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帽子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代表中国作协向外国宣传中国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使者，已经因为与所谓“中宣部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互相呼应，进行反党活动”而受到指控，并进而被补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连续召开的斗争会上乱哄哄的，一个个熟悉的发言者好像全都换了面孔，即使是最知心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此时也冲到他的面前，跺着地板口沫横飞地和他斗争，而且不许他解释，只让他认罪。
上世纪八十年代，丁玲回忆自己当时的表现时写道：“一切辱骂、讽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 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匐伏流涕，锥心泣血，低头认‘罪’。”（丁玲《远方来信》，《人民 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公木终于也尝到了这种滋味。他最终成为右派，已经有了不少的罪证。但把他压向深渊的最后一根稻草，起因于他的同学、同乡兼好友李之琏。
1958年5月，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在外地了解群众宣传工作情况时，被通知回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回京后才知道，周扬已有安排，要在会前“谈谈”中宣部机关党委在处理丁玲等问题上的错误。
李之琏的检查一次、二次、三次都不能通过。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也是如此。于是，中宣部领导人号召所有党员对机关党委、特别是对李之琏进行揭发，翻遍了机关党委的会议记录，搜查了他个人保存的文件，只要一字一句同此案有关，就一律作为问题揭发。会议规模越来越扩大，从开始的几个人到几十人、几百人，最后扩大到千多人。大会批，小会斗，折腾了四个多月才结束。由于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犯了“美化叛徒”和“合谋翻案”这两大“罪状”，定他们几人为“反党集团”，互相包庇，充当右派和反党分子的保护人。李之琏、黎辛是“首要分子”。最后结果是 “丁陈”一案定案一年之后，噩运的余波又将中宣部的这一拨人裹挟进来。
首犯李之琏、黎辛一个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均被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定为“反党分子”，留党察看。另有一位级别较低的办公室主任童大林，后因“认罪态度较好”而被赦免。
这一斗争结束后，对丁玲等的结论和处理好像就显得很牢靠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都一一受到检查处理，或定为右派，或定为反党分子，或作为犯严重错误，很少听到有谁幸免于难。公木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公木在文讲所的同事徐刚前几年回忆说：
因为公木和李之涟的关系，批斗公木和古立高是这一斗争的继续。我一进王府井大街64号的大门，就感到心情的不舒畅。机要秘书给大家发批判公木、古立高的发言纪录，每次都隔过我发给我旁边的人，我想了解一下公木到底有什么“罪行”，便问，为什么不发给我？机要秘书说，你发言，发言后给你。我想，我不要也不说。过了两天，公木在众人的质问下，一连说了几次“我听徐刚说的……”我沉不住气了，说：“是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这个口子一开，我说了公木对丁玲的同情，对周扬的意见，说了公木在文讲所问题上与领导上有不同的看法。散会时，机要秘书给我一叠批判公木、古立高的发言纪录。这是奖励我还是污辱我？！我心里太难受了！出了大门，我心事重重往北走，却忘了乘车。我想我参与批斗了一位热心的好人——公木的“罪行”无非是同情丁玲，同情第三期学员流沙河。流沙河被批判后，他写了一封劝慰信……我一边走一边想公木的好人品。
跟公木一起划右的黎辛先生当时已经调湖北文化局，已经不在中国作协工作了，他是从湖北任上召回来接受批判的，时间是在1958年5月。这一年被中国作协补划为右派的还有《人民文学》的秦兆阳。他是1958年7月下旬“正式”戴上右派帽子，7月25日被开除出党，公木是出国访问回来后，于1958年10月正式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工资降为行政15级，并下放劳动改造。所以就当时的中国作协机关来说，公木的确是最后一个“正式”的右派。此后，正如秦兆阳所言，“人走到哪里帽子跟到哪里，每个知道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帽子。然而更使人痛苦的还不在于‘戴上’，而在于‘取消’，取消了党籍，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内心的寄托，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人的敌人，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这一切都压在精神上！”
根据当年的文件显示，1957年至1958年，由中国作协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三十人。他们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