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初，刚刚陪同郭松龄将军从日本观操回国的韩淑秀再次来到青年会，专门会见阎宝航。当时，郭将军应张学良电邀提前回国，正在紧张地对进关部队进行编组战斗序列的准备，入天津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夫人韩淑秀在青年会做短暂的停留就走了。半个月以后，便发生郭松龄反奉事件。有人曾猜测，韩夫人此次会见阎宝航，虽然不可能向阎宝航透露郭将军起兵反奉意图，但是谈到张作霖与日本人订立密约的事，并表示不满情绪是完全可能的。苏子元回忆说，他记得当时韩夫人会见阎宝航之后，阎曾陪着她去他们发起创办的奉天工儿院和贫儿学校。阎宝航送走韩夫人回到青年会，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他认为，韩淑秀像是来告别，表现出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情绪。阎宝航在郭松龄反奉后起而做内应，并不是偶然的。
六 参与郭松龄反奉(3)
阎宝航在郭松龄反奉事件中受到了株连。
原来，郭松龄为反对奉军武力扩张政策，曾写信给张作霖，要求退兵，遭到拒绝。郭遂决定借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之机，暂避居日本，以抵制内战。10月初，郭松龄赴日抵达东京，同行的有韩复榘率领的国民军军事代表团。此时，浙江督军孙传芳组织联军打败奉军，苏、皖两省相继丢失。与此同时，郭松龄在日本获知张作霖派特使与日本订立密约等内情，一时大为愤慨。遂将这个情况全部告知国民军首席代表韩复榘，表示与冯玉祥合作之意。10月下旬，郭松龄应张学良之邀回到奉天，不久，到达前线。11月13日，张学良抵天津与国民军谈判和平，同时向郭松龄传达张作霖进攻国民军的密令，郭遂陈述不可再战之理由，主张撤兵出关。张学良虽赞同郭的主张，但由于“父命难违”，仍遵父命严令郭松龄第三方面军、李景林第一方面军调兵备战。郭知战争不可避免，遂称病入天津意大利医院，暗中做反奉准备。
1925年11月下旬，郭松龄总司令部在滦州宣布班师反奉，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杨宇霆，拥护张学良为司令，改革省政。一时间，奉天张作霖帅府惊惶失措，一片狼藉，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从河南调朱霁青来东北，在奉天神学院同钱公莱等人组建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国共产党派任国桢参与领导工作。阎宝航、苏子元对此事知其大概，深表赞成。这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团中央发表《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支持郭松龄反奉，积极起来“夺取政权”。在那些日子里，任国桢来往于神学院和基督教青年会之间，与苏子元一起讨论支持郭军反奉，印发传单。阎宝航通过苏子元了解到共产党人的行动，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支持郭松龄行动。
当时，由苏子元负责油印的传单，通过阎宝航送到奉天学联手中，并很快在奉天大中学校张贴、散发。阎宝航在散发传单的同时，还发动学生组织起来，准备迎接郭军进城。
但是，就在郭军前线已到新民，逼近沈阳的时候，苏子元在青年会油印传单的举动，被一位外籍干事发现，报告警方。警方立即前来搜捕。苏子元走脱，任国桢被捕。据乐春回忆，当时，阎宝航也曾“被沈阳东关警察署捕去，讯问他同郭的关系，在那里他被拘留了一两天，我闻讯后曾到他家探询。是夜间，他已经被放回来了”。不久，郭松龄反奉失败，郭及夫人韩淑秀被张作霖就地枪杀。阎宝航得知这一消息曾潸然落泪。他因与郭氏夫妇素有来往，当局怀疑在郭松龄反奉期间共产党在奉天广为散发、张贴的传单与他有关。为避免受到牵连，阎宝航便到一位国际友人家中躲避。后由于张作霖对郭案采取宽容政策，阎宝航遂又复出。
事后，有一位朋友曾问阎宝航，“郭松龄将军和张学良将军都是你的朋友，在对待郭反奉事件中，张汉卿的态度是父命难违，义不背父。而你却坚决讨伐，站在郭将军一边，日后和张汉卿的关系如何相处？”阎宝航明确回答说：“我支持郭将军反奉，并不是因为我和郭氏夫妇有良好的关系而为之，也不是为了和汉卿一刀两断而图之，我反对的是与日人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谁这么干我就反对谁，相信汉卿也未必支持乃父之举措。无论就个人关系还是国家利益，我和汉卿是一致的。”
阎宝航本不会喝酒，上次六一○运动过后，他喝了酒，这一次郭氏夫妇被害，他竟喝得酩酊大醉。他抱歉地对高素桐说：“很对不起，喝点酒，解解心中的烦闷罢了。今后不喝了。”在这一点上阎宝航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在一般情况下，他喝酒从不过量。但在他一生中，确有几次大醉，不过这是后话而已。
注释：
{1} 吴晓天：即吴霆。安徽省奉台人。1925年春，由上海派到沈阳做团的工作。9月任奉天第一任团部书记，后任党支部书记。10月以后曾去哈尔滨，大连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
七 赴英国留学(1)
郭松龄将军和夫人韩淑秀被害后，阎宝航一直处在痛苦之中。韩淑秀是一位难得的进步女性，她抑恶扬善，提倡妇女解放，重视贫儿教育，同情贫苦民众，这些都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使他感到自责的是，由于郭氏夫妇被害，他和韩夫人发起创办一年多的工儿学校也被迫停办，而他却无能为力，因此常常喝闷酒。
