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是一种趋势；诗与音乐相分离，又是一种趋势。这两种趋势是同时存在的，并行发展的。不能说，只有押韵，才是民族形式。诗经、乐府都有无韵的作品。我并不反对押韵，只是说，押韵、平仄，都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的。有时要好，又是不要好。这取决于内容，也取决于作者掌握与熟练了哪一种形式。试设想看，如果强调押韵与平仄，能够出现田间和艾青吗？这些年来，诗的质量降低，依我看，许多年轻同志莫名其妙的受到了押韵和平仄的束缚未必不是原因之一。
会议期间，公木连着写了三首歌颂《天安门诗抄》的作品，公木认为抒人民之心，人民之志正是艺术生命力的所在。雪藏了20多年，公木又可以挺直腰杆参加诗歌活动了。他的《棘之歌》、《人类万岁》、《读史断想三首》、《鲁迅与胡风》等作品，受到了读者的喜爱。
这次会议之后，更多的中断联系多年的诗友又开始交往和鱼雁往还。比如1979年2月13日，臧克家给公木写来这样一封信：
公木同志：
多年暌违，任心中想念。这次来京得晤面，高兴之极可想。您这些年来，受压迫甚巨，但工作积极，为人所称道。这次见面，您胸怀宽阔态度谦和，令我十分钦敬，本想去看您，谈谈诸子诗歌问题，向您请教、学习，不知您的住处，怅然而止。希望以后通通信。毕来同志，与我不时过从，交谊深厚。他常向我谈谈您的情况。
我一切皆好，身心双健。
握手！
克家此后，公木与臧克家多次交换书信。克家同志对公木评价极高。“您的创作、学术研究成果，都是我所钦佩的。你对诗歌优秀传统的重视，我也是大为赞赏的。我觉得：现在诗坛上的一些风气是值得注意的。诗，无论如何应该与时代与人民结合的，这是个大方向。可是，有不少人偏离了这个大方向。你以为如何？”（1985年10月26日信）上世纪80年代初在吉林大学接待联合国官员“你的学术研究，我甚钦佩，我极喜爱古典东西，只欣赏却毫无研究。经常读古，对新诗极少、极少看了。你对‘传统’有研究，也论过。昨天见到子奇同志，谈到你延安座谈会前写的诗，令我闻之大喜。”（1985年12月11日信）“你是学者，长于理论，能写长文，我难企及。你对毛主席诗词的看法评论，与我同多异少……。我每读你的文章，获益匪浅，有望尘之感。”（1993年6月15日信）公木这位上世纪30年代就自豪地歌唱过《自己的歌》的诗人，此时又重新以《找到自我》为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你找到自己的位置了吗？
没有停滞的、僵固的位置，每个人的位置就是每个人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