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张学良在武昌徐家棚亲自向阎宝航等复东会领导人做了长时间的说服工作。他说：“此次请你们来是开‘四维学会’成立会的。”然后申明理由：“咱们东北人的主要目的是打回老家去。我们自己力量不够，必须与握有军事实力的黄埔系相结合，同时，更需要国家的统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是我这次出国吸取德、意两国的经验。目前只有蒋先生有资格作领袖，咱们拥护他。蒋先生已批准‘四维学会’，以复兴民族为己任，让我们继续东北工作，咱们应该忠诚地与他合作，实现抗日。”张学良还说，我是如此想法，只是苦于没办法，我们东北军几十万军队不能单独对日作战，我若脱离蒋介石，不出三个月，东北军就得饿肚子，这个问题使我非常苦恼。阎宝航说，汉卿把话说到这份上，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5月12日，四维学会在汉口银行公会召开成立大会。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贺衷寒为理事长、王卓然为副理事长、刘健群为秘书长。刘健群主持会议，王卓然报告筹备经过。张学良在会上讲话，他要求大家打破自私，服从领袖，团结御侮。蒋介石派贺衷寒讲话，他大谈蒋是中国唯一领袖，要绝对服从，绝对拥护，四维学会的事也要一切听从委座指示。会议选出理事共15人。蒋介石方面的为：贺衷寒、刘健群、戴笠、邓文仪、邱开基（后因犯罪被扣，由曾扩情补充）、丁炳权、袁守谦；张学良方面的为：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吴瀚涛、黎天才、关吉玉，另有候补理事5人。至此，表面上以“拥护唯一领袖、团结一致救国”（会章内有此两条）相号召，而实际上貌合神离，各有用心的“鬼胎儿”——四维学会，就呱呱坠地了。
四维学会一经成立，理事们便应召去南昌见蒋。在武汉至九江的船上，阎宝航、高崇民情绪低落。贺衷寒在和阎宝航攀谈时，大谈无条件服从领袖，阎宝航含蓄地表示不同意或纠正他讲话鼓吹绝对服从的论调，本来就对成立四维学会憋一肚子气的高崇民起而与之激烈地争辩起来。争得面红耳赤，高崇民仍不肯相让。在四维学会成立大会上，由于高崇民对贺讲的这番话就有反感，曾愤然退出会场，后在杜重远、吴涤愆、阎宝航的劝解下，他才勉强把会开完。阎宝航说，让他们把话都说完也好知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果真是为了吃掉复东会的话，那就对不起，各走各的阳关道也不迟。高崇民听信劝告才随大家到南昌来。果然，蒋介石在16日接见他们时以四维学会成立之始，声气过大，引起胡汉民反对为由，因此四维学会绝对秘密，不以它的名义做活动。入会手续要严格，反对分子不许加入。至此，蒋介石把刚?成立的四维学会打入冷宫。阎宝航看得明白，蒋介石真实目的就在于取消复东会，现在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同时利用戴笠等特务分子操纵和控制该会，这就决定了四维学会不可能有所作为。但复东会的取消使关内东北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失去了一后援的核心机构，产生消极影响。后来高崇民终因对四维学会不满，与贺衷寒再次争辩起来，并说出“领袖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混蛋才迷信神的话后，拂袖退出四维学会。他因此遭蒋介石通缉而隐居上海。四维学会也成为有其名无其实的空架子了，直到它无声无息地结束。
十九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1)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之后，蒋介石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调集3100万军队，200架飞机，于这年9月开始向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为了保证这次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在组织上、策略上作了周密部署。早在5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轮训中下级军官，“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
接着，1934年1月，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又回过头来围攻中央红军根据地。为了达到对红军在军事上“围剿”和在国统实行文化“围剿”的政治目的，蒋介石采纳了复兴社分子邓文仪等人的建议，在第五次围剿的大本营江西南昌发起所谓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2月间，蒋介石在南昌各界纪念会上，正式宣布从革新国民的生活习惯着手发起新生活运动。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
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通过恢复中国传统有道德“礼义廉耻”来革新个人，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进而改造社会，最后达到民族复兴。蒋介石说，“新生活运动是一个以道德的复活，来求民族复兴的运动”。实际上，是企图通过它强迫人民军事化、思想奴隶化，以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整治人心，禁锢人民的一言一行，使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统治，为剿共服务。
