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救国会成立之初，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到救国会来得不算少。陈公博就亲自来北平找救国会领导人谈话。吴铁城、胡汉民先后派代表齐世英、顾韩野、姚觉悟、曹四笏等与救国会常委会谈。他们的谈话几乎如出一辙，即要求救国会听从政府指挥，与政府合作抗日。阎宝航每次同他们会谈，都坚持说，只要政府出兵抗日，救国会和我个人愿作前驱，结果对方的回答都令人哭笑不得，在谈话难有结果?后，政府代表皆悻悻而去。汪精卫、蒋介石也都派人来过救国会。他们要求救国会把活动限制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事实上，救国会的抗日活动，不但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连与救国会有着密切关系的后援会会长朱庆澜也没有放过。南京政府曾接受他人控诉，以朱办事不公、肥己发财为由，由立法院派人调查处理。1932年9月，张学良曾提醒过阎宝航、王化一，南京方面已注意到救国会，要格外小心。
救国会是得到张学良的默许和支持下成立的东北民众救亡团体，其主要成员多是张学良知交故旧。尽管南京政府不喜欢它，也难以取消它。正如阎宝航自己说的那样，国民党不喜欢人民抗日，也不喜欢一个与张学良有关系的政治团体继续活动下去。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进行破坏活动。
1933年5月，日军飞机频繁在北平上空盘旋恫吓。北平的达官显贵惶惶不可终日。在日军的威逼之下，盛传当局将以牺牲东北换取华北暂时苟安为条件，拟签订卖国条约“塘沽协定”。{1} 5月24日，救国会遂派常委阎宝航、王化一、霍维周、李梦醒为代表往谒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2}，黄郛派秘书赵某在丰泽园接见了王化一，声明决心不以东北作谋和之牺牲品。黄的秘书表示愿意代为转达救国会的意见。遂后救国会常委分工由王化一准备陈述材料，阎宝航起草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公开信。
6月10日，救国会分别发表了给蒋介石、何应钦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阎宝航简练地概述了救国会两年来从事东北救亡的业绩，表达了为收复东北失地，任何牺牲在所不辞的决心，敦促蒋介石采纳东北流亡民众的正义要求。
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的要求和努力，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同情和接受。相反，华北当局对救国会的逼迫益加严酷。
6月17日，发生了救国会常委、政治部副部长霍维周被暗杀的事件，对救国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霍维周是东北青年党领导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前任冯庸大学教授。入关后，在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发展党员。1933年春，霍维周得知青年党头目曾琦、李璜与日人勾结，接受日本百万元巨款，作为反蒋活动经费，遂率三百余名青年党员，登报声明脱党，同时揭发了曾琦等通敌的罪行。青年党头目遂支使党徒对霍维周下了毒手。那天上午，霍维周乘坐一辆黄色车行至西四南大街，被人从后面射中头部而死，年仅32岁。
在救国会政治部，霍维周是阎宝航最得力的干将和助手，对于他的死，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都悲痛万分，高崇民抚棺痛哭几至昏厥。阎宝航亲自撰祭文悼念霍维周。人们由此提醒阎宝航注意安全。
救国会自成立之日起，便成为日本特务和国民党当局所注目的对象，常委们的安全也大成问题。阎宝航和常委们的家住地附近，常有不三不四的人活动。救国会办公处也时时受到威胁。阎宝航的家住在北平比较偏僻的东厂胡同。他平时忙于救亡工作，经常不回家，只靠高素桐带着孩子们小心度日。有一天夜里，高素桐忽然发现有一人从大墙跳到院子里。她急中生智，高声呼叫厨师赶快起来。那人影慌忙逃走。天亮时才发现，昨夜闯进来的人丢在他家的一把菜刀。又有日本特务机关企图对救国会进行破坏的情报传来。张学良闻讯，通知救国会人员要提高警惕，并赠常委每人一支自来德手枪用以自卫。同时加强了对救国会及其领导人的保护措施，成立救国会警卫班，便衣保护救国会负责人员。不过，阎宝航这时所关心的问题并非完全是个人安危，而是救国会前途命运。
十六 面斥何应钦(2)
早在东北义勇军兴起之初，1931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训练总监何应钦就曾给国民党中央报告说，民众自动组织的义勇军，弊害颇多。上海方面且闻有共产分子及日人参杂其间，影响所及，殊堪危虑。何应钦建议，对未组织者，令其缓办；已组织者，令其中止。对此，蒋介石密令各地一律遵照办理。于是，关内各地的义勇军相继被强行解散。何应钦取代张学良执掌北平军分会后，首先对退入河北省境内的东北义勇军开刀，严查取缔。1933年4月27日，北平军分会颁布了《整顿河北省境内义勇军办法四项》，从东北撤入河北省境内的冯占海、邓文、李海青、李纯华、郑桂林等部义勇军相继被改编，缴械，遣散。
