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统统学坏了，只学到一些坏东西，是否定了党通过文研所文讲所培养青年的成绩，是不正确的；但如果只看到成绩，不正视错误，那同样是没有提高认识，没有和反党思想划清界限的表现，这种表现本身就证明中毒之深。有人曾把这种毒比作料面、比作鸦片，那么前年党组扩大会议没有把我们唤醒，仍在麻醉中，现在出了一头大旱，应该猛醒了，再不能麻醉下去了。
其次，我想说明：二期以后，直到三期、四期，丁玲的领导是长期存在的。康濯同志把它比作广岛上空的原子细菌，这个原子弹如果说是在第一期爆炸的，那么在第二期的天空中仍然弥漫着死灰；第三期第四期，也没有做过消毒工作，虽然在第三期开办以前，作协党组扩大会曾揭发丁陈反党联盟的问题，但一则由于揭发的不彻底；二则由于还只限于党内，丁玲在文讲所的干部与学员当中，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更主要的，当然还是由于在这一时期负责工作的同志，由我和徐刚同志，对丁陈反党集团的认识上都有很大偏差，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都不能与丁玲划清界限。从这一方面检查，我们在教学中贯彻文学的党性原则是非常不够的，是有错误的。万半皆下品。唯有创作高的思想，“一本书主义”、“骄傲”、“工作与创作的矛盾”……这些问题，都仍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徐刚同志能够同许多毕业学员，串通起来为丁玲翻案。而他这种思想情绪，在文讲所受不到批评。我个人有责任，文讲所的整个空气也是适宜生长这种思想情绪的。
当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明：近三年以来，对丁玲的个人崇拜的气氛是大大降低了。这仍然还是受了前年党组扩大会议教育的结果。至于对李又然，三年以来还是作过一些斗争，他那一套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在第三期第四期学员中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在第二期学员当中，据我看也没有多大影响，追随过他的大约只有第一期少数学员（如胡昭、张德裕、刘蕊华、汤浩、……等）人数不会超过半打。在干部当中，肃反运动以前，个别同志还被他迷惑着，认为他有学问、讲友情；肃反以后他这一套也完全破产了。
在三、四期工作中，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偏差和错误，是另一种性质，在这里不提了。
（三）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一个问题：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应该怎样做？
这不是一般的教育工作，甚至不是一般的文学教育工作，而是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由于作家劳动条件的特殊性以及所处社会地位的特殊性，培养这种专业人才，是不能用一般教育工作的方式，甚至不能用一般的文学教育工作的方式的。一般的文学教育工作，当然应该放在一般学校里去进行，甚至在文艺干部（如编辑、文艺工作者）的提高，也应该交给正规学校去附设训练班，这样在人力物力上都经济的多，也轻而易举。至于青年作家，这问题就复杂的多了。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集中一批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读一些书，提高提高，如果不遇上反党野心家，应该说利多弊少，不一定没有好处。比如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生活，象1950年前后，可能客观上又办一个这类学校的需要。
但是，不顾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川流不息，一期复一期，这么搞下去，就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什么人来学习？叫他们学习什么？
有的青年作者，刚写了一两篇比较好的作品，就调离工作岗位，进行专业训练，学上一年半载，就一心作“专业”作家，在深入不到生活中去，即使走上工作岗位，也是身在山林，心存魏阙，这样不免引导他们从此脱离了群众的生活与斗争，作品越写越空洞，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利观念越来越严重，结果是走上死路一条。这不是名曰爱之，实则害之吗？
再者，这种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是些什么人呢？如果他们已经受到比较完整的教育，有了一般的文化知识，在到象我们这种训练班来学习，大约是不必要的了；如果没有念过书，或者只是小学生、初中生，那么，他虽然有创作才华，但要想成长起来，还是应该提高一般文化知识，专业学习文学，电线杆子，顶多一丈多高，也不见得是好办法。所以，对于这些青年，如何进行培养，不只是不能使之脱离生活、——脱离生活很容易，回到生活就困难；就是单从学习方面着眼，也不能只搞专业，甚至加上政治教育，也不够。必须考虑他们的文化知识的需要。这些都不是我们现在这一套办法能够解决得了的任务。
我不是在谈文讲所今后怎么办的问题。——这是一个具体问题，我们已经在整风初期向作协党组提出了草案，等待领导决定。我是在一般的提出培养青年作家的问题。这确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从这次反又斗争中得到启发，从刘绍棠地堕落过程中得到教训。这几天的座谈会，也提供了不少宝贵材料，需要进?步研究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