韩淑秀在贫儿学校教书时，常常到阎宝航家做客，因此她和高素桐以姐妹相称。韩夫人生育一女，不幸夭折，此后她再没有生育。她很喜欢小孩儿，每次到阎宝航家，都要和阎宝航的两个女儿长女明诗、次女明瑛玩一会儿，所以孩子们都很喜欢她。她的被害，阎宝航一家也笼罩一层阴影。阎明诗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
因郭夫人到贫儿学校教书，常到我家来做客。当我们听到郭夫人被害，正在沈阳小河沿陈尸三天的消息后，哭的没法，都说这么好的人可惜了，我妈对我的小姑说，你带着你的大侄女去看看，凭吊凭吊。那天又是雨又是雪花，特别凄凉，那时候可比现在冷。我们到了小河沿，人山人海，我也挤不到里面去，就从大人的腿缝那往里看，看到两个人都在地下躺着，郭夫人没有鞋也没有袜子，两只脚都是泥呀。枪子是从后头打进去的，头发让血饼子把整个脸都盖上了。郭夫人皮肤特别白，从下巴颏能瞅见她那模样，当时我就放声哭起来：郭夫人呐，你怎么能死呢？我小姑姑赶紧把我一把拉过来，连说嚎不得嚎不得。
1926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决定介绍阎宝航去英国留学。但留学的路费和日常费用须阎宝航自行筹措。当时，阎宝航在青年会每月只有25元的收入，支付这笔费用是很困难的。正在他为难的时候，时任奉天陆军军团长的张学良派人给他捎信来说，愿意资助他解决这笔费用。阎宝航不知道张汉卿是怎样知道他要出国的事。就在他犹豫之间，不久，张学良已把这笔费用送来了。
出国前，阎宝航打算利用办理护照的时间，再练习一下英语，他决定到教会学校把英语再深造一番。临走前，还要把家安置好。
按说，阎宝航停止资助贫校后，靠他的25元工薪维持十口之家，勉强过得去，但后来由于奉票贬值，维持生计日渐艰难。这次，为了解决外出留学的家庭负担，他决定把家分成两部分。他先安排父亲留在奉天，照顾两个堂兄、表兄上学；对自己妻儿的去留，他征求高素桐的意见。
阎宝航对高素桐说，我留学四年，你能不能利用这个时间读点书呢？高素桐说，25元钱过日子都不够，哪念得起啊？阎宝航说，安东（今丹东）附近有个大孤山，那儿有个外国教会办的救济院，叫孤儿院。你到那儿，可以跟着念书，不收学费，还可以学织花边手艺。小孩子上学也不要钱，他们搞教育很有名，我去参观过。又有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普莱德介绍，你既可受四年教育，又学会织花边的手艺！高素桐说，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啊！行啊！你念四年书回来，我也毕业了。我们有了着落，也免去你后顾之忧，一心学习就是了。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
自从搬进省城后，一家大小的饮食起居，全靠高素桐一人照料。虽说是粗茶淡饭，但靠着高素桐的勤劳贤惠，夫妻相濡以沫，家人和和睦睦，日子过得还算甜美。1926年，阎宝航夫妇已生下四孩子，两儿两女。幸大女儿明诗帮助母亲看护弟弟妹妹，减轻高素桐的家务负担，使她有空上贫民识字班，补习文化。阎宝航出国前高素桐已补习完高小课程。阎明诗回忆说：
我妈有一天跟我说，你爸爸要上国外念四年书，回来可能不说中国话了吧。我说，备不住。妈说，那我也得念英语啊！我说，你高小国文还没毕业，还念英语？妈说，你帮妈看孩子，青年会有个英文补习学校，我也去念四年。我说行啊！以后我母亲就去上英文学校了。她学习很用功，学了单词怕忘，回来就教我，所以我的英语是从母亲那儿学的。妈妈下学回来用英语叫门，然后让我用英语问：谁呀？请进！请坐等等。我们家的器皿凡是能贴的都被她贴上用英文书写的名字，她还用英文“pause”（钱包）一词给明诗起个小名“小佩儿”。
这年夏秋之间，阎宝航把高素桐和孩子们送到大孤山基督教堂，便去补习英文了。
所谓大孤山教堂，实际上是一所由丹麦女教士办的救济院，不但收留孤儿，也收留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救济院不但办学校，供老弱病残和孤儿上学，还有诊所、织花边工厂。到大孤山后高素桐在工厂做工学手艺，晚上还要上夜校学文化，明诗则负责看护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救济院里的生活不像想像的那么好，吃包米面、高粮米粥，勉强糊口。同时由于水土不服，全家都患上皮肤病。阎明诗回忆说：
天气渐渐冷了下来。孤儿院流行皮肤传染病，为了隔离，我们一家人被安置到一个闲置不用的两间食堂的外间屋。这儿炕上潮湿，门窗不严实，屋里又阴又冷，每到夜间刮大风时，门窗拍击，响个不停。炕上跳蚤较多，身子被搔破，孩子们都被感染上了疥疮。我患的是脓疥，满身满脸，眼皮肿了，嘴角烂了，吃饭张嘴都困难。
离他们居住的这间屋子靠后山的地方，有一堵围墙，围墙外是一冢冢坟丘。有一天，孩子们在小山坡玩耍时，偶然发现在这个围墙里面有更可怕的情形：这里面住着一些奇怪的人，他们有个自膝盖以下流脓淌水，腿肿得水罐粗的人坐在院里晒太阳。一些断肢缺腿的残废人四散地坐在台阶上。地上躺着一个妇女，口吐白沫，发针插进发鬓头皮里，血和她的头发粘在一起。一问才知道，这儿全是麻风病人。从此孩子们便产生了恐惧感。有一天，由于明诗在背大弟弟大新玩耍时摔下山坡，大新右眼眶被摔伤，使得明诗对这儿更加厌恶，便鼓起勇气要求妈妈，赶快写封信，叫爸爸来接我们回去吧。高素桐认为，她是为支持阎宝航出国留学才到这儿来的，现在阎宝航还没有走，怎么能叫他来接，拖累他呢。再说我才学个半拉架，等等再说吧。
11月，正是上冻的时候，日子更难熬了。阎明诗便背着妈妈，私下求救济院的姜姑姑替她给爸爸写了封信，告诉他一家人在这儿的大概处境。阎宝航接到信后，立即来到大孤山把全家人接回沈阳。
1927年4月，阎宝航已办完出国手续，准备启程了。许多关心他的人来看他，和他交谈，想要听一听他留学到底要去学习什么。起初，大多都认为他去一定是学神学。
