夫人韩淑秀。韩早年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后入燕京大学，毕业后回沈阳从事教育事业。她经常参加奉天（女）青年会的活动。韩淑秀得知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很感兴趣。有一天她慕名来到景佑宫参观贫校，然后要求拜见阎宝航。
阎宝航并不认识韩夫人。韩淑秀首先开口道：“耳听是虚，眼见为实，阎先生果然名不虚传！”阎宝航不解其意。韩笑道：“我是慕贫校大名而来，听说贫校缺少先生，请求在贫校当一名义务教员如何？”阎宝航答：“贫校确实需要教员，可是……”韩淑秀：“可是，可是什么？难道我这燕京大学的人，当不了贫校的教员？”阎宝航问：“女士既然在燕大就读，请问芳名？”韩仍笑着说：“郭韩淑秀！”
阎宝航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竟是郭松龄将军的夫人，便说：“久闻夫人大名，今日得见，幸会！幸会！”韩淑秀急着说：“阎先生，我今天是特意来请缨的，不知校长先生接收不接收？”阎宝航说：“夫人这可使不得！”韩问：“怎么使不得？”阎说：“夫人是将军的夫人，教贫穷小儿，大材小用了吧！再说，贫校教师，全是义务……”韩说：“请问阎先生，你办贫校有薪水吗？”阎答：“没有。”韩答：“这么说，你们使得我就使不得？”二人哈哈大笑。阎宝航高兴地说：“贫校有郭夫人担任教员，一定会办得更好。”韩淑秀立即纠正说：“注意，我是和你阎先生认识的，那么你就叫我韩大姐吧，今后不以什么夫人相称！”阎答：“大姐长我4岁，我就称夫人为大姐吧！”
这一天，阎宝航为结识韩大姐感到特别高兴。韩淑秀对他说：她和郭松龄都是贫苦人出身，深知求学不易，阎先生办贫儿学校，他们夫妇举双手赞成。她还说，从明天起她就来贫校教课，改日她还要陪郭旅长来贫校参观。
1919年夏，郭松龄小女夭折，从北京回沈阳休假时，韩淑秀曾陪郭将军来贫校参观，为支持贫校，郭松龄当即捐出一笔巨款。贫校声望日高，更加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
郭松龄，字茂宸（1883—1925），奉天人。幼年读过三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他昼耕陇亩，夜手不释卷，投考军校，后官至军长。他十分关心贫苦儿童的就学问题。韩淑秀作为知识女性，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特别重视儿童的教育。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在他们夫妇的心中引起了共鸣，并积极支持。1924年，随着新校舍的建成，贫校开始向社会扩大招生的时候，阎宝航和韩淑秀曾经联合创办奉天工儿院，也曾轰动一时。
当时，在奉天城里有许多贫苦家庭的妇女，为了糊口，不得以出外做工。但她们的幼儿又无人看护，难以脱身。有些妇女便依靠她们的大孩子看护小孩子，使这些大点的贫儿无法进入贫校读书。阎宝航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和韩淑秀进行讨论。韩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尽我们所能加以解决。她建议阎宝航，在贫校基础上，再发起创办一个奉天工儿院。
1924年6月13日，由韩淑秀、阎宝航、王国麟三人联名给奉天省长公署起草了一份报告。
报告送上之后，奉天市政公所课长提议，应将韩、阎等拟组织大纲改为暂行简章，随即，韩、阎等于7月1日将“奉天工儿院暂行简章”呈送上来。“简章”明确规定工儿院的宗旨，即“以收容幼稚工儿代为抚育兼施幼稚教育，用达社会?助之精神”。7月16日，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代表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批示：
呈悉郭韩淑秀等资设立工儿院，所拟简章，现据查核，可行，应准照办。仰即转饬遵照转咨省警厅，查照此令。
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
奉天工儿院简章得到奉天省长公署和奉天市政公所的批准，并送省教育厅和省会警察厅备案。
1924年7月，韩、阎等租用小东关被服厂西胡同八十六号房，正式成立了奉天工儿院。
奉天工儿院设有院长、副院长、院医、保姆、看护妇、厨役、女役、院丁等，对工儿除组织游戏外，还进行幼稚识字和儿童礼法教育。为做工的贫苦妇女看护幼儿。他们提倡创办的工儿院，类似今天社会的幼儿园。办奉天工儿院的目的就是为贫苦妇女创造做工机会，改善家庭生活，也使那些看护幼儿的大孩子们到贫校读书。
阎宝航和韩淑秀等共同发起创办奉天工儿院一举，轰动一时。这年8月，工儿院开办，起初共收容工儿多名，由韩淑秀、阎宝航分任正副院长。雇用院医、保姆各一人，职工2人、女役4人、厨工1人、院丁1人等。开办当天，财政厅长王永江等亲到现场祝贺。工儿院的创办费及第一年经费共6900元，由院长和院董出资，以后扩充再行募集。至1925年，郭松龄反奉失败，郭松龄夫妇被害后，阎宝航被通缉，工儿院也自行停办，但阎宝航和韩淑秀等同情劳苦民众，关心贫儿的思想感情，在各界民众，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广泛传颂。
