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在诗中对耀邦同志说：
无妨复按一下那申请的内容：
您赠送我们作家一面铜镜，我们作家无人不深受感动，我就想也该让更多同志通用。
尤其是我们党的各级领导，都听听这铜镜的故事有多好？
作家们固然都需要照镜子，而作品岂不也是一面镜子可照？
有的领导硬是不愿照这面镜子，看不顺眼就把它唿喇喇摔掉。
这不应算是正常的耍耍性子，多听听这故事也许会有特效。
因此上我才提出那个申请，不只为繁荣文艺，也事关党风。
这申请只能提给您，耀邦同志：
只有您曾赠送我们这面铜镜。
公木认为：
一般人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一般人的职衔只是标志责任。
我想这也完全可适用于领导，忌讳更不存在于我们共产党人。
不是做官当老爷，是干革命，这道理不言而喻人人能懂。
那实质岂在于怎样称呼吗？
而是看怎样对事业对群众。
我首先是个党员，其次是个诗人，很想向您，敬爱的耀邦同志，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主席：
提出一点个人的建议，谈谈心。
当然啦，您很忙很忙，日理万机，如今已不同于在延安的窑洞里。
而所谓谈心，只不过是打油诗几句，且并不要求一定送达您的手里。
为什么在我的诗篇中，您的名字和职衔都必须隐去？
我不以为这真会是您的意思，却是呀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为什么芒刺正扎上芭蕾的足趾？
为什么牙虫正长进牙医的口腔？
芝麻大的事，我并不抱委屈，而事非偶然，我却感到迷惘。
……这首诗可说是一篇新时代的“诗谏”。公木把这首诗称作自己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