一位经常到基督教青年会参加活动的青年人乐春，平时就很愿意与阎干事交谈。最初，阎宝航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教育，推崇教育救国。后来，他又从教育救国思想里解脱出来，与人说话的内容集中在社会政治改革方面。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张作霖政府这两个势力，是东三省老百姓的大敌。不普及爱国主义教育，不唤醒民众与之较量，东三省早晚要被日帝夺去，像它吞并朝鲜一样，把东三省老百姓打入亡国奴的境地。1925年六一○学生运动后，阎宝航开始议论暑期大学。乐春回忆说：
1962年，我从阎宝航写的回忆录里读到，他对暑期大学很感兴趣，对所谓唯物史观初次接触，并认为把经济作为事物的自发性有道理。我特别记得他引了先秦哲学家的几句话，那时他理解物质是第一性，中国古代哲人也是这样讲的，比如管仲的“衣食足而后知礼仪”等等。
七 赴英国留学(2)
在阎宝航临去英国前，乐春受苏子元委托与阎宝航交谈。他们交换了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中国应走哪一条自救之路，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个人主要该干什么等等。阎宝航说：“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犹太的基督说‘你要人家怎样对待你，你应该先怎样对待别人’，这种人间关系的实现单凭人的道德修养和法制制约是办不到的，这必须从改革社会制度着手。但是怎样改革，改革成什么样子，从古至今有许多讲得极为动听的方案，但截止现在没有一个实现。就说欧洲的社会主义吧，欧文有他的理想，并按他的理想干起来，结果垮了。还有苏联，但书上描写的苏联果真如此吗？这次我有机会得到英国去，英国老早就是欧美式的民主国家，我实地看一看，学习研究一番，有机会再到俄罗斯考察一下，学习对中国有用的知识。总之，就是看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阎宝航出国的动机不是去学神学，他注重的是社会和政治改革问题。
阎宝航思想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锻炼，和受共产党人的影响，他开始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思想政治觉悟在提高。谈到他的进步，阎宝航写道：
约从一九二四年起，辽宁省城基督教青年会既不只是反帝爱国运动策划联络中心，而是从事革命的地下工作同志一个掩护地点。我党一位老同志苏子元担任青年会干事，徐仲航同志也是干事。据我所知，当时共产党员尚有巩天民、周东郊{1}、李馨圜、高子升、何松亭等十余人都以青年会会员名义，并参加其一些活动作为革命工作的掩护。我和这些同志们过从十来年的时间中，思想上多有启发之处。苏子元在我出国之前曾和我谈到加入共产党时，彼此同意候我回国后再加入。他也是我以后参加共产党的推动者。
苏子元谈到阎宝航申请入党是这样说的：
一九二三年，当我组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时，阎宝航有时也参加讨论。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他极力帮助奉天学联工作。暑假期间由他做校长，利用青年会办了暑期大学，教员是共产党员任国桢、吴晓天、陈日新等人。秋季，奉军郭松龄反奉时，他支持反封建战争。一九二五年，我到哈尔滨工作。直到一九二七年，我从苏联回到沈阳工作时，见到阎宝航同志，他向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我向当时第一届满洲省委吴立石同志提出，党派周东郊同志与阎宝航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以后我离中国去苏联，周东郊离沈阳赴延边工作，年初周被捕入狱，原省委同志也离开沈阳。阎宝航的入党请求，没有得到解决。
1927年，国内形势发生突变。蒋介石加强反共活动，并在帝国主义的策动之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在此前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北方掀起了反苏反共风潮，残酷地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中共满洲省委对阎宝航在革命低潮时期提出入党要求，非常重视，决定派周东郊了解阎宝航的思想情况。但由于苏子元奉命离开沈阳，阎宝航出国手续已办完，不得不启程出国，他的入党要求未得实现。
不久，阎宝航赴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研究院学习。他选修的课程是哲学和社会学，此外他还选读了世界经济地理。除了学习专业之外，他最关注的问题是英国劳动人民的生活问题，阎宝航这样说道：
这一时期思想上仍注意劳动人民的生活问题，所以就从书本上研究了英国失业问题，又深入贫民窟，考察贫民和失业者的生活状况，以后曾写过一篇文章交给研究院主任。
阎宝航在苏格兰留学期间，恰好宁恩承也在英国留学。老朋友舒舍予（老舍）也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中文。
阎宝航和老舍相识在1925年，当时老舍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参加夏令活动。
老舍是满洲人，满洲的真龙天子就发祥在长白山。老舍这满洲人虽已入关二百多年了，寻根追源的感情并未减低。老舍为人表面上弱小清瘦，很冷静淡泊，他有一腔热血，无限的情感。他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20年代他曾出关遥望长白山，参加青年会的夏令营，和老阎结为好友。他乡遇故知，我们三人在伦敦相聚了。