四维学会成立后的5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接见全体理事之后，即留阎宝航、吴翰涛作长谈。出乎阎宝航意料的是，蒋介石留吴翰涛作军官训练团教官，留阎宝航作新生活运动总会书记。蒋介石对吴说：“我们将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很重要。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致个人的生死，往往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
吴翰涛事先并无精神准备，在这种场合又不便多说，他望望阎宝航，不得不表示同意。
蒋介石扭过头来对阎宝航说：“阎玉衡先生，你了解新生活运动吗？”
阎宝航在当时对什么新生活运动一无所知，但他去南昌时听到当地人说，蒋先生曾在这里讲过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之类的话，便联想到四维学会的所谓“四维”，便说：“也许是礼义廉耻吧！”
蒋介石说：“对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总理指示我们的固有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现八德的门径和着手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活运动中提出来的革命行动。最高原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唯有照着这个礼义廉耻的四维来做，才能实践八德，实现主义。”
阎宝航听了他的这番话，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作声。
蒋介石继续说：“我说这些话，阎先生，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阎宝航轻轻地摇摇头。
蒋介石显得兴致很高接着说：“好吧，那我告诉你，这个新生活运动，实践八德的担子，只有你阎玉衡来承担了！我请你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
阎宝航感到“事出意外”。确实，四维学会刚刚成立，张学良方面八个理事就一下子调出来两个，他立即想到，蒋曾有四维学会不妨碍东北救亡活动的承诺，大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他当即表示：“新生活运动如此重要，本人对此无深刻理解，恐难胜任……”
蒋介石一挥手，制止他说下去：“你的情况我了解。好吧，你可以考虑考虑再作决定。”随即结束了会见。
这天傍晚，阎宝航找到正在南昌的复兴社成员邓文仪，请他代为婉辞。邓文仪说，“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时，你受蒋先生钦点之幸，怎好拒绝？”阎宝航说：“一则不懂新生活运动为何物，二则在北方还担负抗日的一部分领导工作。”邓答应有机会进一言，但无结果。
第二天，阎宝航得到通知，蒋先生再次请他一晤。他被领到南昌理公会江西布道会西式楼房蒋的寓所，接待他的不但有蒋介石，还有笑容可掬的夫人宋美龄。
宋美龄在热情地询问阎宝航近况之后，便问道：“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阎先生在奉天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阎宝航说：“夫人过奖了。本人只是按基督教教义做一点事情，也未见得做得那么好。”
宋美龄说：“我和阎先生是教友呢，不知先生‘圣经’曾读过几遍？”
阎宝航笑道：“草草浏览，谈不到几遍。”
宋美龄说：“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一个是新生活运动总管？非先生莫属了！阎先生认识余日章先生吗？”
阎宝航回答：“当然，余先生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宋美龄说：“余博士是我和蒋先生的证婚人，是他向我们推荐阎先生担任这一职务的，请先生不必推辞了！”
蒋介石说：“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做准备。熊式辉、杨永泰已在此组织了一个新生活运动总会筹备委员会，你可径去上任。改日我要告诉张汉卿，请他忍痛割爱吧！”
阎宝航婉辞不就，蒋介石与宋美龄再次敦促阎就任。阎宝航回到寓所，吟思良久，仍不愿就职。便起草一份给张学良的电报，内称阎宝航不擅官场，新生活运动一职奈难接受委任。张学良立即复电：“万勿推辞，吾以电谢蒋公及其夫人。”
按说，蒋氏夫妇请他到国民政府去做官，这是一个极好的晋升的机会。阎宝航却一再推辞。事后，阎宝航曾到武汉和张学良交谈时谈到了这个问题。张学良说：“我们东北人在南京居高位的不多，玉衡兄应趁机会为东北人做点事情。蒋的力量大，我们回东北还要靠蒋的援助。蒋夫人又出面邀请，为什么不干呢？要接受这个职务，广泛接触蒋方人物，以便更好地沟通双方的关系。”
就这样，阎宝航不得不接受了这个职务。
谈起去南昌就职这件事，阎宝航仍有遗憾之处。他说：
当我由南昌返回北京，向我一向亲密合作的爱国青年同志们告别，就任新生活运动总会书记时，他们一致表示反对。张希尧同志最为热情，由于深深惜别，甚至哭出来。我和他们郑重表示，今后仍然坚持不渝进行抗日工作，并决定由张希尧同志担任总的交通联络。我将利用和蒋匪帮共处的机会，作支援和掩护的工作。在北京（平）停留一个月后，于1934年7月间去南昌。
十九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2)