自郭松龄夫妇为贫儿学校捐款之后，正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教官的郭松龄开始节衣缩食。当时，在奉军军官中，许多人都沾染了狂嫖滥赌，酒食征逐的恶习。郭松龄不是这样。他生活简朴，家里的陈设很简单。在讲武堂他不吃教官伙食，却时常到学员灶与学员共餐。正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看到郭教官连衣服都不像过去那样常洗常换了，觉得奇怪，以为夫人不在家。便加以询问。郭松龄告诉他，夫人现在去贫校担任义务教员，没功夫给咱洗衣服了，现在提倡男女平权，没办法了！张学良便详细询问了贫校的情况，才知道阎宝航办贫校的事。
还没入讲武堂学习时，张学良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和正在两级师范学校的学生阎宝航比较熟悉，但他不知道阎宝航办贫校的举动。经郭教官这么一说，他便决定抽空到贫校去参观。1919年，张学良第一次参观贫儿学校就为贫校捐了款。后来，张学良担任军团长时又来校视察学生伙食，专门拨专款改善学生伙食。同时，以他的名义为贫儿学校募捐。随后，奉天许多地方政要社会贤达宁武、王大中等都曾捐助过贫校。据刘鸣九回忆说：
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旅长的张学良对此非常支持，募捐用地名分成若干队筹措，张负责的叫“青岛队”，当时我是卫队旅旅部一等书记官，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由于是以张学良的名义进行募捐，进展顺利，就连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及其他高层人士，也都慨然赞助，这些头面大户将捐款直接送给张学良转拨青年会，而一般零散的捐赠则由我交给阎宝航，这样，也就开始了阎宝航和我的交往。
三 “服务仍须为苦儿”(3)
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的行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和信任。许多人，包括一些社会上层人物有事都愿意找阎宝航商量，请其出主意，帮助解决，1920年后，阎宝航由于青年会工作繁忙，他便把主持贫校工作交给了张泊、关纯厚。但人们仍然没有忘记他。1931年夏，朱庆澜将军找到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阎宝航，谈了一件事，请其帮忙。原来，吴俊升的女儿当时爱上了一位银行职员，但遭到吴大帅部下众将领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大帅的女儿本是千金小姐，怎能嫁给一个小职员？门不当户不对，极力阻挠。大帅夫人拿不定主意。朱庆澜{2} 了解到这个情况，便请有社会威望的阎宝航出面说服大帅的部下，成全这门亲事。阎宝航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好了。”便向朱将军推荐由贫校校长关纯厚出面解决，关校长受委托，但提出一个条件：事要办成，请给贫校捐款。朱将军满口应允。这一天，吴夫人将大帅旧部诸将领请到家中，关校长利用这机会大谈西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之进步，中国封建包办婚姻之弊端，众将领终被说服。大帅女儿终于和恋人结成良缘。事后，大帅夫人果然为贫校捐款两万五千元。
奉天贫儿学校出了名，便不断有名人贤达到校参观。但来贫校最多，对贫校支持最大的还是郭松龄夫妇和张学良将军。
1922年，由于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坚持要向贫儿学校收取房屋租金，引起阎宝航、关校长的不满。由阎宝航出面与普莱德交涉，最后决定把贫儿学校从青年会分离出去，宣布独立办校，并正式成立校董会。校董除张学良、郭松龄、宁武、高墨泉、张惠霖、朱庆澜、刘进之等名流之外，还有一位女士最引人注目，她就是韩淑秀。在她的支持带动之下，校董会首先筹集经费，共募得捐款5万余元，随即在大南门外一带建贫校校舍。到1923年春，各分校陆续成立。总校设在省城大南关徽宗寺旧址，占地三百方丈，第一分校设于小东关十字街北胡同，第二分校设于在大北关双小庙子胡同，第三分校设于大西关省立第五小学西。数年后，又成立第四分校，设于大南关下头慈恩寺。
1924年，贫儿学校新校舍建成后，开始招收住宿生，宿舍可住五六十人，上下两层铺。学校发每人一个白床单，室内整洁，可与军队营房内务相媲美。住宿生的伙食，一日三餐。早餐高粱稀饭，一碟咸菜或半块豆腐；中午由饼子铺送大饼子，每人两块，其中一个是包馅的，并有炖菜一碗；晚餐主食开始是秫米稀饭。张学良将军视察食堂后，给拨了伙食补助，改吃干饭，并配有副食汤菜。节假日晚餐改善，主食粳米、白面，副食尚有肉。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
1920年后，阎宝航在青年会的工作繁忙，张泊也被青年会专聘担任文书。阎宝航便专请他的另一位同学关纯厚来校主持工作。到1931年，贫校发展到总校一所，分校六所，实习工厂一个，学生总数最高时超过千余人，教职员20人以上。贫儿学校的创办成为当时东北教育界的一个亮点。