1927年，阎宝航利用假期来到英国和北欧考察，当时舒舍予在英国伦敦大学教中文。宁恩承此时也在伦敦。三人一同参观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威敏士特大教堂、亨利第八的皇宫、英国皇家植物园，共看泰晤士河上的落日。几星期中的赏心乐事，许多年后老舍常提起，老阎也常述及这段愉快的时光。
阎宝航在英国住了几个月，经苏格兰去丹麦考察国民教育和合作社组织，丹麦是个小国，和中国的奉天青年会有密切关系。奉天青年会中许多传教士是丹麦人，在这里阎宝航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就在这时，夫人高素桐又生一女，阎宝航给女儿取乳名丹麦，大名阎明光。
1929年春，阎宝航完成了在爱丁堡大学研究院的学业课程。在他留学期间，国内及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1928年初，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开始第二次北伐，向张作霖发起进攻。日本帝国主义唯恐战乱波及满洲，损害其在满洲的利益。便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北伐军北进；一面强迫张作霖离京，并趁机向张索取在满权益。张作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但此时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使他深为不满，决定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利用张作霖退出北京的机会，将其炸死。东北顿时出现复杂的局面。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一心把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之下，易帜日期一推再推。直到12月，张学良顶住日本人的威胁利诱，力排保守派阻挠和非议，毅然宣布东北全境降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旗。中国自清末以来军阀混战的局面宣告结束，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在形式上得到统一。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无法阻止东北易帜，但把易帜看成是“对日本的侮辱”，对张学良处处掣肘，更加紧进行对东北的渗透与侵略活动。张学良承受着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空前的压力。在欧洲的阎宝航时刻关心着东北的政治形势，感到他自己在这一局势中的责任。1929年，阎宝航收到留学美欧后回国的王卓然给他写来的信，全面地介绍了东北形势和张学良的困难处境，指出，东北正处在非常时期，也正是用人之机。原来阎宝航计划留学4年，并计划到苏联做社会考察。这时，鉴于东北的形势，阎宝航改变原来的计划，在留学一年多的时候，便决定提前结束学业回国。
但是，阎宝航此时还不知道，沈阳当时的社会形势，并没有像迎接他那样热烈的气氛。
注释：
{1} 即周春晖。
八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1)
1929年春，阎宝航经莫斯科回国到达沈阳。东北及沈阳各界朋友、知名人士、夫人高素桐携长女阎明诗齐聚站台接迎。
火车停下来了，阎宝航与众人热烈打招呼，欲行下车，这时有人高喊：“快，请众人站好，摄影留念！”于是阎宝航站在列车上与站台迎接的夫人和众人合了影。
阎宝航走下车，高兴地抱起大女儿：“明诗长大了！”然后又对高素桐说：“家里都好吗？小丹麦好吗？”
令阎宝航感到惊奇的是，高素桐竟操英语回答他的问题：“Yes，好，丹麦好，都好。”
当时在场的人同时鼓起掌来。
1929年1月10日，就在阎宝航从欧洲回国途中，沈阳{1} 大帅府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张学良下令枪杀了张作霖的老臣、亲日派代表人物杨宇霆和常荫槐，引起了社会各方面不小的震动。张学良除掉心头之患，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巩固了他自己的地位。
阎宝航刚刚回到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普莱德对他说：“我已完成了在中国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使命，择日即将回国，我受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委托，将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之职正式交给你。”阎宝航说：“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是美国青年会主办的，总干事之职历来由美国、丹麦友人担任。我是中国人，如何能担当得起！”普莱德说：“基督教青年会是世界的，既是美国的，也是中国的，总干事非先生莫属了，我是相信你的，这是上帝的意旨，请不必推辞。”这个一向由西方传教士所担任的职务，就这样第一次让给了中国人。
普莱德在启程回国之前，阎宝航陪同普莱德去拜望张学良将军。张学良高兴地会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亲切地交谈，最后设便宴款待。