阎宝航就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时，南昌存在由熊式辉、杨永泰组织的一个筹备会，同时邀请邓述堃作为宗教界代表参加。看来，蒋介石搞的这个新生活运动，不仅利用中国传统封建道德作为幌子，还把宗教界人士拉进来加强它的影响力。阎宝航刚刚上任那几天，宋美龄多方授意，告之筹备进行事宜：即先以南昌为试验点，然后推及全国。接着，宋美龄邀请美国传教士长孙威廉在她的寓所举行茶话会，同时邀集南昌各基督教会中西传道士领袖及附属各教会学校、区院等团体代表三十余人参加。会上，宋美龄首先讲话，大谈发起新生活运动的背景、政治意义。她说，这个运动之推行，关系到“国家兴替存亡之命运”。这个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都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改造人们内心的恶念，成为自新再造的新人”，“中国新生活运动之目的，在目前国难当头，就是要通过一切宣传教育的方法，使全国民众内心改造，焕然一新，成为一个新国民，适合于现代的新潮流，与基督教救人救世的目标相一致”。宋美龄把这个运动与基督教义结合起来，认为基督教会在这方面可做出贡献。希望基督教会对新生活运动予以协助，大力推广。
阎宝航就职后，他把发动当地基督教会为推行新生活运动开展广泛宣传活动作为筹备工作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筹备活动，阎宝航上任伊始，参加和组织了一些事。但实际说来，他对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这一套的内容、理论尚不清楚。为此，他在筹备阶段，一边做事，一边学习，以便深刻地了解它。从1934年2月至7月，从新生活运动开始到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成立这一时期，“是新生活运动创始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创立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制定各种章则、条例、公约、方案等，并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大造舆论。在新生活运动开始后的短短四个月内，蒋介石亲自召开多次会议，连续作了六次关于新生活运动演说，还发表了文章和手谕。
就其内容来说，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以改造国民全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为实行起点，以军事化为最后要求。在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特别提倡“礼”。他在《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中说，“新生活的中心准则，为礼义廉耻”，而“礼义廉耻是以礼为首要”，“礼为四维六艺之首”。蒋介石和中国封建王朝崇尚“礼治”以维护统治是一致的。他还把“礼”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礼貌结合起来，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做了具体规定，如纽扣要扣好，不打赤膊、不随时地吐痰小便，走路靠右，胸部挺起，吃饭要规矩，座位要端正，集会入室，冠帽即脱，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闻党国歌，肃然起立等等。根据蒋介石解释的“礼义廉耻”的精神，按照“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标准，达到整齐化一的程度，即军事化。同时，新生活运动还提倡禁烟、禁赌、禁娼等。阎宝航认为，就社会改革来说，这其中不乏好事。但他也十分清楚，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民众不准反抗，服从领袖。他认为，政党一味高喊服从领袖是不行的，要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建立起一个巨大的文化思潮才能起作用。但在他看来，新生活运动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知道，有关阐发新生活运动的理论不少，但读出点味道的不多。他曾比较注重阅读以黄埔系和复兴社唯一政治理论和指导者自居的贺衷寒对新生活运动的阐发和注疏。他标榜的理论并不像那些口号式的理论，而总是咬文嚼字，力求说出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贺衷寒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他读了几遍。可惜，他怎么也没有读出滋味来。所以，他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不仅针砭时弊，还竭力插进抗日的内容，这是阎宝航同蒋介石根本不同的地方。
此后，阎宝航借用这个“耻”字，加以发挥，以“明耻教战”为题，作过关于抗日救国誓雪国耻的讲演。在这篇阐释新生活的讲话中，阎宝航还以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的社会进步来激励民众，在国民党奉行反苏反共政策的情势下，阎宝航能说出这样的话，也是不容易的。