7月14日，救国会派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钱公莱等委员到中南海居仁堂同何应钦进行交涉。首先，由阎宝航、王化一先后详细陈述两年来救国会抗日救亡工作，并指出，政府应该考虑东北失地与几十万流亡民众，支持救国会的工作，而不应取缔。何应钦说，对于失去自由的东北人民特别是对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政府和我个人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政府有政府的考虑，为了圆满地解决中日问题、东北问题，东北人民一定要树立全局观念，要相信政府。阎宝航说，要我及每一个爱国的东北人相信政府，这并不难，如果政府自九一八事变时起就能领导人民抗日，而不是不抵抗，那么，也许不是今天的这个形势。问题就在于政府对于东北问题不关心。不抵抗倒也罢了，对于日人得寸进尺却能加以容忍，对我们这些从事救亡活动，打回老家去的东北人不支持，甚至对义勇军加以取缔，对救亡组织加以限制、甚至取消，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
何应钦过去不认识阎宝航，从此再也没有忘记过他。他认为阎宝航操满口的共产党腔调，对他一点不客气，是一危险人物。他说：“我想，这些具体的事情如何认识，我们现不要急于争论，不忙下结论。至于你们说的打回老家去的问题，政府从来没有说过相反的话。问题是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强国，我们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交涉。军分会对华北团体采取的具体办法，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救国会也不例外，从今后最好不要再公开活动。”卢广绩接着表示：当局不支持救国会也罢了，反倒釜底抽薪，我们要求恢复发售爱国奖券。何主任则把爱国奖券问题推到黄郛身上，他说：“这件事是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事，我何某无权过问。”王化一说，东北抗日义勇军从一开始就是孤军奋斗，其残部进入热河、察哈尔地区后，经过政府的改编、取缔，目前所剩无几，但在北平周围尚有一些余部坚持活动，作为救国会，我们已无力接济。我们要求军分会在物资、军械方面给予支援，他们在抗日斗争中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何应钦说，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接济已不可能，对留在华北、北平周围者，一律取缔。至此，阎宝航激动地说，如此说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已无立锥之地了？何应钦毫不掩饰地说道：“不是北平，而是整个华北，我们和日本人已经有了协定，只有如此，只能如此。”何应钦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不能公开活动以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为由，胁迫它停止活动。
何应钦把我们和日本人已经有了协定（即塘沽协定），作为取消救国会的理由，这不奇怪，国民党当局历来屈从日人压力是有目共睹的。阎宝航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国民党当局从心底往外不愿意这样一个抗日团体存在，才是他们真实的目的。陈立文在《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一文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政府对东北的政策本就有相当顾虑，东北毕竟只是国土的一部分，在中央的看法中，她已拥有自己的东北工作系统，也已经确定了对东北工作的方针，自不希望有其他组织的出现，尤其当这一组织的声音超过了一般人，而这声音又不是他所愿闻的，自难免遭限制。
十六 面斥何应钦(3)
阎宝航与何应钦的这次谈话，还提到了救国会内有共产党宣传品问题。在阎宝航看来，困难当头，大敌当前的时刻，中华民族无论何民族、何党派，都应捐弃前嫌，一致对外，何必这样神经过敏，看到一点宣传抗日的标语，就忘记国难，自相残杀起来！
对此，阎宝航对何应钦说：救国会只知抗日，不知其他。如果说救国会主张抗日，共产党也主张抗日的话，那么，这是不幸而一致，总不能说救国会主张抗日，就怀疑救国会与共产党有关系。依我看来，救国会的组成人员绝非共产党所能影响。东北流亡青年、爱国分子，在国难当头之时，用较为积极或激进的方式表达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要求政府改变对日政策，喊出一些抗日的口号，这是可以理解的，绝不能说这些人就是共产党，更不能说救国会写几张宣传抗日的标语，就因此怀疑救国会内有共产党掺杂其间，甚至受其影响和控制。
阎宝航以不紧不慢的节奏，说出这一番话，弄得何应钦不知如何应对，遂深恨之。7月16日，何应钦正式通知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人：“后援会、救国会应根据协定（按：指塘沽协定）速予取消。”7月31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就“政府受日寇威胁，要求后援会和救国会停止活动，本会应如何对待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1. 不仅不停止活动，更应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2. 缩小组织，裁汰不必要人员要求精练；3. 为避免摩擦，此后转入秘密行动。”在国民政府的高压和何应钦的强硬措施下，救国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但仍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秘密地开展了一些活动。