阎宝航提前回国，张学良表示非常高兴。他说：“东北在红白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希望玉衡兄努力对外，襄助其事。”他明确地告诉阎宝航，他正在指令外交处长王家祯负责组织一个由东北知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准备参加在日本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使阎宝航感到奇怪的是，张学良这次谈话主要集中在中东路问题上。张学良说，中东铁路{2} 在名义上是中苏共管，实际控制权却掌握在苏联手中。他还说，收回中东路主权是先大帅未完成的大业，理应由他来完成。当时阎宝航对中东路的情况不甚了解，他的注意力仍然是日本的态度。所以他请张学良谈谈日本人的最新动态。张学良说，日军在增兵山东青岛后，在美英等列强的压力下，被迫撤军，并声明承认中国国民政府。田中内阁因“皇姑屯事件”受到反对派的攻击，摇摇欲坠，不久倒台。新内阁对中国则采取观望态度，外相、代首相币原喜重郎受国际条约的约束，推行对华友善政策。日本对东北当局那种不可一世的气焰多少有些收敛。阎宝航当时虽然对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主张有看法，但由于普莱德在场，未加辩论，也不宜深谈便告辞了。
这年5月，东北发生了令阎宝航意想不到的事情。
5月27日，哈尔滨特区警务处长米春霖接到密报，共产国际于当日下午2时在苏联驻哈领事馆开会。特区长官张景惠立即派武装军警将领事馆包围，并进行搜查，共逮捕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内佐夫等39人。同时扣压了大批文件。海参崴苏联当局对此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苏方人员，否则将采取报复行动。
究竟怎样认识红色苏俄，怎样处理和他们的关系，这件事将如何发展，这是当时东北上下最关心的话题。阎宝航却想起了张学良和他说的关于收回中东路的那次谈话。他敏锐地将这次行动同收回中东路联系在一起，莫非汉卿真的要收回中东路？
自从上次同张学良谈话后，阎宝航开始细心地了解有关中东路方面的情况与资料，对中东路的历史和现状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这个时候，阎宝航却处在犹豫和彷徨之中。他虽然认为张汉卿收回中东路是爱国行动，但在目前局势下与苏联发生摩擦不是明智之举。
阎宝航还了解到，早在东北易帜前，张学良就试探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紧急命令张景惠强行接收了东铁在铁路沿线所设的电话、电信局，路局苏方负责人对此并无反对表示。代表苏方权益的苏方理事们的态度也较和缓。接着，张学良又授意中东路督办吕荣环要求苏方把铁路利润款项由存在苏远东银行，改为远东银行和中国银行各一半。同时要求东省特别区教育经费由中东铁路提供。对此，苏方均全部照办。于是，便有一些俄国通、美国通、英国通开始鼓动张学良对苏动手，收回中东路权。在民族主义的鼓动之下，阎宝航当然也赞成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的决策。
但是，阎宝航认为，收回中东路权，中苏必有一战，这将是一个难以预料的结局。他不认为中苏开战是上策。他认为日本当局气焰收敛只是暂时的现象，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不会就此消失。因此，对日不能放松警惕。在武力收回中东路时，必须考虑到日本人，防止被其抄后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苏一战，最好不要进行。他产生了造访张学良陈述个人见解的想法。
为了说服张学良，阎宝航找到一位深为日人所嫉恨的人物——杜重远。杜重远早年留学日本，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提倡实业救国，他认为，列强之强，在于实业发达。中国之弱，在于实业不振。遂在留日期间，专攻窑业。1923年回国后即创办陶瓷工厂，其目标就是抵制日产陶瓷，打破了日本人独占辽宁陶瓷产品市场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就对他既恨又怕，软硬兼施，百般拉拢威胁，杜重远不为所动。早在留日期间，他就是一位参与反日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积极参加并组织了在东京的东北籍留日学生举行收复旅顺、大连的示威游行。后又派留学生回国，组成“收复旅顺、大连宣传队”，向当局促请北洋军阀政府收回旅大。1927年4月，杜重远以奉天总商会副会长的身份，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的斗争，并怒斥日本记者的无理纠缠，继续从事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的斗争。1928年12月，为反对省长公署增加警捐税法，杜重远和高崇民领导全市商民抗捐，取得胜利。奉天当局迫于日本的压力，解除其沈阳总商会副会长职务。东北易帜后的1929年，沈阳总商会实行改组，分别成立工会、商会、农会三大组织，杜重远被选为工会会长，同时兼任张学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襄助处理对日交涉问题。张学良认为，杜是一个年轻有为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加赞扬，此后与他往来不断。阎宝航留学归来，便听到不少杜重远挺身反日的消息，深为他的民族大义所感动，曾亲往杜开办的肇新窑业公司与其谈论局势，交流看法。阎宝航决定和杜重远一起去见张学良，期望收到更好的效果。当然，阎宝航还走访了新任农会会长高崇民和沈阳商会副会长卢广绩等。他认为他们都是可以借重的人物。
