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家里还有个右派1956年公木的女儿白桦和爱人谷少悌都考入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谷少悌是响应当时国家鼓励在职具有同等学历的青年干部报考大学的号召而参考的）。1957年他们于暑假去北京探望公木。当时西北民族学院暑假要开展“鸣放”活动，不放假。他们是请假去的北京，返校后又接着上课，并没有参加“鸣放”活动，也没有什么反动言行。不料1958年1月3日，谷少悌却被通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这比公木头上的右派帽子来的还早。
这都是因为谷少悌受公木影响，业余时间也爱写点诗歌等文学作品，他不仅爱和班里的两位同学一起谈论文学，而且经常一起给院刊投稿。他们还打算要在院刊开辟一个叫做“补白”的文艺园地，结果“补白”还没有“补”成，他们三人却都在“反右”运动中戴上了右派帽子，定为“反党集团”。少悌因“罪恶较轻”，处理决定为开除团籍，戴上右派帽子随班上课。其他“右派分子”，有的开除学籍留校劳动，有的“极右分子”被送往省上集中劳改。后来全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甘肃省浮夸风十分严重，去农场劳动的“右派”同学和老师，有的就一去不复返，永远的留在了那里。其中就有他们敬佩的老师、全国著名的藏学专家黄奋生教授。
少悌戴着右派帽子随班上课，日子十分难过。白桦原来是入党积极分子，现在成了“敌我不分”、“阶级立场不稳”、“走白专道路”的“白旗”学生，经常被团支部开会“帮助”，甚至还要挨批评、受批判。只有逆来顺守，埋头学习，踏实劳动（当时设有劳动课），决心用自己的实践来证实自己是无辜的。
1960年大学毕业了，少悌因为是右派分子而不发给他毕业证书，他留在学校一面做“反面教员”，一面给铁道系预科班学生教汉语，没有工资，每月只发给23元生活费，白桦被分到同年成立的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其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但在精神上他们感到一种久违了的舒畅，因为这时批斗挨的少了，可以心平气和地学习、工作。白桦在民研所潜心钻研甘肃回族近代史，为所里交给的“尕司令——马仲英其人其事”课题搜集资料。白桦还拟写了评论马仲英的论文提纲。少悌在教学上也很卖力，他虽然患了浮肿病，但从未耽误过一节课。1961年的国庆前夕，院党委在全院教职工大会上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这样的生活不到两年，又遇上了“精兵简政”、“精简下放”运动。1962年10月接到下放去新疆霍城县的通知，白桦面对着搜集的关于马仲英的数万字资料，以及几经修改的评论马仲英的论文提纲，实在难以割舍，给父亲公木和在四川工作的她的生母各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不想去新疆的心情。公木回信说：“去吧！孩子，不要怕遥远，不要怕艰苦，人类的智慧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她的母亲也回信批评她说：“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懂什么叫革命，而把革命工作当作谋生的手段。组织需要你去新疆，你为什么不愿去？”
1961年12月27日，他们踏上了西出阳关的漫漫长途。当时火车只通到新疆的尾雅，还要转乘汽车去乌鲁木齐。天上下着大雪，谷少悌一手拉着儿子谷半林，一手拉着装有全家所有家当的一口装过书的木箱子，白桦抱着小女儿紧随其后，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挤上去乌鲁木齐的大卡车——要去的是新疆北部最边远的霍城县。当时作家王蒙因写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小说，也被划成右派，逐出京城，发配到这个县工作。
谷半林是公木十分钟爱的一个外孙，名字是公木起的。“半林”，就是公木名字中的那个“木”字。他195４年7月10日出生后不久，就被公木接到中央文学讲习所学员宿舍，一直长到６岁才离开。
霍城县，距离霍尔果斯边卡只有四公里，与前苏联仅一水（伊犁河）之隔，许多土地相接壤。过去两国关系没有破裂时，两边的群众经常友好往来，通商、通邮，关系亲密。他们到达前半年多这里发生了“边民外逃事件”，是“伊、塔事件”的发生地之一。据说在少数人的煽动下，不明真相的农、牧民弃掉家园和大片带收获的庄稼，赶着牧场和生产队的马匹几乎全部逃到苏联（当时称之为苏修）那边去了。有的妇女正在家做饭，看见大批人马往边境上逃跑，她们顾不上一切，甚至连在外边玩耍的孩子都顾不上招呼，便惊慌失措的被裹挟而去。
报到后，还来不及安定自己的思想情绪，就被通知参加清理“外逃人员”的财产工作。白桦看见过整端端的家园，有房、有葡萄园、果园，屋内有家具，但空荡荡的没主人，可见当时人们是在没有丝毫精神准备的情况下逃走的。以后又清理和内迁“半家户”（未来得及逃跑的人们），“阶级斗争”又多了“半家户”这样一种人群。因为以后的政治运动中，把“半家户”的概念越来越扩大化，除了真正未来得及逃跑的另一半家庭成员谓之“半家户”外，就连沾亲带故的、关系亲密的人都视之为“两个脑袋”、“里通外”。这样一来全县干部和群众中被划入另册的人就多了。不过，白桦一家是被下放到这里来的，爱人又是“摘帽右派”，只需要做好工作，不要再被批评为“立场不稳”、“敌我不分”就行了。
白桦被分到县人委办公室；少悌被分到县粮食局搞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