关于救国会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一书中有一段文字，说得较为贴切，他指出：
在叙述平津党务与民众团体之时，除东北协会与东北党务办事处这两个正统机构外，不能不提及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虽然许多人认为救国会是中共所支持推动的组织，甚至是中共的外围团体，中央对之是采取禁止的态度，但从实际资料看来，初期的状况并不是如此，甚至如果说它是中国国民党党务的外围机构，补东北协会与东北党务办事处之不足，亦不为过。但由于自热河战役至塘沽协定的时势转变，国府对东北义勇军与反日运动不再支持，救国会遂与政府的理念相左，逐渐脱离中国国民党的范畴，转而倾向中共，终至被迫停办。
注释：
{1} 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华北，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破坏《塘沽协定》，向北平军分会提出苛刻要求，并由东北调兵进关，进行武力威胁。南京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六月初，何与日军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全部承诺日方要求，通称《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军政人员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2} 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入同盟会，民初在北洋政府任职，与冯玉祥关系密切，参与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拥护孙中山先生，后来执行亲日外交，1936年病死。
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1)
在何应钦逼迫救国会停止活动之后，救国会常委内发生意见分歧。有的主张顶一天算一天，到顶不住那一天再说。有的则要去发动东北军，或通过东北军的关系，活动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对救国会实行保护，以便与何应钦相对峙。还有的则认为，这些设想都不宜实行，但又一时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阎宝航就是持这种认识的常委之一。
救国会的常委都是东北人，都是九一八后流亡关内的，没有谁比他们更迫切地期望早一天打回老家去。正由于这样，他们沦落北平，聚集在一起，在张学良的支持之下，以忘我的精神，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他们曾经以很高的热情支持抗战，把复土还乡的愿望寄托在义勇军身上。义勇军的溃败，使常委们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而热河抗战、长城抗战的失败，使他们再一次经受了严重打击。救国会笼罩在痛苦、悲愤、无望的低落的情绪之中。张学良被迫出国留洋，离开东北军和流亡关内几十万东北民众而去，使常委们的情绪达到了最低点。性格沉稳的阎宝航，这一时期里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在他于7月14日去居仁堂会面斥何应钦之后，郁闷之下，借酒浇愁，这一天他一醉方休。
这是阎宝航第二次喝醉酒。九一八事变后，他脱离虎口到达北平。初别故土，悲恨交加。再加上会见张学良时，二人言语冲撞，他感到东北已无希望，那一天，他喝了酒，喝得酩酊大醉。
阎宝航心里非常清楚，东北是在张汉卿手里丢掉的，最想收回东北当然也是张汉卿。张服从蒋介石命令，抱不抵抗主义，但他暗中支持东北民众救亡活动。救国会就是在他的默许之下成立和开展活动的。他所以不敢公开支持东北救国会的救亡活动，既怕日本人作为寻衅的借口，又怕惹起蒋介石的不满。但不管怎样，东北救亡有张学良在，就是主心骨，就是一种力量。东北丧失，有张学良在，大家在这棵大树下，组织起来，开展救亡。东北义勇军溃败，大家寄希望于张学良发动热河抗战，大家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只要有张学良在，东北的事情就好办。热河一役，东北军不战而逃，给东北人丢了面子。张学良代人受过，下野出国，不但东北义勇军最后残存的力量遭到毁灭，张学良在东北、热河等地的影响力被切断，连东北军也纳入了国民政府的辖制。在北平军事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授意之下，朱庆澜将军领导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也面临重压，不得不宣布停止活动。至于救国会这个民众组织在失去主帅的情况下，还能有多大作为呢？除了顶着干或者硬挺着干之外，还有无良策？阎宝航为此很伤脑筋。是啊，东北救亡运动过分依赖张学良，在政治上显得十分脆弱。