经过交谈，阎宝航和杜重远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认为，苏联的军事力量不可轻视。北交苏俄东拒日帝乃为上策。
张学良在听完他们的意见后说：“先大帅在北京闯进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共产党李大钊，苏联并未做出任何反应，我认为他们是无力做出反应。”阎宝航笑道：“先大帅处理李大钊一案时的苏联，与现在解决中东路问题的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先大帅背后有英、日等国支持，同时，苏联国内形势不好。现在苏联经济复苏，实力增强了。”杜重远接着说，更重要的是要提防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张学良笑道：“英雄所见略同。辅帅也是这样劝过我。防止日本人抄后路，这一点我接受，不知二位有何高见？”
八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2)
阎、杜二人认为，日本人不可不防。阎宝航说：“我在英国时就听说汉卿实行东北易帜遭到日本人阻挠的消息，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汉卿势单力薄，只好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易帜日期一推再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幸有西方英、美国等抓住日本人制造‘济南惨案’与‘皇姑屯事件’反对田中内阁。日本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得不默认东北易帜。但我认为，日本人不会甘心，早晚还得闹事，这只是时间问题。在奉天，我回国这么几天，几乎天天可以见到日本人制造事端，欺负中国警察和中国老百姓的事件。我还听说，有一回日本警察竟把汉卿你的卫队长都给扣起来了，这不能不说是有意挑衅！”
关于对日问题，当时张学良一心收回中东路权，对苏政策是东北政权的当务之急，开展反日运动并非上策，他主张对日以防为主。关于对苏避免一战问题，他说：“我认为多个对手总不如少个对手好。可是，不知你们想过没有，本来是咱们东北人自己的东西，却眼睁睁地送给别人，我们不去争谁给争？”张学良还说，对于侵犯我利益，干涉我内政的，能无动于衷么？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现在大街上贴的标语写着“打倒中国，拥护苏联！”这样的中国人我不赞成，他们不要中国了。我已告诉黎天才，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写几篇文章，驳一驳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论调！”
关于街头“打倒中国，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标语，沈阳城内张贴的很多，阎宝航、杜重远见过，基督教青年会墙上就贴了不少。他们也都对这口号想不通。
在当时的情况下，阎宝航还不能从政治上透彻地认识到，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举动，是帝国主义对苏联的仇视，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怂恿所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结果，是用民族主义代替了爱国主义。中共满洲省委接受党中央关于拥护苏联，反对军阀当局强占中东路的主张，但对如何把拥护苏联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恰当地联系起来，缺乏深刻的了解，因而在宣传鼓动上缺乏应有的说服力，特别是一些“左”的口号，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1965年，阎宝航在接受辽宁大学历史学者陈崇桥访问时就谈过在中东路事件中，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宣传口号问题。阎宝航说，那时候，由于个人水平有限，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对中东路事件作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分析。对中共满洲省委在街头上贴的标语口号，例如“拥护苏联，打倒中国”等不理解。正因为如此，在东北军开赴黑龙江对苏作战后，阎宝航、杜重远等人领导民众团体开展活动，大造收回中东路的舆论，支持张学良对苏的强硬态度。这年8月，他以“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团体的名义，发出公函，要求各市县“应普遍组织国民外交分会”，以适应政府对苏交涉的需要。1930年9月31日，国民外交协会在沈阳参加了欢送“抗俄军”出征大会，喊出“打倒苏俄”“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他还支持王化一等组织“抗俄后援会”，开展宣传。