1934年7月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秉承会长蒋介石之命，依据新生活运动纲要，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以下称新运总会），总会辖各省市新生活促进事宜。蒋介石自任总会长，宋美龄为指导长，并聘张学良、杨永泰、熊式辉、何应钦、黄郛、邵元冲、吴铁城、陈果夫、阎锡山、陈公博、朱家骅、石瑛、褚民谊、袁良、沈鸿烈、刘镇华、于学忠、何成浚、张群、陈仪、刘峙、韩复榘、何健、邵力子、宋哲元、徐永昌、龙云、刘湘、朱绍良、马鸿逵、傅作义、王家烈等为各市指导员。阎宝航任书记。新运总会下设总务组，组长黄仁霖，组员殷新甫、肖怀古、朱剑锋、彭雪村；推行组：包惠僧，后为李毓九、阎宝航；还设有宣传组与学校组：杜庭修、刘行骅、章楚、滕雪和、关吉罡、高维升、姜雨荣、孙绍刚、钟荣苍、欧阳言官、欧阳炯、余兆麟、宋振玉等。1937年春，阎宝航由总会书记改任总干事。
自蒋介石于1934年2月发起新生活运动后，各省市也依葫芦画瓢相继成立分会。各地组织新生活运动的办法与理论亦各不相同，甚至有曲解新生活运动而误定办法者，与蒋介石主张的运动大相径庭。蒋介石这才开始着手颁布《新生活运动纲要》附《新生活须知》等，以为规范，颁布全国。
这时候，阎宝航对新生活运动的情况、内容、理论已有了全面了解。“新生活运动虽是一种‘复古’运动，但由于提倡生活生产化与生活军事化，在阎氏个人的理解上，这是一种发动民间的抗战准备工作。他曾经多年担任发动民间的抗战准备工作。他曾经多年担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对于新生活运动这种社会性的工作，自然很吻合其兴趣，因而，他作得很卖气力，也很有声色，蒋主席的相当器重他就是在这个时候，阎也常常受蒋主席的召见，询问有关新运工作诸问题。”
阎宝航开始从不愿就职于新生活运动工作，到后来干得有声有色，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有人说，阎宝航所以肯干，是由于蒋氏夫妇对他的器重使然。阎宝航被蒋介石在任用担当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一职，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的身份兼任的。至于宋夫人同阎宝航同是教友，使这种关系更增加一层神秘的特殊色彩。阎宝航后来举家搬到南京大禹村一号，居住同宋美龄私邸很近，两人不但时常在一起参加会议和各种社会活动，还不时同坐一辆汽车出出进进，宋美龄对阎宝航确是十分的亲近。阎宝航所乘坐的福特牌小汽车就是宋美龄送给他的。他奔走在全国各地，报纸也经常刊登他行止的消息。然而，这些都是些表面的现象。阎宝航说，我从1934年到1937年夏，三年间作为书记，当然要宣传推行新生活的一套办法。在其位，谋其政，这也是一般的常识，何况蒋氏夫妇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要说他干得很有声色，事实上这话有些勉强。阎宝航自己说，新生活运动就是鸡毛蒜皮，无事“磨牙”，无病呻吟。说的一些话，自己都不爱听。阎宝航做了三年新运总会书记期间，作了大量的演讲，讲了不少话。
阎宝航以新生活运动大员，穿梭于大江南北，走了许多地方，讲了很多话，但大体上离不开新生活提倡的琐事：锻炼身体，饮食起居，讲究卫生，清明扫墓，祭黄陵，拜孔子之类等等，有时他自己感到隔靴搔痒，滑稽而又可笑。要说他的工作搞得“很有声色”，也是从人们看到外表的一些现象，好像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上面所引的看似无关痛痒的讲话，阎宝航在其中还是加入了他念念不忘的“救亡图存”大业。蒋介石对新运总会的工作从来就没有满意过，而他对新运总会的批评则是经常的。我们从阎宝航1936年2月24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电台作广播讲话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过去一年间所有的新运工作，正如领袖所批评的，一切工作都不免不踏实。只有四处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难看到新运的实效。四处都可以看见新运的机关团体，却很少看到有多数的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这种种的弊病确实是全国的普遍现象，虽然大多数的国民不能在短期内接受到种种的训练，但是我们不客气地说，我们推行干部之不健全，确实是一个主要原因。
十九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书记(3)
蒋介石对阎宝航并不客气，有时甚至吹毛求疵。据胡虑回忆，当时有两件事蒋主席对阎宝航的印象逐渐坏起来，他说：
第一件是：廿五年① 春，新运总会从南昌迁移到南京，起初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南京第一公园内一家茶馆里临时借几间房子，一切当然很紊乱。蒋主席那时在京常喜欢突然去视察一些机关的。有一个星期天，带着侍从驱车到了新运总会，进去一看：行李、家具，堆得一团糟，蒋主席的印象当然坏极了！本来新生活运动是标榜“以身作则”的，而且天天在推行“规矩”“清洁”运动，现在总会本身尚且一塌糊涂，还能向别人推行吗？因此，阎宝航第一次受到蒋主席的口头责备。这在阎自身则有苦说不出，刚刚迁移，房子未弄好，宿舍的责任应该事务员负责。然而，他是很尊敬蒋主席的，背后他曾当着同人表示要诚意接受蒋主席的责备，从此要小心、谨慎，努力工作。
第二件事虽然与新运工作没有多大关系，但从中可知蒋介石对阎宝航如何的看法，胡虑说道：
第二件是：西安事变的时候，恰恰阎宝航从西安回京不到半月光景，有些人从张阎的原关系上推断：他至少知道或参与了事变的预谋。更凑巧的是，事变的第二日，阎又因事到上海去了，怀疑他的人，越发振振有词，简直把他看作重大嫌疑犯，并且由宪警机关逮捕阎的一位家人，形势闹得很严重。阎在上海听到了这消息，觉得问心无愧，又从上海赶回南京，事实虽然证明他的确不知此事的内幕，但当时却百口难辩，他只好在宪警“保护”之下躲在家里，一步不离，直到蒋主席的脱险归来。自此之后，蒋主席中的某一部分人，始终以怀疑的眼光看阎氏，这就使阎在蒋主席面前的关系更加隔膜起来了！
