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以后，“工农兵”三字成为“熟语”，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文章和议论中。作为参加了座谈会的“工农兵”中唯一的那个正式部队编制的“兵”，公木回去以后，同样怀着一种高昂的情绪考虑文艺室的工作，更加明确了“工农兵的方向”。他认为毛泽东在人们习用的“工农”一词之后缀以“兵”字创造出来的这一新词汇，无异于是对他们军直政治部文艺室提出的“写兵”与“兵写”主张的肯定。所以，公木兴致勃勃地拟定了一些计划，还准备趁热召开一次鹰社全体成员会议，把座谈会的精神加以讨论贯彻。
不过，由于形势的发展，为了给整风学习让路，不但鹰社的会议没有开成，“派遣更多作家艺术家来军委直属队工作”的愿望也没有实现，而且鲁艺派来实习的学员陆续撤岗调回，侯唯动、李尼两同志也离开文艺室返回鲁艺了。朱子奇同志也调出送去学习外语。大约两三个月之后，公木自己也被调到鲁艺文学系工作，而且决定同晋驼一同调去，李洁、周若冰夫妇派到马列学院学习。李溪、方杰两同志再转回宣传科，这样，军直政治部文艺室的日子就结束了。
结束，也没有举行什么闭幕式。不过算是善始善终，召开了一次简单的座谈会，胡耀邦主任、邓飞副主任都莅会到场讲了几句话：肯定加鼓舞。大意是说一年多来，方向是正确的，思想是健康的，干劲是充足的，成绩是显著的；只是形势变化，要给整风学习让路，文艺工作分散活动多，“宜收不宜放”。于是，文艺室建制撤销。从1941年5月调来，1942年10月末调去，整整一年半，公木的约略合计540天的专职部队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难忘的鲁艺的生活，也就这样开始了。
鲁艺最初创立时，校址在延安旧城北门外云梯山麓南侧，１９３９年秋天迁来延安东郊桥儿沟。到鲁艺报到那天，公木见到周扬院长就说：“如今我从朱德总司令麾下调转到鲁迅总司令麾下来了。”周扬院长以呵呵的笑声迎接了他。每天听着熟悉的上课下课的铃声，听着音乐系学生们的合唱，看着走来走去的一律灰布制服的同学们，公木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鲁艺旧址公木调到鲁艺文学院文学系任教不久，整风运动进入高潮。他没想到，他自己居然会成为鲁艺抢救运动中的一面“旗帜”，率先成为了教师中的“失足者”，需要被人“抢救”。
1993年9月9日，当年在鲁艺文学系最后一期读书的李纳接受作家李辉采访时回忆说： 1942年延安学习整顿党风、文风、学风三风。开始是整顿学风，这时，空气还是轻松的。鲁艺学生中看小说的空气还很浓，不时地还有人随便发表一些什么议论。校长周扬进行过一次调查，调查大家读了些什么小说。后来周扬总结说，读外国作品的分量多了些，但没有坏处，多读了只有好处。后来转到整顿党风，气氛就紧张起来了。开始审干，写批判文章。 而《部队文艺》此时就被拉来当了靶子。在这刊物上写文章的公木、李之琏、朱子奇、晋驼等都被调到鲁艺整风，在会上受到了批判。由文学系负责批判，主持人是何其芳。起初批判他们的人性论，后来逐渐发展成敌我矛盾。李纳说：“在批判过程中，有过火的地方，也有牵强附会、给人扣帽子的现象。”
当时，鲁艺的校园里已经开始了普遍的反自由主义运动，要求每个人都要填写“小广播”表和其他社会关系、本人思想历史的调查表，而且很快反自由主义就进入了“选择典型，教育群众”的阶段。后来就发展到捕风捉影，动辄上纲上线，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以至形成大规模的“抢救运动”。
文学系首先发难，晋驼的小说被嗅出王实味的气味，散文作者方杰、诗人公木也先后落难。晋驼的小说《时代的尾巴》、方杰的散文《萧王壁之死》和公木的诗歌《大围墙》、《小围墙》被认定为“反动文章”的代表作。他们都发在公木主编的《部队文艺》或《蒺藜》墙报上，而《部队文艺》的发刊词又是被指控为“特务”的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科科长吴奚如所撰写。这下子鲁艺的反奸反特首战告捷，战果辉煌，挖出了一个“以晋驼为第一面旗帜，方杰为第二面旗帜，公木为第三面旗帜”、《部队文艺》为阵地、“鹰社”为堡垒的“特务集团”。
原来，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以部队文艺室为核心，公木组建过一个文艺团体——鹰社。公木任社长。取名鹰社，是在成立大会上经过讨论议定的。首先是鉴于陕甘宁边区23 个县的地图像一只昂首东翔的雄鹰，关中分区是它伸向八百里秦川的一只利爪，整个边区被称为“鹰形地带”。因此，他们把团社取名为鹰社，也寓意着部队的新文艺创作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像雄鹰一样高飞吧，不要在飞着的时候停止了！”俄罗斯诗人卡拉姆金赠普希金的诗句，在文艺室传诵得很熟，公木?《再见吧，延安》也曾引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