这年7月10日，东北当局出动大批武装人员强占了中东铁路全路。中东铁路督办吕荣环在武力配合下，宣布全部接收中东路，同时封闭了苏联驻哈外交机关，商业机关，驱逐苏联职工上百人出境，并派大军到中苏边境驻扎。正在张学良布置中东路战争的时候，阎宝航利用青年会的阵地亲自发起创办，并担任主要领导人的反日团体就有三个。这就是这年6月发起成立的“辽宁省拒毒联合会”，7月发起成立的“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和8月发起成立的“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
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中东铁路南段的利益，组建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既经营铁路，又着手在铁路沿线各地建立“附属地”。当时，奉天是日本仅次于大连的据点，他们在这里也设立了附属地，即当时所说的“新市街”，而把奉天城市街道称为“杂乱市街”。从20年代日本建立所谓“新市街”开始，一个针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收回国权的运动也开始了，尽管张学良发动收回中东路权的行动中，并不希望开展大规模的反日运动，但这一年民众反日斗争却异常活跃。
7月间，阎宝航针对日本的挑衅行径，谋划成立反日团体。
沈阳小北边门外，有座白脸老爷庙。二三百年来，老爷庙附近的土地一向由一个陈姓人称陈老道的家族包种。1916年，突然来了几十名日本武装军警，在这块土地上设置岗哨，在周围钉木桩，上写“榊原农场所有”，强占了这片土地。陈老道率陈家各户，到奉天交涉署告状，中国官方表示无能为力。此后，南满铁路沿线日本官民抢夺中国土地，毒打中国百姓事件接连发生。奉天交涉署受理大量日本侵犯所有权案件，均不了了之。榊原得寸进尺，1929年6月27日，榊原勾结日本铁道守备队80余名，竟将通过榊原农场的北宁铁路北陵支线拆毁，把车站和护路警察派出所统统捣毁，并立“不准通过榊原农场”木桩。辽宁外交特派员公署三次向日本总领事送交照会，提出严重抗议，毫无果。消息传出，民众无不愤恨。接着，日本人挑起的事件连续发生。密切注意着时局发展的阎宝航挺身而出，联络杜重远、金恩祺、卢广绩、车向忱、王化一等省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负责人，讨论应付办法。大家一致同意，应该以此为契机，联合行动起来，呼吁当局向日方抗议，号召各界反对日人的霸道行为，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在此基础上，成立民众反日团体。
八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3)
这一斗争取得了胜利，日方被迫赔礼道歉，恢复了北陵支线。阎宝航遂于1929年7月11日，联络省城商工各界人士杜重远、高崇民、卢广绩、金哲忱在商工总会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发起成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简称“外交协会”。
在成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第一次联席会议上，通过了由阎宝航起草的成立宣言。宣言把主要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明确指出：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者列强挟其残暴之威焰，来临吾华，铁蹄到处，山河变色，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强迫订立，一切特权之掠取，我国沦于殖民地之悲惨地位而莫由自拔。在帝国主义集团之中，对我国压迫蹂躏尤为特甚者，则为东邻日本。
宣言强烈要求日本放弃对中国的侵略，否则，我们必将“集四万万人民为一体，誓死与违反公理及危害中华民族自由行动者奋斗，不中辍、不退缩，决不患其不成历。”宣言表示，“民国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日本警宪无理拆毁我北宁铁路支线之事件，迨日本七月间中东路事件之发生，各县分会也相继宣告成立，以一致之目标做共同之奋斗。”
随着外交协会的发展，外交协会设执行委员从9人增加到21人，常委7人。外交协会一经成立，便成为东北当局处理外交事务的智囊与后盾，它在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维护国家主权及民族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活动经费最初由省工会、商会拨付，后来由张学良资助。
作为常务主席，阎宝航领导下的外交协会从一开始就积极领导开展反日活动。他们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研究对日政策，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和阴谋活动，监督政府的外交事务，协助政府开展对外交涉，广泛开展对大众的反日教育。从1929年9月起，外交协会创办了《国民外交周报》（后改为《国民外交旬刊》），宣传时事及外交常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各地的侵略罪行，反映民意，劝告沈阳市及其附近各县人民不传阅日人报纸。外交协会每周请知名人士作一次专题讲演，讲演内容集中在日本侵华问题上，如日本移民政策，日本在东北之工商业、满铁以及日本侵华事件等等。阎宝航还组织外交协会先后调查日本制造的一系列侵华事件如十二标桩案、新民七公台村案、万宝山案、安奉路敷设双轨案、铁路交涉案等。
