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原稿里也曾标注上致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但是说真的，我并没有奢望能送达总书记同志的手里。
不过也不失为一面小镜子，有一份热就发一分光。
总算是一个普通党员的心意，反映出一点真实的希望。
可是，这首诗后来收入当年出版的《公木诗选》时，却遇到了一些麻烦。编辑把其中“耀邦同志”的名字全都隐去，修改成了“领导同志”，理由据说是根据一个什么最新的文件。公木为此大惑不解：
我首先对编辑同志致以歉意，他选编我的诗必须再大施斧斫：
要把“总书记”“胡耀邦”一律回避，不知流了多少汗，费了多少心。
是编辑同志情愿这样干的吗？
他是遵照社长或者主任的旨意。
是社长和主任主动这样办的吗？
他是根据一个最新文件的指示。
我很体谅社长和主任的苦衷，既然有文件不照办恐怕不行。
只是文件并不曾广泛传达，具体提法一般同志说不清。
据说耀邦同志担任主席以后，曾向各级党组织发过一个通知：
注意在文艺作品或集会时候，不要宣传个人，莫提自己名字。
公木认为即使是“领导同志”的名字，也不应该是“圣讳”，因此又接着写了一首《关于申请的申请》，继续以诗上书：
可是您的名字连同您的职衔，既然一律被扫荡出诗篇；那么，我的申请作为一面铜镜，岂不就正好象被凿成了麻脸？
说是申请却失去了对象，也不知道话是从何说起的；成了一笔没头尾的糊涂账，还怎么能充作一面镜子呢？
说到底这也不过是小事一宗，又何必再这般哕嗦个不清？
只因为呀，要避免这种遭遇，原本是我向您申请的主旨。
申请完整却得到阉割，申请爱护却得到攀折。
而且最最使我惊异的，这攀折还借用了园丁的名义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