自流亡关内之后，特别是救国会成立之后，阎宝航作为宣传部长、政治部主任，到处进行报告、讲演，宣传抗日，从未间断。而且正是出于他的建议，救国会把每月的18日都规定为“亡省纪念日”，后来把每年的9月18日，作为周年纪念日。凡临月、周年纪念，阎必作复土还乡的报告。在关内流亡的15年，阎宝航确实讲了许多话，作了大量的报告。从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阎宝航历次的报告讲话其内容无外三个方面：
第一，阎宝航大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和东北人民蒙受的耻辱。凡纪念事变的讲演、报告，无不提到他目睹九一八事变当时之“种种惨状，令人痛心，令人酸鼻”的情景。“余恍如置身沈阳时，警闻隆隆的炮声，孰视凶杀的惨状，神经顿受非常刺激。其痛苦情绪，且十倍于当日，直不可以言语形容，诚以祸患与时俱增，有非始意所及料者。”而每当谈起“东北人民，被铁蹄践踏，如火益炽”情景时，总是激动异常。
第二，阎宝航无情地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他经常说，日本武装侵占东北是从九一八开始的，但日本处心积虑侵略东北却远在此之前。他揭露“自从欧战以后，日本在东北除了积极致力于侵占东北的富源外，更时时地寻求机会，制造事变，以图借口进兵”。
第三，阎宝航始终满怀激情地歌颂迅速兴起和英勇杀敌的东北义勇军的民族反抗精神。一谈到义勇军的斗争，阎宝航便激情满怀。一谈到义勇军艰苦境遇，便为之称颂。“热血健儿，痛寇仇日深，大难靡已，乃起义勇之师，而为自卫之战。前仆后继，迭挫凶锋”。谈到义勇军的失利，他便为之呼号！“东北民众，本匹夫有责之义，披发缨冠，纷起义军；转战数月，再接再厉。卒使强敌步步荆棘，四面楚歌；十万甲兵，疲于奔命。”
第四，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和出卖东北的政策。前文已经谈到，阎宝航对于国民党早有一些认识，并没有给他留下好的印象。九一八事变前自不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一直为阎宝航所痛恨。“尽管以后蒋介石如何掩饰自己罪责嫁罪张学良将军，但事实证明，抱不抵抗主义正是蒋介石”。阎宝航对蒋介石在对待东北义勇军的又打又压的政策更是深恶痛绝。阎宝航在他的《蒋介石?何出卖东北》一文中，曾历数了蒋介石从九一八到八一五这14年间，出卖东北的种种事实，这些事实，是阎宝航与蒋介石思想上根本对立的思想基础。
当然，阎宝航还经常讲的问题就是复土还乡的决心。不过，那时讲收复东北的决心，是在张汉卿在任时讲的。汉卿走了，复土还乡的决心难道就改变了么？他突然感到自己政治上的脆弱性。汉卿走了，我们这些人还在，复土还乡的斗争不能就此停止。但由于蒋介石奉行对日妥协、出卖东北的政策，必须充分估计到蒋介石对救国会采取强硬措施的可能性，为此，救国会必须改变策略方法，继续坚持东北救亡活动。在救国会常委会多次磋商应付办法时，阎宝航阐发了他这个思想观点，在常委中产生了影响。
1933年3月，阎宝航收到美国中华基督教协会会长余日章给他的一封信，余在信中说，日本人在山海关战事之后，加强了在美国的宣传，鼓吹“自日人统治满洲国以来，满洲国已现日渐繁荣与进步气象”等等。他说，“吾人由美方所得消息，大半含有日人宣传运动之色彩，其势力殊未可侮”，他建议阎宝航：“因思国内重要都市如上海、南京或北平等，是否亦能作同样有力之宣传，以与日人之宣传相抗？”他并提出三项要点：第一，以电报与信件，将国内重要新闻消息随时告知（如属必要，则请按日电告），以便转告美国有势力之人士，作一种的宣传，并说，这里的新闻社、重要日报皆愿得到与利用他所供给之各种新闻资料。第二，设法感化上海、南京及北平等处之欧美通讯员，并随时供给各项可靠的、有价值的，与支配迭当的新闻消息。第三，组织一宣传委员会，专事搜集关系“满洲国”与日本经济状况之可靠的材料。收集以后，既用优美之文字草成动人的报告，以与日人之宣传相抗。
余日章的信，给阎宝航以很大启发。过去宣传东北救亡，多限在国内。他以救国会名义，向国外发了一些通电，但新闻报道从未发出过。
原来参加救国会的成员政治身份比较复杂，特别是由于国民党人和国民党改组派的参加，使救国会日常工作发生许多意见分歧。救国会的宗旨是复土还乡，驱逐日寇，日常开展救亡活动，南辕北辙。国民党人梅佛光、吴焕章等人，虽然不参加救国会的日常工作，却每每指责救国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对于这些人，阎宝航的态度是置之不理，我行我素。而救国会其他人常常按捺不住，经常和他们公开地争论和斗争。有鉴于此，救国会既然要转入秘密活动，就不能不考虑人员组成问题。对此，阎宝航回忆说：
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核心，经过多次磋商，决定抛开原来委员中的国民党分子，团结热心救国的坚定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组织，定名为“复东会”。
随后，救国会常委在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二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复东会成立大会。常委们采用中国古代结盟的方式举行入会仪式。会场正中摆放关公岳飞像，并置苦水一杯，庄严肃穆。大家站在前面，自取苦水一杯，依次一饮而尽，并在王卓然引领下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
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2)
