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大会上已经揭发的，1942年以前，我在延安曾作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1）我写了大量反动的诬蔑革命的诗文，如“名字”，“小围墙”，“祝出征”，“选模范”等等。这些作品的反动性是露骨的，还有在这次大会上有王亚凡同志提出的“哈喽，胡子！”（它是“祝出征”的定稿），也是一篇包含着强烈的反党观点的作品，我那么热诚的歌颂一位没有经过改造的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把他在革命大家庭中表现出孤寂和沉默，都加以美化，便是拒绝改造、反对知识分子工农化。骨子里是美化自己。美化坚持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党立场的党的异己分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的。（2）拉了一批气味相投的人，进行宗派活动，成立反动的文艺团体，所谓鹰社，这中间就有李之琏、天蓝、晋驼、侯唯动等人。（3）以鹰社成员为主要撰稿人，出版蒺藜墙报，办部队文艺，登出了许多毒草，当时，我因为窃据了军直政治部文艺室这个合法的地位，有钱有人，活动是非常积极的，给党带来的损失也是非常显著的。在整风期间党根据这些情况，对我加以批判，进而进行审查，当然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可是，我却因此怨恨党。并且，在审查过程中就同天蓝结合起来，尤其在审查以后又同鲁藜、侯唯动等人结合起来，诽谤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漫骂领导，诬蔑周扬同志，达到无法无天的程度。
总结在文讲所工作时，公木说：
三年期间，问题很多，错误也极端严重，现在就认识到的，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提出所谓“发展方针”问题。
A 1955年春，第一次提出向正规化过渡的五年到八年计划。大致内容：
办正规学校（高尔基文学院式的）、归文化部领导或者归文化部和作家协会双重领导。
这中间包括两点错误：
向正规化过渡的计划，是脱离现实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反映。这在今天用不着再回头去分析了。
所谓要归那里领导的问题，只应向上建议，不应该和本单位的干部商量讨论。向下讲，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这一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却流毒很深，几年以来，讲习所的干部，特别是教育干部们，总是在这个问题上打算盘。
B 1956年经中宣部决定，改短训班，同时筹备办正规化的文学院。
对这一改变，我虽然曾多次向干部解释过，直到整风会议上还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内心是有抵触的，以为如不改变，文化部已把成立“文学院”列进发展计划中，在原有的规模上，略加补充，就可以了。至于如何筹备正规化的文学院，表现出对作协党组极大的不信服，认为还是应该依靠文化部。对作协表示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