贫儿学校学生就学问题得到缓解，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又随之而来。阎宝航对此十分关心。校董会最后决定为贫校筹建工厂、农场，即可作为学生实习之场所，也解决了毕业生就业问题。1927年，市政当局在大北边门外发放地号，以招待工商学各业领地，从事建筑经商。贫校当时领得地号54亩，作为生产基地。1928年，阎宝航留学国外时，曾专门给校长和校董会来信，提出建议，校董会筹措建筑经费以备建厂后开展生产之用。经多方努力，有朱子樵将军由北平佛教会捐款两万元，东三省官银号捐款一万元。全部捐款专作贫校工厂、农场建设费。学校的日常费用，则由校董会另筹两万元。阎宝航和关纯厚校长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除此之外，阎宝航极力主张贫校注重培养尖子人才，在他的建议下，贫校建立了资助毕业生升学计划。即每年从贫校高小班毕业生中，选报前三名优秀学生，由学校资助升学以期深造。这样，受到资助的贫校学生不但有升入东北大学、南满医大，而且还有不少升入北平、上海等高等学府的。还有一个人力车夫的孩子后来留学德国，一时传为美谈。
阎宝航创办的贫儿学校，还特别注重学生的品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关纯厚校长专门制定校训，要求每个学生以此对照自己，并身体力行。为培养学生养成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做一件好事，并要求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把做的好事记在日记上，备老师检查。所以，在贫儿学校里，学生之间团结空气很浓，打架斗殴的现象几乎看不见，风气很正。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学校采取很多办法，贫儿学校新校舍落成后，刚刚留学回国的阎宝航与贫校校长在校门里迎面树起一面很高的大屏风，上面书写“勿忘五月九日{3}，需要万众一心”12个大字。下边画着一副日本侵略我国的大地图，图中标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琉球等地时间，以警示学生不忘国耻日。直到九一八事变后，这个大屏风被日本宪兵用刺刀捣毁。在每天的朝会时，学生列队高?《国耻纪念歌》《打倒列强》等歌曲步入教室。
《国耻纪念歌》的歌词：
日本小鬼真正顽，夺我旅顺大连湾，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期满了他还不交还。
《打倒列强歌》的歌词：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齐欢唱。
1925年3月，由张学良、郭松龄等募捐发起的奉天贫儿学校印发本校概况书。教育家黄炎培来奉天时专门参观贫儿学校，对阎宝航大加赞赏，他说：“当年北洋大员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与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香山慈幼院，你们以师范学校毕业生，无权无势，无名无力，竟凭一种志愿，白手起家，造出如此业绩，确是难能可贵的了。”根据黄炎培先生的意见，辽宁省教育厅曾发给阎宝航教育奖章，以嘉奖其兴学功绩。
1930年，本溪湖铜铁公司由北平请程砚秋剧团到奉天演出，该剧团听说贫儿学校的事迹后，专门在沈阳义演一周，把所得万元全部捐给贫儿学校。欧阳玉倩表演《少奶奶的扇子》等著名话剧，也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给贫儿学校。朱子樵将军、储蓄会长张惠霖、韩敬文杂技团也分别为贫校捐款。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对贫儿学校给予了支持，张作霖的把兄弟吴俊升的夫人也曾为贫儿学校捐款两万五千元。阎宝航在重庆参加抗日战争期间，还念念不忘当年创办贫校情景，给老友张泊寄七绝一首，题为《怀老友张泊并忆当年共创贫儿学校》：
五载同窗共几席，十年分手各东西。
相期胜利还乡日，服务仍需为苦儿。
1978年，张致关作七律一首，回顾了这段往事：
阎氏先驱创校功，关张相辅乐观成。
深谋专行岔路口，初计权居景佑宫。
贫校总分儿九百，厂房营造地千坪。
自从沈水来敌国，一片繁荣转眼空。
注释：
{1} 卢广绩：1894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毛祁乡小河屯。1918年在奉天师范学校毕业后任该校附小教员。1924年任奉天省立第一小学校长。1926年在沈阳创办了磨石加工厂和大理石厂。九一八事变前任辽宁省商会副会长。
{2} 朱庆澜，字子樵，浙江绍兴人，早年历任奉天、凤凰、安东等地知县，后曾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斗争。民国后曾任黑龙江省督军、广东省省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路护路军司令等职。