复东会第一次入会的会员31人。会员大会是复东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设理事长一人，理事若干人，秘书长一人。这年12月9日，复东会在欧美同学会举行会员大会，选举王卓然为理事长，高崇民为秘书长，理事九人。由于会员对当选人选有意见，遂于1934年2月18日，王卓然辞去理事长职务，阎宝航当选为理事长。
复东会的成立，使阎宝航复土还乡的抗日信念如愿以偿。但是，复东会到底应该怎样开始工作？
根据常委的分工，阎宝航继续侧重负责政治宣传工作。鉴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已不复存在，对义勇军的政治工作搁置，但对日伪的秘密情报工作应继续进行。因此，由阎宝航重点负责对秘密人员的培训和派遣工作。同时，阎宝航挑选原救国会政治部工作人员张希尧、张金辉等利用一切条件和时机，继续坚持救亡运动。一方面要做好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工作，另一方面要联络东北军将领，建立同东北军将领的密切联系。“事实上，东北军将领与救国会领导人，多系知交故旧；东北军在张学良被迫下野后，失掉了领导，许多将领如王以哲、黄显声等多同情支持复东会，因而复东会成为关内东北军与东北人的联系的纽带”。
关于联络东北军将领的事，这年7月初发生的一件事使阎宝航难以忘怀。
早在这年6月，也就是张学良出国后一个月，蒋介石电召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去庐山受训。时值盛夏，蒋介石在山上避暑，并在这儿开办高级军官训练团，传授剿共办法。在庐山，蒋介石给王以哲特别的礼遇，召王以哲到他的住所，倍加称赞之后说：“汉卿走了，你要很好地掌握东北军。直接听我的调遣，参加剿共。我可以把东北军组成一路军，由你任总指挥。”王以哲感到味道不对，便说道：“我是张副司令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出国前一再叮嘱我们，有关重大问题，务必和他商量再做决定。委座，只要他同意把东北军调出来剿共，我绝对服从命令。非然者，背信弃义，只图个人的禄位，我将不齿于侪辈，有人如此，委座又何取焉！”蒋介石分化东北军的企图没有得逞。
王以哲回到北平，便邀救国会常委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等在北海仿膳斋向大家介绍了庐山见蒋经过，引起阎宝航和常委们的警觉。大家认为，蒋介石这么干，无非是想趁汉卿出国之机，分化东北军。东北军将领和东北人士，对这一点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上当。阎宝航说，汉卿在出国前，曾通过王迥波{1} 密嘱军政和各团体负责人，文要保存东北大学。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看来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现在救国会被停止了活动，成立复东会，阎宝航敏锐地想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复东会应该继续为此做出努力。他决定联络东北军骑二师师长黄显声，有必要提请他在这方面加以防范。
1932年初锦州失守后，黄显声命令骑兵部队撤退入关，自率轻骑前往辽西北票组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总指挥部。这时，救国会通知各地义勇军余部接受黄显声指挥。这样，黄所指挥的义勇军约三万余众，准备相机与日军一战。随后，黄赴北平向张学良汇报，并作为执委参加救国会重要议事，讨论了义勇军整理问题。在这期间，黄显声曾偕熊正平赴抚宁，拟在该地召集义勇军首领商讨辽西、热边的反攻计划，后因张学良改变计划未果，随即返平，继续协助救国会组建义勇军。同年秋，辽宁省骑兵部队改编为骑兵第2旅，不久扩编为骑兵第2师，驻北平西苑。长城抗战失败后，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黄显声为避开国民政府的纠缠，并未按指定地点撤退，而与挚友张廷枢的112师将部队开驻宣化、怀来一带，以作为同盟军南部屏障。张学良出国后，黄显声与张廷枢密约，准备会同从东北退入关内的义勇军首领冯占海{2}，共同联络刘翼飞{3}，与他的部队结成一体，加强兵力，再图出关，因受万福麟掣肘终未成功。于是，黄显声坚决支持冯玉祥的抗日活动，并劝说冯占海接受冯玉祥指挥，继续抗日。与此同时，黄显声则将平西国民军队的防务状况密电同盟军。黄显声一直反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并与救国会阎宝航保持密切联系。在此期间，阎宝航曾向黄显声的第2师派遣政工人员，两人的个人交谊也日益深厚。
阎宝航比黄显声大一岁，彼此在对日态度和观点几近一致。黄显声对阎宝航有良好的印象，平时称呼其为“阎牧师”。黄显声认为，阎宝航利用基督教青年会作为阵地，领导民众反日运动之举，很了不起。再加上阎宝航处人处事的那种绅士风度，博得黄显声的尊重。阎宝航则十分钦佩这位少壮派军官鲜明的反日态度和刚直不阿的性格。两人结成莫逆也是很自然的事。
