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重上讲坛从1958年“错划”后，三年多的劳改生活：推大粪、烧锅炉，什么都干，又赶上“三年困难”，吃不饱饭，有时到好友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杨公骥家用餐，如果碰上有人来，他就会悄悄从后门走掉，生怕连累朋友。
1963年5月送别匡亚明（二排右九公木）在农场劳动结束后，公木被摘去“右派”帽子。名下又复现了“同志”二字，于是１９６１年末（一说１９６２年１月），公木由吉林省委直接分配调任吉林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教员兼代系主任，他第一次和同事们见面寒暄之后，就坦率地提出，除了开先秦文学史基础课外，还可以开许多选修课，如“诗经”、“先秦寓言”、“毛主席诗词”，还想研究老子。如果有空闲，还想创作“晋公子重耳归国”的故事。
据说当时吉林省委有人主张先请示中央后再对公木的工作进行研究安排。而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宋振庭力排众议，他认为：“公木是在吉林省进行劳动改造的，三年来的劳动改造表现如何，中央也要征询吉林省里的意见。现在经过审查，公木的劳动改造表现已经符合摘帽标准，应该予以摘帽，重新就业，本人也写了申请愿意在吉林省就业，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吉林大学校领导匡亚明、陈静波等也向省委表示愿意接收公木到吉林大学工作。这样，公木就进入了吉林大学，并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逝世的１９９８年。
吉林大学中文系59级毕业照（二排左五是公木）匡亚明曾经担任过中央领导人的秘书，治学非常严谨。吉林大学至今流传着许多他在吉大的故事，有一次，匡老在讲话时麦克突然没声了，结果很简单，后勤总务马上被降级，电工被开除，从此以后，匡校长的讲话始终保持畅通。还有一次，外单位的一位职工来吉大教务处办事，教务处没人，匡校长见了对这位同志说，很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你先回去，明天我找人去你那里办这件事。回到办公室以后，匡校长马上把门卫叫来，说你去把教务处的牌子摘下来，门卫只好照办。教务长回来后，看到牌子没有了，四处找，门卫告诉他，你去匡校长那里找吧，教务长被匡校长狠骂了一顿，说你这块牌子是吉林大学一张脸，今天就是丢了吉林大学的脸。（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版本，说有一青年教师到校部机关某科室办事，结果去了没找到人，恰巧被匡校长遇到这种情况，老校长当时就告诉那个青年教师：你把他们的牌子摘下来）。
1985年9月，公木曾与匡亚明“私下有约”：“偕登寿域，共庆建校60周年。”还乘兴写诗为证：“满月凌空舞，夕阳耀远红。三千零六载，百岁又七翁。桃李无言语，径蹊自纵横。六十周年日，弦歌鸣放宫。”笔者动笔完成本书的2006年，正是吉林大学60周年校庆的日子。可惜匡先生没有活到今天，公木先生也已经逝世8年了。
宋振庭先生后来也与公木结下了终生友谊。公木留下的诗中，多有《给S》、《送别宋振庭》等。宋先生18岁就当了华北联大（前身为陕北公学）教育科长。当时，他和张春桥都是华北联大的科长，曾同住一间屋子。1943年初，22岁的宋振庭腰上别着一支盒子枪，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的曲阳参加抗战，“过了三年李向阳式的游击生活”。从任曲阳区大队政委时算起，三十年间，当过省委宣传部长、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的最后几年，是在胰腺癌的折磨中度过的。他去世的噩耗传到公木这里时，正赶上停电，公木点上蜡烛，挥泪为他写了一首诗送别。
在吉林大学，公木一心扑在教学上，还热情辅导学生们办墙报、搞创作、为一些文学爱好者看稿、改稿，并编写了几十万字的“毛泽东诗词”讲义，都是油印，没有正式出版。他强调重基础，开放思路，重视学生知识面的拓宽和能力的提高。他曾批评学生把“兴趣”写成“性趣”。后来发现理科学生不重视语文课的学习，还以自己于13岁时所写的作文《雷殛强盗说》为例，说明语文课也是理科生的基础课，因为语言文字是表达人的思想重要的工具，从而批评学生在学习上偏科的错误倾向。
1962年，诗人颜廷奎当时正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读书，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