{3} 五月九日即“五九国耻”。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激发中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后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四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
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和出色的工作，不仅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也受到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的赏识。1918年底，阎宝航接受普莱德之请，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任学生部练习干事。
基督教青年会最初由英国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创立于伦敦。处在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许多青年由农村流入城市，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普遍地表示不满。布店人员威廉斯领导12名青年，组成一个基督教俱乐部，以宗教活动来改善青年的精神生活，以后发展成进行广泛活动的社会机构。这个组织很快遍布欧美各地，特别是在美国获得空前发展。1855年，成立了国际性的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1895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地建立了基督教青年会机构。1912年后，美国派遣穆德博士、普莱德、邱树基、艾匡国（皆为英国人）、华茂山、葛力扶（皆为丹麦人）等先后来沈阳活动。同年在大南门里东城墙根下福音堂租了一处房舍，成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YMCA）。
普莱德（Joseph Platt），美籍丹麦牧师，教友（贵格）派教徒，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好青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参加反战组织而坐过牢。出狱后致力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18年出任奉天基督教总干事。1928年，卸任回到美国，主张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同校，颇有影响。当时，普莱德聘请阎宝航为青年会干事，同时把贫儿学校作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组成部分。他很欣赏阎宝航社会活动家的非凡天才，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与基督教宗教性团体不同，基督教青年会是一种社会教育机构。它是以英文夜校开门，以提倡体育运动起家的。青年会虽然信奉基督教，但不分教派，也不论信不信教，都可自由参加，使许多知识青年趋之若鹜。随着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的增加，青年会场所也在扩大。在两次直奉战争中，一向同奉系政权有着良好关系的青年会传教士、总干事普莱德三次到达前线活动。特别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普莱德会同奉天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维林，到停泊在秦皇岛外的英国巡洋舰“麦尔迪”号上，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罗伯?克来克会谈，联手帮助直奉双方于同年6月17日达成协议，从而使奉军减少了损失。张作霖得到了好处，便于1923年慷慨地将大南门里的景佑宫旧址地皮拨给了青年会。{1} 1925年5月，由美国普莱德、丹麦华茂山、爱尔兰司徒尔三国牧师联合修建青年会洋式楼房。1923年破土动工，1925年5月竣工。这栋四层楼房在当时奉天属于第一流建筑。建筑既保存了东北古老浑朴的风格，又揉入了欧美简洁明快的色调，可谓中西合璧。青年会面积比原来扩大十倍，不但增加藏书甚多的图书室，还增加不少现代化的设施，如集会所、讲演大厅、西餐厅、高尚宿舍、招待所，还有健身厅、影戏院、沐浴、理发等。一般会员尚可享受会内的这些特殊利益，来这里参加各种活动的青年越来越多。同时，青年会提倡“人格治国”，标榜“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以及“社交公开，男女平等”等略带有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色彩的口号，使当时一些急欲摆脱封建主义束缚的青年，从青年会里获得了新的兴趣和解脱。由于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殖民地的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基督教青年会暗中支持青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也是吸引一些反日进步青年的原因之一。