自锦州失守之后，黄显声为收复失地、复土还乡的种种努力均未成功，感到非常失望。这位热血军人体会到，张副司令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束缚下，已经很难自拔了。如此下去，不仅收复东北无望，华北难?，而且东北军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从此，他暗中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请共产党派人到他的骑2师来，帮助部队提高抗日觉悟，以便相机出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时，在阎宝航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张希尧、徐靖远等同黄显声骑2师中的共产党员彼此相识，这一点阎宝航也略有所知。于是，他便通过张希尧给驻在河北易县的黄显声写了信。阎宝航在信中说，救国会已被迫停止活动，作为救国会的宣传部长，我阎宝航已无所事事，精神萎靡，不知所以。企盼与黄师长警钟一晤。
黄显声接信，感到信中话里有话，有要事，又不便明言。便立即动身赴平。
十七 联络东北人的纽带与桥梁(3)
原来，复东会成立之后，阎宝航开始注意同在北平的东北军高级军政人员的交往，目的在于向他们宣传东北救亡，了解军中动向，以便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在这期间，阎宝航与海陆空副司令行营和北平军分会中的戢翼翘、副官处处长汤国桢、鲍文樾、刘翼飞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有接触。他在同鲍文樾的接触中，无意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即南京方面正在考虑调动军队开赴福建镇压蔡廷锴的消息。阎宝航认为此情报意义重大，他敏锐地联想到蒋介石在庐山拉拢王以哲的事。他想蒋介石既然可以拉拢东北军将领王以哲，那么，在这种时候，调东北军去南方打内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希望和黄显声一晤，以便商讨防范问题。
当阎宝航向黄显声谈到防止调动东北军赴福建处理兵变情况，谈到调东北军弹压蔡廷锴时，黄显声将信将疑地说：“副司令不在家，他们真这么干的话，简直就是混账王八蛋！”
阎宝航说，东北军是东北人复土还乡的资本，要防止被人肢解。我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把蒋介石在庐山拉拢王以哲的经过讲了一遍。黄显声这才感到，阎玉衡所提供的情报并非空穴来风，不可掉以轻心。黄表示做好应付准备。
1933年11月，第19路军蔡廷锴、陈铭枢发动福建事变，建立中华共和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提出反蒋口号。就在这个时期，何应钦以北平军分会主任名义，召开了东北军将领紧急军事会议。
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到会的有东北军各军长、师长等主要将领30余人。会上，何应钦站起来宣布：“现在，《塘沽停战协定》已经签订，华北战事缓和，可是南方朱毛共产党却十分猖獗，第四次围剿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为清除后患，也为了收复东北失地，蒋总司令决心集中兵力，组织第五次围剿。总司令希望华北各军在这次剿共战争中大显身手。军分会经过反复考虑，并征得蒋总司令同意，决定调一部分东北军部队南下福建、江西，参加蒋总司令指挥的剿共战役，现在我宣布命令……”
在座的东北军将领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调动惊呆了，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这时，只见黄显声愤然而起，当众宣称：“要调动东北军，除非张汉卿回国，由他来调我们当然服从，否则谁也别想调！”
他一面说一面环视在场各位将领，继续说道：“在座各位如果谁敢接受调动的命令，谁就准备吃这个！”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拍了拍腰间的手枪。
112师师长张廷枢也站出来说道：“我拥护黄师长的主张，少帅不在，谁也不能调。”
这一下，便打破会场的沉默，纷纷响应：“对，少帅不在，谁也不能调！”
就这样，东北军调动不灵，何应钦碰了壁，搞得很狼狈。在张学良不在国内的情况下，靠着东北军将领的团结合作，避免了东北军被肢解，维护了东北军的统一。事后，蒋介石深恨黄显声，称他为桀骜不驯之徒。阎宝航对黄显声的精神表示钦佩，同时提醒他，这种公开的斗争，必定引起蒋、何的嫉恨，要时刻注意防范。黄显声则更加敬佩阎宝航的远见卓识，他不止一次地对阎宝航说，只要咱们东北人抱成团，这些“安内”投降派就没办法拆散东北军。
阎宝航和复东会成员们，在张学良出国期间，忠实地为东北救亡事业，为东北军的稳定，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在这期间，阎宝航派往东北各地的地下情报人员，一直同他保持地下联系。他自己的生活费用很大一部分用于补贴这些人员的活动上。许多当年从事东北情报工作的人员，在几十年后才知道阎宝航当年慷慨解囊的真实情况，对这位从事东北救亡活动的主将尤加崇敬。
注释：
{1} 王卓然字。
{2} 原吉林省卫队旅旅长，张廷枢表弟，黄显声讲武堂同学。时率三万人队伍驻蔚县。
{3} 前察哈尔省主席，长城抗战中曾被张学良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挺进军总指挥。
十八 参加四维学会(1)
蒋介石调东北军南下的时候，张学良正在哥本哈根。他的部属很快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他，与此同时，福建方面也在拉东北军反蒋，何去何从，希望他立即回国定夺。12月18日，蒋介石也电召张学良回国。
