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丁玲不仅仅是一个作家，她还是由党委托来筹办并主持文研所的负责人，从1950年到1953年，她是文研所的所长。因此，她的错误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研所亦即它的后身文讲所的教学工作。
怎样来评价文研所与文讲所的工作呢？全面总结，现在办不到，不是这样开几天座谈会就能把一切问题都弄清楚的。但是从原则上，我们也不是不可能得出一个大致的轮廓的看法来。
从研究所到讲习所，已经有七年的历史了，大体是这样的：1950—1953年，文研所第一期，丁玲任所长：1953年冬到1955年文讲所第二期，由田间、肖殷、邢野、田家、吴伯箫同志负责，后期我也来了；1956年到现在，名义仍然是文讲所，实际上叫做文讲班，第三期与第四期，有我、还有徐刚、沙欧同志负责分以下三点来讲：
（一）现在我们当作一个问题来研究的，主要是指第一期，其次是指第二期，参加座谈的也只是这两期的学员同志，但不能说以后没有问题，不过以后的问题与丁玲没有直接关系。
一二期的同学，自从1955年提出丁陈反党联盟的问题以后，思想负担就很大。后来形成一种舆论，帮助丁玲翻案，就是以这种思想情绪作基础的。经过今年的二十几次大会，丁陈反党集团的内幕彻底揭发了。在一场大是大非的原则斗争中，大家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进行了思想检查，与丁玲划清了界限，并进一步揭发了许多材料。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约略有以下几点：
文研所是党办的？还是丁玲办的呢？
虽然宣传说是丁玲办的，实际上当然是党办的。
既然是党办的，当然有党的教学方针，要贯彻党的文艺政策，要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党派了干部来工作，党抽调干部来学习，有许多同志在这里讲课，因此到这里来学习的同志，当然会学习到一些东西，如果说一进这个大门就学习坏了，甚至说文研所出来的人，都有三个特点：（1）骄傲；（2）看不起解放区作品；（3）都想搞创作而有创作不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甚至于把来文研所学习看作终身的污点，这种情绪是不对头的。
（2）而文研所确是有丁玲主持的，丁玲确是起了很大危害作用，她把党委托她领导的文研所，看作私人地盘，把某些学员看作是自己人，对于党的方针和决定，合意的就执行一些，不合意的就阳奉阴违或根本拒绝。1953年中央提出暂时停办、进行函授、筹办正规学校的建议，因为不符合丁玲的想法（这是丁玲的想法是要办文学合作社，拉一批人在这里搞创作，实际上是培植自己的势力，作为对党闹独立性的资本。）所以就抵制，并散布不满。后来文学合作社的想法行不通，就甩包袱、纷纷撤退。直到第二期中途，丁玲时代的所有负责同志都完全退光了。——后走的，差不多都去找丁玲商量，走私人路线离开文讲所。田家同志昨天还谈到他走的过程，不过他缺乏认识，没有作自我检讨，因而就自相矛盾，说不通道理。这是说撤退，在撤退以前，丁玲在文研所以至文讲所是有很高的个人威信的，干部也帮她“树立”威信。尊重领导并没有错，制造传奇故事，夸大事实真相，是带有个人崇拜意味的，这时期有某些干部在丁玲的拉拢下，有感情结合与宗派情绪，挂像、发动写信以至集体撤退……都说明这一点。
因此，可以肯定在文讲所的教学工作当中，也存在着丁玲反党文艺路线与党的文艺路线的分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1）凡见于书面的工作方案、课程计划，以至课堂教学、政治运动，大体应该是按着党的方针路线办事的。其中可能有偏差，但基本上不会公然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可以肯定。（2）可是在政治生活当中，在思想领导方面，从创作辅导，到日常活动，丁玲那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是起着影响，有时甚至占着主导地位。KZ同志说：“过去讲习所的确象12年前日本广岛的空气中弥漫着原子毒菌一样，弥漫着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文艺路线”；又说：“在讲习所不止提倡骄傲，并且是培养骄傲、培养唯我独尊的情绪。”又说：“极力培养对丁玲的个人崇拜。”KZ同志概括说：“陆定一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培养出资产阶级作家，丁玲在过去讲习所所贯彻的路线，就是无孔不入的培养资产阶级作家的路线，培养反党的作家的路线。”我觉得这种分析批判是公正的、合乎实际情况的。
因此学好了还是学坏了？这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笼统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