扩大规模的青年会，也增设了内部机构，由原来的夜校增设四个部，即德育部、智育部、体育部、群育部。在距青年会不远的南关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时的阎宝航等很多同学都是这里的会员。阎宝航经常同他的同学杜重远{2}、卢广绩、王化一{3}、王少源、萧树君、毕甘霖、宁恩承到青年会参加各种活动。以后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医学院学生也都到这里参加青年会组织的学术讲演、读书报告会、时事报告会，以及各类球赛等，他还是“德育讲演”“英文夜校”“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
具有一流设备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不仅是本地青年想往的场所，也是当时在沈阳的国际友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在这里，阎宝航不仅结识许多社会贤达、有识之士，也结识了不少西方友人。他同澳大利亚籍的美国人端纳{4}（W.H.Donald）的交往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正是通过同这些友人的交往，阎宝航初步了解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与文化。
早年，美国牧师穆德等所以选择大南门景佑宫作为青年会会址，并大兴土木，主要是他们很重视同奉天当局的关系。这儿距大帅府近在咫尺，与其往来极为方便。这里大量的西方图书和各种生动的活动，吸引了沈阳的许多青年，也吸引了风华正茂的张学良经常出入这个“YMCA”，并通过英语教师约瑟夫?普莱德与西方友人进行交流。早年在1917年，张学良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以后任会董。普莱德知道张学良喜欢网球，便在青年会建设一个网球场。1922年，普莱德又将网球场进行了扩建。这样，张学良不仅是这里英文夜校、德育、科学讲演的积极分子，也是这里网球场上的常客。张学良自己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运动，我加入了一个叫“YMCA”（摩登）俱乐部的网球俱乐部。会员都是外国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当时我只有十七八岁，喜欢打网球。自己家里运动场太窄，在俱乐部可以打网球。这样我和西洋人接触的机会渐渐地多起来。当时我的老师叫普莱德，他担当奉天“YMCA”总干事，因此使我得以加深了同“YMCA”的关系。我常去“YMCA”，打网球，打乒乓球。
当然，张学良在青年会不仅学会了打网球、乒乓球，也学会了开汽车、驾驶飞机。张学良还常接于凤至到这里打网球，参加“费尔会”（展览游艺）。据说当时奉天放映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就是张学良带到青年会三楼放映的。
阎宝航同张学良的交往就是从青年会开始的，不过那时他还在两级师范读书。由于他们经常参加青年会活动，彼此都有良好的印象。阎宝航被聘任青年会干事之后，他们的这种交往逐渐增多，阎宝航经常陪同张学良参加各种活动。起初，他们更多的是上英文夜校，可以说他们是夜校的同学。他们在一起常以英语交谈。此外，他们还经常共同光顾青年会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在这里，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书报，开始接触西方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开阔了视野。正是通过这些交往，阎宝航同张学良成为莫逆之交。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对阎宝航的注意与兴趣不仅仅看中了他那种为人随和、与人为善的品格，以及他具有善与交往的社会活动家的组织才能，也看中了阎宝航同张学良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新大楼的修建一事，便可见一斑。
1919年，张学良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科学习期间，利用节假日仍到青年会参加活动。有一次，他们在一起聊天时，才了解到阎宝航已是有家室的人了。他建议阎宝航将妻女接来奉天，他问阎：“你为何不接嫂子进城？莫非你嫌弃发妻不成？”阎宝航笑道：“耶稣的信徒，哪里会那样无良心！我正在考虑将他们接来！”张学良说：“好，下次我来能见到嫂子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