实际上，新生活运动是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在新生活运动着力宣传、推广了几年后，宋庆龄则对此也持否定态度。她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书写道：新生活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
事实上，阎宝航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也不知道在新生活运动中怎样才能干出名堂来。他想得更多的还是东北救亡事业，还是打回老家去。关于这一点，胡虑在谈到阎宝航与蒋介石的关系时说道：
这里，最重大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阎和沈钧儒、邹韬奋、杜重远、李公朴诸氏的关系太密切，仿佛他还是当时上海救国会重要的一员，这在政府方面的人看来，阎宝航简直是“叛逆”。而阎氏自己则因为多年身受“家破国亡”的痛苦，一切努力的中心目标是“抗日救国”，“打回老家去”，对于本身的利害关系，自然也就顾不到那么多了！
当初，蒋介石和宋美龄拉拢阎宝航出任新运总会书记时就曾许诺，新生活运动是社会运动，是为抗日做准备，表示要对阎当时所做的抗日工作以援助。阎宝航到南昌来做官，而他的心还在救亡图存上。在任新运总会书记期间，阎宝航通过张希尧仍与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保持联系，并做了大量的支援工作，他经常“在适当时机尽力鼓励抗日同志的志气和热情”。他刚刚到南昌就任时，专门把以前和他共同工作的爱国进步青年带到新运总会来（这两位同志都是中共党员），以便开展救亡工作。
新运总会书记这个职务，属于国民党上层。再加上他既是张副司令的挚友，又是蒋总司令及其夫人的红人，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对他也都要高看一眼。阎宝航在南京的家大禹村一号，是一个大院套，设有两道大门，房屋宽敞。宋美龄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更使人感到门庭显赫。这一时期，阎宝航广泛地开展社交活动，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家里，阎宝航把夫人动员起来，按照基督教徒办法，读《圣经》，做祷告。在一些人看来，阎宝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然而他在社交活动中，显得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完全一副绅士的风度。为了社交的需要，夫人高素桐经常出面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使这位农家出身的妇女，长了不少的见识，对阎宝航帮助不小。现在，在阎宝航后代中仍流传有关高素当年出入于国民党上层社会的许多故事，其中有一件有趣的小插曲。阎明诗回忆说：
父亲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参加一些上层的社交活动。一次母亲也一同前往。母亲的庄重大方，温文尔雅和热忱，帮助父亲结交了许多朋友。有一次，各界人士谒拜中山陵，上台阶时，母亲的一只高跟鞋跟突然断裂下来，她镇静地弯身把鞋跟拾起来，照常走路应付场面，竟然没有被发现。事后，父母常引为趣事笑谈。
身为国民党大员的阎宝航，从不忘抗日救亡，常常利用工作之便对青年进行救亡教育。1935年秋，因《晨报》② 停刊，总编辑陈彬歙安排翟梅林到上海找到阎宝航。阎宝航便把翟安排到新运总会主办的招商轮船茶房新生活训练班工作。据翟梅林回忆，该训练班由宋醒池任主任。根据训练班进行军事训练?要，阎宝航请宋崇九等合编了一本《国民军事常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训练班学员都是原公司船上在业茶房，抽调出来集中训练，一期两个月，共办三四期。每天有两小时军训，余下四个小时上课，有“新生活须知”、卫生、语文、算术、常识等课。阎宝航曾请章乃器、李公朴两先生到训练班讲演。他们都深入浅出地把日寇侵略中国东北，中国人要自强，保卫国土的道理说得通俗易懂，入情入理。阎宝航也在训练班上授课，在讲解“礼、义、廉、耻”时，把原释文中“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则知礼义”的话反问同学，讲演深入浅出，深深引起同学们思考。训练结束前，阎宝航对训练班同仁都一一作了安排，还提请轮船公司多发了两个月工资。阎宝航虽为蒋政权做新运工作，但时时处处不忘抗日救亡，不忘劳动人民。不忘流落异地的东北青年。对人对事，巨细无遗，奖掖后进，拯救斯贫，识与不识，各得其所。阎宝航给每个学员都留下难忘印象。
1937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按党的指示，组成东北抗联代表团，秘密到达上海，要求会见蒋介石，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努力。蒋介石推脱不见。为扩大东北抗联的影响，李延禄决定举行报告会进行宣传。但当时党的活动处在秘密状态，要举行报告会，除了化名掩护之外，还要找到恰当的场地和请来听报告演讲的各方人士。这一切，对刚刚到达上海，又要保守身份秘密的李延禄来说是难以做到的。上海地下党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阎宝航，请其协助。阎宝航不但请到上海各方人士来听李延禄演讲报告，帮助他借用了会场，还亲自出面作会议主席。当李延禄在报告中提到东北抗战的形势时，CC派分子梅佛光在场，便加以阻挠。阎宝航则以主席身份加以驳斥，使报告会顺利进行，开得很成功。事后，曾有特务前来追究，阎宝航则一一化解了。
