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他又调到人委文教科。原来人委办公室的秘书调到边卡去了，他的工作很久无人做。白桦是大学生，在当时人员奇缺的情况下，组织上让她接替了秘书工作，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坐在了人委办公室秘书的位子上，开始认真地做好每件工作。不久，她被县委调出参加“保密三查”工作，这项工作在当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据说在“伊、塔事件”中，阴谋分子乘机偷走了大量的机密文件，损失无法估计。“保密三查”工作以文书档案为中心，“查人员、查制度、查文件”，最后要把不合格的文书档案工作人员调离岗位，建立严密的文书管理制度和规范的整理好从未整理过的各种文件。这项工作长达两年之久，白桦懂得了 “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这些对白桦以后做好秘书工作帮助很大。
1964年春，白桦被组织派往农村参加社教运动。1966年初被县委召回机关，参加城镇点上社教运动。这次白桦的身份从运动的工作人员变成了接受社教的运动对象。根据白桦平时的表现，工作组将她划成一类干部（即依靠对象）。运动开展不到三个月，八月上旬她从广播中听到了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白桦还没有把从广播中速记下的“十六条”学习明白，命运便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两天后，县人委宽敞的楼道、墙壁上贴满了“揪出漏划右派——李侠（白桦在养父家的名字）”“揪出黑帮分子——李侠”“揪出用‘人性论’向党进攻的反党分子——李侠”等等罪名的大字报。每张大字报落款都是“人委文革领导小组”，那些在社教运动中已经交代了经济不清的人，却都戴起红卫兵袖章成了“革命造反派”。
白桦看着那些大字报，怎么都不认识自己了，我怎么这么“反动”呢？我怎么会“对党有刻骨仇恨”呢？办公室通讯员——一位河南支边女青年，走近白桦悄悄说：“这些大字报是文革小组用你的档案中的‘向党交心书’编写的。”哦！原来是这样！那是1960年白桦大学毕业时，系党总支要求每个学生写一份关于对“三面红旗”看法的“向党交心书”。白桦是联系着1958年朱德总司令、邓小平总书记来西北视察时路过兰州给西北民院师生做的报告，真真心心地写了个人的认识。白桦不知道，这份“向党交心书”装入了档案。
六年后，这份东西竟给白桦带来了灭顶之灾。当时还有一件使白桦想不通的事：亲自树立她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社教工作队党委，一夜之间，也认为她是混进“积极分子”队伍的“反党分子”，撤除了“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称号，将她推到“四不清”干部行列。以后，白桦被隔离、挨批斗、被抄家；机关家委会造反派还组织家属批斗她的养父（1964年养父病退在家，他们把养父母和他们的大女儿接到霍城一起生活）。造反派还将她家4岁的小女儿传去让她揭发爷爷，就说爷爷教她“打倒XXX”，还不准孩子将这件事给任何人讲，如果讲了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养母看到这一切，被吓病了。1967年2月份，正值隆冬腊月，白桦被按农工下放到县农技校的农场去劳动。待处理的谷少悌也与白桦一同去农场，冰天雪地里，他们扶老携幼，谷少悌背着白桦的养母，全家去了农场。半年后，养母带着惊恐不安的心情去世了。他们把她安葬在一个哈萨克族的坟地里……远离故土又失去老伴的养父，一下子老了多，变得沉默寡言，有些呆滞了。不到一年，于1968年5月16日清晨未被唤醒，也永远地去了……在艰难的日子里，白桦的几个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没当过“红小兵”。大女儿因为不愿在同学面前批判“右派”爸爸，申请了9次入团都未被批准。
儿子谷半林学习一直很好，上中学后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性格温和，兴趣广泛，除了爱看书外，还喜欢吹笛子、打篮球、滑冰、长跑。他个头长得很快，16岁时就有175米高了。1971年夏季，北京来了几个田径运动员，在县上表演长跑，县体委指定要半林陪跑，后来教练很想带他走，白桦没有同意。
霍城县那时还没有自来水，大家都挑河水吃。白桦一家每天都需要五六担水，全由半林一人挑，家里的重活，如搬煤、砸煤、买粮、挖菜窖、铲雪等等都是他干。他喜欢帮助人，碰见老人担水，他总要帮他们；哪个同学家夏季上房泥，冬季扫屋顶的雪，他都悄悄地帮他们。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加强了“反修战备”工作，地处中苏边境的霍城县，民兵工作摆到了重要位置，机关、学校都有民兵组织。半林在学校被选入基干民兵。1971年11月5日至11月10日，新疆自治区军区在霍城县召开了“新疆民兵战备现场会”。这个会议集中了全新疆军内团以上干部，他们分散住在县级各机关单位，在县武装部的具体指挥下，由各单位基干民兵执行保卫首长的工作，晚上通宵戒严，由全副武装的中学生基干民兵担任夜晚巡逻任务。半林也在其中，还被指定为班长。
1971年11月7日子夜，半林带着两个民兵按时前去换防，对方就是他们的同学，带队的人胸前挂着冲锋枪，互相靠近时，对方不小心触动扳机，子弹出膛正好打中了走在最前方的半林右下腹，白桦赶到县医院时，已有很多人在那里了，在慌乱中听见会议上一位首长说“打穿了肠子，问题不大。这在战争年代是常有的事。不必去伊犁做手术，就地在县医院做吧！”当时的县医院有不少“赤脚医生”，真正的医生受冲击靠边站，有的闹派性。孩子虽经过了手术，但终于未留住他年轻的生命。那是1971年11月9日，他才17岁4个月……第二天，正是“民兵战备现场会议”实战演习的一天。头天晚上，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部长等领导对白桦说“明天是会议关键的一天，希望你顾大局、识大体，化悲痛为力量，把仇恨记在苏修的账上……”还说：“孩子是牺牲在岗位上了，你做母亲的是很光荣的。”“你小时候，父母亲为革命把你送给了别人，那也是很痛苦的；现在你为革命献出了儿子，同样是生死离别，希望你能学习他们。”白桦咽下了悲痛，在全疆民兵战备会议实弹演习的枪炮声中，在霍城县镇周围那么多的各族老乡的帮助下，把孩子安葬在了霍城县东边的黄土塬上……公木知道半林去世的消息之后，非常悲痛。
1980年谷少悌的“右派”改正后，他们调回西北民院。夫妇两人将他们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楼旁小巷》，发表在《新疆回族文学》上，后被陕西电视台作为四十年国庆献礼片摄制成同名两集电视剧。电视剧的主题歌，是公木1937年在西安撰写的那首《留别白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