阎宝航在组织各项活动时，还特别注重扩大外交协会的分会组织。从9月至11月，辽宁各县响应分会号召，有26个县成立了分会。当然，各县成立分会不光是协会自身努力的结果，东北当局当时为征收分配给各县的对苏战争军费，把协会分会当成是宣传机构，命令各县组织成立分会。特别是阎宝航在1930年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太平洋国际会议之后，成立太平洋会议辽宁支部，阎宝航为做好下一次太平洋会议做准备，更加注意发挥分会作用，调查日本侵略事件。正因为这样，中东路事件后，外交协会已发展到东北三省各地县120多处，担任工作的会员共5000多人，规模大、声势高，驻沈阳日本总领事林权助曾向当局提出数次抗议。
注释：
{1} 1929年1月29日，奉天省改称辽宁省，3月29日，奉天市改称沈阳市。
{2} 中东铁路（“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我国东北地区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的铁路线旧称。原为帝俄于1897—1903年间强行修筑的铁路。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合办，仍称中东铁路，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所占。抗战胜利后，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合并，改称中国长春铁路。
九 关东的“林则徐”(1)
由于面临日内瓦鸦片会议的召开，1924年11月，上海组织了中华国民拒毒会，从此各地也相应开展禁烟运动，但有其名无其实，更未形成经常性运动。1929年6月，恰逢林则徐焚毁鸦片90周年，中华国民拒毒会提倡全国运动，阎宝航以此为契机，着手禁烟的具体活动。
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加紧对东北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还极力推行毒华政策。日本商人和反动官僚、军阀相互勾结，把大量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运到东北，使大批民众染上恶习，在精神和肉体上对东北人民进行麻痹和摧残。贩卖毒品，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方式之一。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众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以来，禁烟便成为我国一项重要政策，结果总是禁而不止。在张作霖统治时期的东北，烟非但禁而不止，反而作为奉系军阀扩大军费的来源，大量种植鸦片，专门在奉天设立种烟总局，下令各省开放烟禁，强迫农民种植鸦片。驻热河的军阀汤玉麟则主要靠种鸦片养兵，骄横跋扈，被人们称为“烟灰兵”。东北烟风日盛，弄得乌烟瘴气。为了解除毒品对人民的危害，张学良在1928年7月3日就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后，政务之一就是禁烟拒毒。
1928年7月12日，奉天省长公署转发了奉天禁烟善后章程。为了防止鸦片“戕身败家，弱种病国”，东北三省保安司令部于12月5日，发布禁止军人吸食鸦片的训令，限定同年底，主管官长具保戒除。12月7日，召开东北三省禁烟会议，颁布了《暂行禁烟条例》，提出“破获私售烟土，无论其多寡，悉付当众焚毁，并加以严重惩办”。
虽有章程和条例，但由于当时贪官污吏横行，贩毒吸毒猖獗，又有各级高级军政官员撑腰，甚至与日本商人相勾结，大量贩烟，从中牟取暴利，警方处理起来都颇为棘手。东北的爱国人士对此看在眼里，恨在心上。阎宝航曾经为禁烟之事专门询问张学良，张学良当时只是一笑，并不作答。阎宝航深知，张学良对此也是无可奈何，且张本人此时毒瘾仍未戒除。阎宝航便专门给东北当局写信建议当局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日本强行向东北输入鸦片，严禁鸦片流行。
东北易帜之初，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上任伊始，一反旧官场中的恶习，对沈阳等地警界风纪和社会秩序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整顿，禁烟禁睹，使官员中颓废风气顿减。阎宝航受黄显声这位少壮派军官的启发，决定在社会上开展一个禁烟运动。
就在他领导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发动民众反对日军警宪制造的榊原挑衅事件时，有一位爱国人士活跃在全市大、中、小学和平民学校队伍中，他就是车向忱{1}。此人是继阎宝航之后，在奉天积极创办平民学校的著名人士，人称“东北甘地”。阎宝航很了解他。为了办好国民外交协会，开展活动，阎宝航把车向忱、黄宇宙等请到青年会兼办筹备拒毒事务。
他们邀请了几位著名画家，画了许多漫画，揭露日本政府纵容浪人、商人贩卖鸦片烟、海洛因等毒品，毒害我国同胞的罪行。然后，又带领会员去各个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张贴，每当围观的人多了，他们又趁机进行拒毒宣传。1929年6月中旬，阎宝航和车向忱、张希尧等一起，联络各界爱国名流，发起成立“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简称“拒毒会”），该会内设宣传、总务等组织，配合警界黄显声发起大规模禁烟宣传活动。会址设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