当时，阎宝航心里有本账。他认为，福建事变提出了抗日主张，这是很对张汉卿的心的，他要是回来，如果要在反蒋和联蒋这个问题上做出选择的话，他一定是站在反蒋这一边。因此，他也希望张学良赶快回国。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将从意大利回到上海。东北方面准备派代表迎接。消息传到北平，复东会核心组成员决定在张汉卿回国后，再派人去向他汇报复东会工作，他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张学良这次回国，南京方面给予特别地重视。上海市长吴铁城乘专轮到港外迎接，宋子文特派保险汽车，到天文台码头欢迎。此时的张少帅，同出国时相比，判若两人。他一改昔日萎靡憔悴的形象，身体康健，容光焕发。东北方面人士看到他如此状况，个个欣喜，立即将这情形电告东北各方面，一片欢腾。接着便有许多东北军政要人，蜂拥而入张学良在上海莫里哀路的寓所。有的述说在他走后蒋介石对东北方面待遇上的歧视，有的劝其速反北平，不要见蒋。有的则力劝他自立门户，不要以蒋唯命是从，他们无非是希望少帅摆脱昔日的羁绊，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
几天以后，复东会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从北平到达上海，卢广绩回忆说：张见到我们，百感交集地说：“我回国时，有人到新加坡接我，有人到香港接我。从香港到上海的船上，这旧相知仍如九一八事变前那样狂饮豪赌。竟然没想到今天东北领土丧失、国破家亡之恨，我真感到有些失望。你们虽然哪也没有去接我，却是搞抗日救国，支援义勇军。我看接我到新加坡的、到香港的一些人，不是为了官，就是为了钱。还是你们真心实意的要做些实际工作。”然而，张学良在向他们畅谈旅欧观感时，却大谈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阎宝航感到非常突然。张学良说：“现在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要求国家真正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委员长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为挽救国家危难，收复失地，只有拥护委员长，贯彻委员长的国策。”
当时，张学良还向他们谈到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经验。他说，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对他说，中国所以是一盘散沙，贫穷落后，就是由于领袖太多，不统一，不集中。他还说，“各国民众皆能热烈地拥护领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于大战残破之后，皆能转否为泰。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争斗，阻人成功，而成既不能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人领袖，有试验机会，发挥效能”。“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待不下去的。我张学良决不能屈膝投降，甘做汉奸，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本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
阎宝航听后，心里很不舒服。他知道，蒋介石对东北人的复土还乡斗争，根本没有兴趣。对东北沦亡人的疾苦根本不关心，张学良对此何尝不明白呢？但在这种时候，阎宝航本想劝说几句，又觉得时机不对。原来盼望汉卿回来好好干一场的愿望落空了。这时候，张学良接受蒋介石委命，不久将赴武汉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了。阎宝航感到，今后的事情就更为复杂了。
1月22日，张学良去南京谒蒋，并向蒋谈了旅欧观感。蒋问：“听说东北人组织一个‘复东会’？”张答：“我刚回来，情况还不清楚。”张学良回到上海，听了王化一关于成立复东会经过汇报，认为蒋很注意这个组织。1月30日，他去杭州参加航空学校开学典礼时，向蒋介石说明复东会的问题。他说：“复东会是东北一些旧属为收复东北搞救亡活动的组织，如委座愿意合作，取消它也可以。”蒋当即表示，只要能合作，复东会可以存在，也可以发展。张学良以为得到蒋介石的谅解，便给在北平的复东会理事们捎来了口信。2月14日晚6时，阎宝航召集复东会十余个理事，在高崇民家中集会，由王化一向大家传达了张学良的指示。阎宝航和大家一样，以为复东会可以合法存在下去。3月11日，张学良电邀王化一、王卓然由北平来武汉再去南昌，向蒋介石说明情况并提出成立新团体的事。
这时，张学良得到个情报，蒋介石实际上已下决心取消复东会。