身为国民党大员，阎宝航往往利用自己的身份成为抗日爱国青年和共产党员的保护伞。
1935年，东北大学邹鲁风等二位学生作为东大代表赴南京请愿，二人到浦口一下火车即发现被特务跟踪。他们便直奔大禹村一号阎宝航家。阎知二人境遇危险，便将二人留宿家里，次日阎宝航亲自用汽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使他们安全返回北平。
和阎宝航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共产党员张希尧在北平街头张贴标语时，被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宁匡烈、张雅轩、徐静远、戴福纯、王牺忱七人。这消息被车向忱所知，他知道阎宝航刚刚从南京赴平，住在北新桥，便立即把消息通知阎宝航，请他设法营救。这时宁匡烈的妻子王萍女扮男装也来到阎的住处，阎便同他们商议营救办法。随后，阎宝航便以新运总会书记名义，找到当时担任新运总会推行股股长邵华说：“北平党部逮捕的那几个人，是我的东北老乡，他们一直跟我搞救亡工作。他们在北方的活动是按我的指示搞的，请你转告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先生。”于是，得徐一言，张希尧等七位青年即获释出。事后，阎宝航致陈立夫谢函，陈遂复信云：“彼等在吾兄领导之下，即在吾党领导之下，彼等今后的行止，一切应由吾兄负责处理。”
1935年11月，华北冀察政委会成立后，竟把一批抗日爱国青年列入黑名单送交日本驻天津司令部。阎宝航闻讯，愤慨万分，径去找复兴社贺衷寒交涉，闹得贺不知如何应付，把一切责任推诿于华北当局。阎宝航气极叫骂：“华北当局是你们中央政府的一部分，竟把抗日爱国青年出卖给敌人，而你们中央政府不问不管，你们这是什么政府？”在他的尽力营救和保护之下，使不少爱国青年免遭罹难。
注释：
{1} 即1936年。
{2} 张学良主政华北时，由陈博生主办北平《晨报》。
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1)
1933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国民政府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作为控制华北的第一步。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的要求，并调关东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初，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开始与日方秘密会商。6月27日，察哈尔政府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北平签订《秦土协议》，日本关东军控制了察哈尔省。7月6日，何应钦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表示接受日方要求，这就是《何梅协定》。至此，中国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中华民族危机到了空前危机的严重的关头。日本步步进逼，国民政府一再退让，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一致起来谴责国民党蒋介石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使阎宝航受最大震动的是东北军第51军于学忠部被逼出华北。阎宝航对张学良丢掉东北有看法，但张学良反对日军对华北的挑衅和进攻态度非常鲜明，这不但阎宝航清楚，东北军以至流亡关内的东北人都清楚。1930年9月，东北军入关调停，张学良组编两个军，第1军军长于学忠，第2军军长王树常。王树常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于任河北省主席。日军特务机关在天津收买汉奸组成便衣队骚扰滋事，每夜枪声四起，甚至占领警察分所，闹得天津市民叫苦不迭，人心惶惶。王树常则采取消极办法，穷于应付。张学良将于、王二人职务对调，由王树常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目的是让这位铁腕人物应付日本人可能发动的突然事件。张学良交代说：日本人如果不再滋事，就和平共处。万一日本人发动战争，动用武力压我屈服，你就不顾一切牺牲，抵住日军进攻，我必率全军集结增援！于学忠上任伊始，把所部两个团调进市内，改穿保安队服装，集中警戒。派武工队闯进日租界地，抓捕汉奸郝鹏归案，从此便衣队消声灭迹，天津情形大有改观。张学良亲口和阎宝航说过这件事，他心里也踏实了许多。保住平津，反攻东北才有希望。出卖华北，又不保平津，南京到底想干什么，这和投降有什么区别呢？在这种时候，他不能不想到张学良。他很想知道，把51军调出河北他是怎么想的。
张学良自1934年初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后，东北军有半数南调“剿匪”，半数东北军仍留在河北抗日前线。张学良亲口和阎宝航说，留在华北的东北军一兵一卒也不能动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驻河北的东北军一兵一卒也没有了。阎宝航说，看来南京是固定让我们东北人成为不归人了。
1935年7月，从上海传来又一个令阎宝航震惊的消息：杜重远因“新生事件”被逮捕入狱，“判刑一年零两个月”。对阎宝航来说，这好比雪上加霜。
