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玲在从事文学教育事业的活动中，自觉与不自觉的散布了这么多的毒素，其思想根源在于自己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她把文学事业看作猎取个人名位的手段，所以她利用自己“声望”，目无组织，只听奉承话，一句也批评不得。稍不如意，就牢骚满腹，怨气冲天。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把私人利益和私人友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把自己看成党的文艺队伍中的显贵。煽起一阵邪风，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使着受了这种毒害的青年，热衷于追逐名利，不愿过艰苦的生活，不愿从事艰苦的劳动，为党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群众服务，慢慢只变成了空话，因而必然的结果是一天天和党疏远、和人民疏远、政治热情衰退。
（二）丁玲在文研所到文讲所能够大量放毒，当然不仅仅是她一个人单枪匹马进行活动的结果。研究所与讲习所的干部，是有一定责任的。因为丁玲当所长是兼职，她本人来的并不多，讲课讲话也只有数几次，同时也不是全部学员都到她家里去过。而整个文研所弥漫着对丁玲个人崇拜的空气，这种空气直到以后的文讲所也还“余风未泯”。据康濯同志检查：文研所的干部，至少在以下三点上，是在丁玲思想影响下又帮助丁玲扩大了消极影响：（1）提倡对丁玲的个人崇拜、从创办的传奇到挂象，一直到教学计划中五四以来新文学部分关于丁玲作品的课堂讲授。（2）宣扬文研所一贯正确。相形之下别人都是累犯错误；宣扬文研所是文艺党校，是文艺的最高学府。使着不少人都有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之感。（3）把创作看得高于一切。万般皆下品，唯有创作高。对毕业学员也是片面地强调能写出作品来，实际上很少进行服从组织、做好工作的教育。凡此一切都是与文学的党性原则背道而驰的。
康濯同志这种检查，是正确的、合乎实际的。如果没有助手，丁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不可能在文研所泛滥起来。
丁玲在散布毒素，文研所到文讲所都不能说很好的贯彻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来进行教学，但是在这里学习的学员，中毒深浅，各有不同。有人感到学到的好处多些，有人则受毒比较深。为什么？个人的抗毒力有所不同。有卖的，也必须有买的。丁玲能够放毒，还是有她的市场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大家的思想当中，具有着接受毒害的基础。一本书主义也好、骄傲也好、感情结合也好、“士为知己者死”也好，对多数人说来，原来都有这些东西。所以一拍即合。也许有的原来朴素一些，经过培养，就茂盛起来了，象李涌同志，贫农子弟，小八路出身、又是荣誉军人，本来是很单纯的，但是却有着强烈的发表欲，这也是一本书主义……这种思想种子得到一定的阳光和水分，自然就会发芽生长，因而找靠山，那眼睛打赌，都不是奇怪的事。有的同志年纪大些，受旧社会不良习气的沾染更多些，个人主义也就更多些，向远斐同志、陈登科同志都从这个角度上作过自我检讨，有的同志年纪轻些，十几岁上就解放了，完全是新社会里长大的，但是由于单纯，更容易上当，象胡昭同志、刘真同志都从这个角度上进行过检讨。——在整个社会主义时代，还不能彻底铲除产生个人主义的社会根源。所以决不能放松对自己的鞭策和检查，要时刻警惕着，不要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时代，堕落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
要彻底清除丁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彻底消毒：第一，必须对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和它划清界限。第二，必须按着党的原则，按着文学的党性原则来总结我们的教学，改进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第三，大家都要加强思想改造、深入生活、联系群众、在斗争的烈火中去锻炼，增加思想上的免疫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一个共产党人说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从来就是不合法的。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是两种正相敌对的世界观，如果说在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由于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而当时革命的对象主要还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产阶级。所以对于一般的个人主义思想还不能斩尽除绝地加以清算。而现在，我们现在前进到社会主义的关口上了。在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还可以勉强背在身上的包袱，必须全部放下，才能度过这一关。“士为知己者死”，投靠山、找后台，感恩思想，感情主义，那一套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民主主义革命的关口，已经是通不过的了，背到今天，当然必须放弃。自私自利、名利观点、自由散漫、骄傲自大，这些都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背着它是走不进社会主义的关口的。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改造，把一切与共产主义精神不相容的货色，全部抛掉。这样，才能够使任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找不到市场，不管他怎样伪装起来，都不会使我们上当。
社论指出说：“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从这场斗争中吸取教训，警惕自己，永远不要骄傲，永远和劳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永远跟着党和人民一道前进，不要落后，只要离开党，离开人民，就会落后，就会被时代所抛弃。”这话对我们每个人都完全适用，我们都应该牢牢记住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