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 这位曾经以《画梦录》获得1934年度《大公报》文艺奖的温情脉脉的诗人，1938年8月到延安后，扔掉了忧郁感伤的调子，换上一副高亢明亮的歌喉。他的发言，当时的反应并不是一致称赞，据说有人还开玩笑似地对他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第一天大会发言的还有丁玲、李伯钊、艾青、公木等人。一时间会场气氛特别活跃，各种观点的作家们围绕着文艺工作，纷纷发言，有的长篇大论，有的三言两语提出几点意见。因为进场时受到毛主席的鼓舞，公木夹杂在莅会的作家们五光十色的发言中，也在会上作了“写兵、兵写——兵写兵，写兵兵”的表述，却自感到声音是微弱的，远没有在鹰社会议上讲得那么自然。毛主席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摞纸，他一边听着大家的发言，一边在纸上认真地记着。时而微微点头，时而插上几句话。遇到有趣的话题，还和大家一起开心大笑。
下午大家讨论到晚饭前散会，公木就回他的部队文艺室去了……后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大会又开过两次，用了两个整天。午饭也都是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食堂吃的。
5月16日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也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次。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这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活跃，笑声、掌声、争吵声不断。有人提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人性是文艺的永恒主题；有人说还是杂文时代，需要鲁迅笔法；有人提出文艺和政治都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彼此殊途同归；有人说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老是觉得影响创作情绪……公木他们宣传科的科长吴奚如的发言，却受到朱德的点名批评。 吴奚如认为，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吴奚如的发言马上引起朱德的严厉批评。 参加会议的朱德一直坐在主席台上旁听，吴奚如发言后，他站起来讲话：“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
５月２３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场移到了中办楼外的空场，人们刚刚落座就见一辆大卡车开了进来，装了一车水灵灵、红艳艳的西红柿。公木也和大家一起一拥而上，一人拿了一个西红柿大吃起来，鲜红清凉的汁液顺着嘴角流淌。西红柿在当时是很稀罕的，据说是从前一个西班牙神父从国外带来的种子，后来在延安桥儿沟引种成功。算是延安的特产。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局部，毛泽东身后第三人为公木）整个下午的发言讨论结束后，摄影家吴印咸招呼大家到礼堂外边合影留念。前边一排小马扎，后边放着几排长条板凳，中间再站上一排，一百余人（参加会议人数说法不一：一说“七、八十人”，见秦燕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文艺界的一些情况简介》，《文物》杂志1972年5月号；又见金紫光：《幸福的回忆》，《北京文艺》，1977年第5期。另一说“一百人左右”，见何其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文艺论丛》第1期，但仔细数一下照片上的人数，是106人，其中一人只露出一顶帽子，脸部被前面的人遮挡住了。）的合影照就这么随便站，随便坐。没有领导群众之分，谁愿意坐前排中央位置都可以。公木的右侧是后来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曲作者寄明，左侧是剧作家于敏，前面是他在北师大就读时的老师、历史学家范文澜，身后是音乐家杜矢甲。照片至今悬挂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旧址，从毛泽东所在位置往后数到第3个人，很容易找到那个戴着军帽的小伙子——就是公木。当时他略低着头，脸上带着憨厚的微笑。小小的个子，瘦瘦的身影，挤在一个熠熠生辉的文化星座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