1933年11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因支持福建事变被国民党查封，邹韬奋流亡海外。杜重远则挺身而出，继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之后，于1934年2月创办抗日刊物《新生》周刊，十分的畅销。1935年5月，《新生》周刊发表一篇《闲话皇帝》短文，文中泛论中外君主制度时，提到日本天皇。说日本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因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日本一切事虽奉天皇之命而行，实质上他做不得主。于是被日本人攻击说《新生》周刊侮辱天皇。驻上海日本领事亲自出面，以妨碍邦交，侮辱天皇为由，向上海市政府和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训令上海市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道歉，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长，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关进江苏第二监狱，后移到沪西漕河泾监狱。
新生事件在审理期间，阎宝航一直注视着案件的进展情况。7月7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称：“此次新生事件，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害邦交，以使国民务须尊重（日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事，违者严惩不贷。”阎宝航每想起这个声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恨酸楚的感觉。一个失去家乡故土的人，说几句有关日本天皇的话，却受到本国当局的镇压，这到底是谁的政府呢？气愤之下，他曾串联东北军几位高级军官准备联名上书蒋介石具保杜重远，后考虑到这样做会引起蒋介石对东北军的警觉而作罢。
蒋介石竭尽全力企图把红军围堵于江西，但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突破重围，开始长征。1934年底，挺进到陕南的红25军，建立了鄂豫陕根据地。蒋介石急调大军到西北围追堵截。一面命嫡系部队尾追，一面调东北军转入西北，梦想一举歼灭红军于陕甘地区。4月，武昌行营令东北军67军开赴陕南。1935年8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1、4方面军在毛儿盖会师后，组成左、右路军继续北上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学良命令东北军第67军严堵陕甘根据地的红15军团向西南转进。结果，67军在劳山一带遭到红15军团袭击，110师几乎被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
东北军剿共损兵折将，在关内东北人中引起强烈震动。阎宝航和流亡关内的东北人一样，把东北军看作是复土还乡的资本，把复土还乡的希望放到东北军身上。?们希望能经常听到有关东北军的好消息，东北军的每个好消息都使他们受到鼓舞。阎宝航说过，对东北军的这种感情，只有我们这些沦落之人才会有的。但是自从东北军67军王以哲部、第115师何柱国部南下执行剿匪任务后，东北军打过胜仗，也吃过大亏。师长何柱国就曾向他透露过：红军是不好“剿”的。“剿”的结果如何，难以预料。何柱国说，第一，东北军是北兵南调，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民众歧视，官兵思想动荡，情绪不安。第二，红军是游击战，来无影去无踪，我穷于应付，有时一个营，一个连，一个排的被吃掉。第三，红军的俘虏政策最能瓦解我军。抓去的官兵，又给放回来，士气无形中被瓦解。第四，红军不扰民，受百姓欢迎，我军所到之处，涸辙之鲋，人地两生，百姓相继逃避，我军找不到向导，动弹不得，只有被动挨打。阎宝航听到这些话，心里真不是滋味。东北军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给逼出故土的，却到他乡打起共产党来。东北军对外战争对内战争实际上都打过，“然则剿灭‘赤匪’，则系初次”，越打越没劲，越打越没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阎宝航看来，东北军现在打的仗，完全是一种内耗，是兄弟相残。共产党能剿得了么？他怀疑。对这一点，张学良也持怀疑态度。有一回，张学良和秘书张慎修来南昌办事，曾向阎宝航透露过，何柱国师长和红军打仗总结的那四条，也曾和张学良报告过。当时，张副司令什么话也没说。何师长一走，他就把张秘书叫过来问道：“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张秘书大吃一惊，没敢回答。张学良便坦率地说：“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恐怕也不可被消灭。”他说，“这问题也不妨研究研究”。阎宝航虽然初步接触过共产主义理论，并无深入地研究。但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共产党的反帝政策，特别是九一八后的反日政策，确实是很得人心的。1935年8月1日共产党发表的宣言（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阎宝航极为赞成，果然能做到这一点，收复东北便指日可待了。但阎宝航对宣言中把张学良和蒋介石、阎锡山一样说成是“人面兽心的败类”“卖国贼”有看法。他认为，要集中国力，一致抗日，不能把张学良排除在外！