原来，由于复东会排除了国民党CC分子，抗日活动转入地下，这就引起国民党当局的猜忌与仇视。同时，由于1933年霍维周被刺后，许多东北青年脱离青年党，另在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组织国社党，增加了国社党头子王捷侠的声势。国社党标榜民族主义。过去，张学良对抗日团体和人士不问党派，一律支持。淞沪抗日名将翁照垣就是国社党成员，张学良任他为东北军117师师长，东北辽东三角地区义勇军首领苗可秀是国家主义派，张也积极接济。但这个派别的上层分子不坚定，他们的活动也不利于团结。同时，由于王捷侠声称东大、东中以及东北军中均有国社党及其同情者，都已国家主义化。在东北人中，不但有一个秘密组织存在，而且其领导人王卓然、王化一都是国社党领导人。有人将这一情况密报蒋介石，蒋介石对国社党不放心，对张学良部下也不放心，遂于2月中旬，密派戴笠和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刘健群到北平、天津等地进行调查。戴笠、刘健群调查后认为，复东会成立时间虽短，但抗日活动多，影响大，此情报已向蒋作过汇报。张学良了解到这个情况，便决定对复东会采取措施，以打消蒋的疑虑。
2月下旬，王卓然、王化一来到武汉。张学良表示，既然复东会使蒋不放心，不如取消它，与蒋合组一个组织，以复东会干部为骨干，吸收蒋的干部参加。随后派王卓然、王化一去南昌面蒋，转达张学良的设想。蒋听后，连说很好，命戴笠、邓文仪、刘健群等人详加讨论，提出方案，再做决定。
4月1日，王卓然、王化一在戴笠的陪同下来到南昌，蒋介石在南昌北坛听取了他们关于复东会组织工作报告，并转达了张学良关于合作组织新团体的意见。蒋当即表示，张副司令主张很好，命戴笠、邓文仪、刘健群和王卓然、王化一等详加讨论有关成立新团体的具体事宜，再行定夺。这样双方人员商定以下各点：一、彻底融合蒋、张两方核心干部，拥护唯一领袖，肩负复兴民族大业；二、继续东北抗日工作，以作发动全国抗日之准备；三、复东会由张学良负责说服取消，领导人加入新组织；四、蒋为事实上的领袖，不居名义，组织理事会，由张学良就近领导；五、新组织定名四维学会；六、会址暂设武汉；七、对外暂守秘密。最后形成一草案，送蒋审批。蒋轻而易举地吃掉了一个他不喜欢的民众救亡团体，自然毫不犹豫地同意成立这个新团体。随后，王化一、王卓然及邓文仪、戴笠同返武汉，向张学良汇报经过，张学良同意草案内容。实际上他们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筹备会。张学良即派王化一回北平，向复东会核心组传达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的经过情形。
4月15日晚，阎宝航、卢广绩、韩立如等来到高崇民家里，听王化一传达，讨论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问题。及至深夜，讨论仍在激烈进行，终未取得一致意见。
阎宝航表示坚决反对取消复东会，同时对四维学会提出质疑。他问：“何为四维？”王化一答：“礼义廉耻。”阎问：“复东会是以誓死救国为宗旨，这怎么能和礼义廉耻同日而语？”高崇民则表示：“一个是‘复东’，就是要收复东北，一个是礼义廉耻，一点抗日的意思都没有，不能接受。”
十八 参加四维学会(2)
所谓四维，由蒋介石所提倡。当时的报刊曾做大量鼓噪宣传。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政治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的贺衷寒对此曾做过阐发和注疏，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者，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谓之耻。”在阎宝航看来，蒋介石提倡的所谓“四维”，无非就是让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刺激奋发，总之是不可反抗，只能无条件服从。如此而已。阎宝航对于张学良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的举动一直持不理解的态度。他认为，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个悲剧，那么，如今取消复东会的举动，将来也必定是个悲剧！
其实，张学良既然拥蒋武力统一中国，参与剿共，当然也要谋求在政治上、组织上与蒋介石的进一步合作。但阎宝航、高崇民这些一心要复土还乡的人，对此是很难取得一致的。所以，“成立四维学会问题，核心组织进行了多次讨论，争论很激烈。最初决定绝不同意参加四维学会，更不能取消复东会；嗣则考虑可以参加四维学会，但不取消复东会，以高崇民、阎宝航主张为最力”。
4月18日，王化一因说服不了阎宝航等人，不得不致电在武昌的王卓然称：“此事（指取消复东会）最难解决，或兄回平，或高、阎去汉面商。”如此函电往复，终未解决。这样，王卓然于4月26日由汉到平，“转达张学良的希望，并进行说服”。结果，王卓然的到来，不但未能说服他们，反而引起更大意见。原来，王卓然去南昌见蒋时，蒋曾问及复东会能否取消，王卓然回答说，不成问题，他可负责。当时在场的王化一对王卓然这样未经理事会讨论决定，擅作主张的答复，没有表示反对。阎宝航在会上批评了二王的表现。
张学良了解到复东会领导人阎宝航等反对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意见，很是着急，决定再派他的机要秘书黎天才北上。黎能说会道，他到平后，与阎宝航、高崇民等多次讨论，最后初步决定，既然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的动议是张学良提出来的，如果抗下去，既得罪了蒋介石，又得罪了张学良，所以可以考虑加入四维学会问题。但四维学会必须明确继续抗日救亡工作。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仍采取秘密合作方式。关于上述要求，待复东会领导人去武汉面见张学良将军后再做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