从1935年下半年，中央红军即将入陕。蒋介石认为这是消灭红军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除东北军67军之外，从这个7月份开始，东北军第51军、骑兵第57军、第63军、第53军105师等，由河北、湖北两省相继开进西北，准备一举消灭红军。
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2)
这年夏季，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开始酝酿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转进西北，任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消息传出，立即遭到东北老将重臣的反对，纷纷劝说张学良不可一误再误。阎宝航也曾想过加入这个“劝说”的行列。他知道张学良也不愿率大军进入西北。在于学忠51军被逼出华北之后，特别是红军突围至陕西后，他本想剿匪已告一段落，将部队留在湖北练兵，为抗日做准备。后来，觉得陕西红军不过数千人，大军入陕围剿，消灭红军指日可待，然后再做抗日准备也不迟。当阎宝航于9月中旬准备由南昌赴武汉时，听说张学良已率一彪人马赴西北上任去了，“劝说”张学良停止内战的想法也就放下了。
1935年9月下旬，阎宝航收到了高崇民的一封信，信中请他于10月初到上海，有要事相商。
10月6日，正在武汉的王化一乘江和轮在九江与阎宝航会合，9日上午，他们与王卓然同抵上海。恰好，这时刚刚结束访问欧美归来的卢广绩也抵达上海，与在上海的高崇民见了面。
自6月26日高崇民因反对复兴社分子贺衷寒神化蒋介石而说出“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的话，遭到通缉后，便一直隐居上海。此时，他的好友杜重远因“新生事件”已被判刑，关押在监狱中。他便经常到杜重远的关押地——漕河泾第二监狱探望他。二人见面，勉不了说古论今，弹劾时弊。一谈到东北救亡事业，高崇民便激情满怀，愤慨不已。杜重远说，搞政治斗争，单凭爱国热情和横冲硬碰是不行的，必须懂得一些革命理论和政策。杜重远便向他介绍一位年龄比他们小二十岁的同乡宋介农（孙达生）{1}。高崇民与孙达生一见如故。在孙达生帮助下，高崇民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决心跟共产党走。他们在交谈中，高崇民把张学良不愿参加内战，苦于抗日无路的思想告诉了孙达生。“孙当即向中共江苏省委汇报了东北军的调动与张学良的思想动态。省委认为，统辖东北军的张学良符合当时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坚持抗日三个条件下联合的对象，应争取与其联合，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省委指示孙达生做好杜重远、高崇民的工作，通过他们开展对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所以，当张学良去西安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之职时，孙达生则立即向上海党组织建议，“由他与崇民去西安，崇民做东北军上层统战工作，他做东北军的下层兵运工作，互相配合。在取得党组织同意后，孙达生便向高崇民、杜重远提出了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他们的同意。杜因为身陷囹圄，不能亲去西北，认为只有崇民去才比较合适。同时，他们认为除了做张的工作外，还要做他周围人的工作。高崇民和杜重远决定召开一次核心会议。”于是，高崇民便给阎宝航等写了信，请其务于10月初抵达上海。
阎宝航和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等核心人物齐聚上海，便一起去监狱探望杜重远，并利用这个机会，共同讨论时局，研究办法。
这是一次核心会议。会上，阎宝航首先向大家透露了东北军110师在甘泉县大小劳山被红军歼灭的消息。他说，这消息传到南昌，各方面人士为之震惊，蒋介石却无动于衷。大家就此发表看法，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大家认为，蒋介石“安内攘外”和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华北，以维护四大家族小王朝。他命令东北军参加“剿共”，是他消灭共产党同时消灭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要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必须停止内战，保存实力，准备抗日。不应在内战中把东北军损失殆尽，否则复土还乡更无希望。所以应该设法说服张学良，利用东北军在西北之机，与杨虎城联络，停止内战，搞西北大联合，以西北为抗日根据地和国内各实力联合起来。随即大家决定由阎宝航、高崇民起草给张学良的信。11日，经大家讨论通过。又研究了用什么方式把信交到张学良手中，使他更容易接受。杜重远说，高崇民不要长留在上海，应早日去西北向张学良面陈利害，并在东北军内开展统战工作，可能的话，也不妨在他身边襄助其事。这一点非常重要。杜重远因与杨虎城和杜斌丞素有交往，便给他们写封信，请高崇民代交。此外，他还给东北军、西北军方面的许多熟人朋友写了信，交给了高崇民。最后，大家还讨论了高崇民的安全问题，认为他虽然被通缉，但在张汉卿身边，安全会有保障的。会后，阎宝航便回南京去了。
高崇民肩负重任准备出发时，又想到一个问题未能在这次会上充分讨论，那就是，我们只建议张学良转变思想，退出内战，那么下一步到底应怎么办，还有个出路问题没解决。他便把这个想法和杜重远讲了，二人商定，把阎宝航找回来再做商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