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本来是用象征派的手法描写黑暗王国的群魔之王的崩溃，并借以歌颂光明。可是诗中写了魔王头上装饰着几颗金星的细节，在想象力丰富的鲁艺文学系，居然有人就硬说这是借红星而言，明目张胆地攻击党、攻击革命。
在一个昏暗的窑洞里，周围坐着的都是平时熟悉甚至很要好的同志，此时神情严肃，要他“交代问题”。而且要他好好想想，是坦白还是顽抗？ 一连几天，同志们轮流帮助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他日夜冥思苦想，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公木反复请求，不断检讨，都过不了关。最后有人发了话：“组织掌握了确凿证据，就看你的态度了。”组织的话，不容有一丝一毫的置疑。现在，既然组织掌握了材料，说自己有问题，那一定有问题。可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原来，公木在北师大读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这段经历此时就成为了问题被重新提出，要公木交代“历史问题”：“为什么当年那么多革命同志都死在敌人的监狱里，你能活着出来？你究竟是怎样出来的？”另外，他在逃离北师大时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短暂地中断了团的关系，这件事早在公木到达延安政审时，就已经讲清楚了并且也调查清楚了的，这时又被作为“自动脱团”重新提出，并一次次让交代问题。最后被隔离在与世隔绝的一个至今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窑洞里关起来，每天纺线、学文件，交代思想和“问题”，不能自由行动。当时较普遍的“抢救”方法是“车轮战”，被审查者坐着或者站着，白天晚上不让睡觉，不让干其他事情。而审查者轮流换班，直磨到被审查者昏昏沉沉，身不由己，心不由己。有的人熬过三四天后，便糊糊涂涂“坦白”了。据说当时最长的坚持熬过8天8夜。
还有就是“滚雪球”。坦白了的人，还要受到这样的质问：“你的上级是准?” “你的下级是谁?”‘你的联系人又是谁?”，有时候还演“双簧戏”，审查者将被审查者所认识的人举出来说： “×××供出你是特务。”而在×××面前又讲：“这位被审查者供出你是特务。”……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公木越来越累…… 处在这样的境地，当然，心情是压抑的，苦闷的，也是无奈的。婚姻的不幸，组织上的不理解、不信任，这让他难受到了极点，实在熬不过去了，公木想到了自杀，并实施过两次。究竟他是采用什么方式自杀的，他以后没有说过。不过幸好没有成功，他又活了下来。跟公木相比，鹰社的侯唯动更惨，他被关进了禁闭室，除了经常挨打、被吊外，还有一种新奇的办法，就是在牢房里画一个小小的圆圈，让“犯人”站在里面，不坦白就得日夜站在这个圈内，不能动一动。什么时候坦白了，什么时候出圈。侯唯动曾和胡世显、王振宇等被捆吊了一天一夜。
后来，斗争的范围扩大，又涉及到了天蓝。天蓝是文学系的名著选读教员，外语底子很好，曾写过《队长骑马去了》，《我，桥儿沟公民》等诗歌，很得好评。但是他被怀疑是托派，也受到批判。当时鲁艺还组织了若干个劝说小组，重一点的嫌疑分子都有人跟着。诗人鲁藜的妻子王曼恬是毛泽东主席的亲戚，但他还是被当作嫌疑分子。当劝说小组来劝说他时，他不讲话，只念几句诗：太阳出来了，但太阳不是我的。当然，鲁艺也有坚决不“坦白”的。李又然就是这样一个“顽固分子”，结果最后他被积极分子打伤了，还是不承认。
不知公木本人在被抢救的过程中是否“坦白”过，但有资料证明，在运动后期，他曾和天蓝、鲁藜、侯唯动等被抢救过的人结合起来，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过“攻击谩骂”。
周扬在鲁艺做报告每次都是号召有问题的人坦白交代，不要等待观望，不要存侥幸心理。早日坦白，轻装上阵。他惋惜地说，你们这代青年，有心革命，却上了国民党红旗政策的当，是很不幸的。他说责任不在你们身上，坦白了就好。但若要负隅顽抗，那就由自己负责了。文学系里有一个人坦白自己是特务，在会上做报告，心理描写很动人。他一坦白，便被解放，又来动员别人坦白，说只要一承认便没事了。所以假坦白的人就多起来。据李纳回忆，当时鲁艺学员中有一半以上被打成失足者。 她自己也被当作了被抢救者。劝说小组问她：“你相不相信组织？” 她说：“相信”。劝说小组说：“你既然相信组织，那么组织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
陕北的秋夜，寒气袭人，但是鲁艺的窑洞里却依然热火朝天，灯光明亮。一个个外来青年知识分子正在这里被“苦口婆心”地“抢救”着。直到1943年冬，抢救运动才停止了。当时在周扬的主持下，为配合抢救运动，鲁艺集中几个人写了一个剧本《抢救失足者》，有陈荒煤、周立波等参加编剧。让骆文来主演大特务，另一个同学演小特务。排到第三场，忽然停排，因为风声不对了，抢救运动要停止。写也是周扬?意写的，停也是他让停的。整风结束后，鲁艺等于解散，变为“工合”“农合”，实际就是劳动。之后鲁艺归到延安大学，成为了延安大学的一部分。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主席就抢救运动向全校师生脱帽鞠躬道歉，公木等都非常感动。
此后公木与诗人天蓝结伴一起走进了南泥湾，一边和三五九旅的同志们一起投入大生产的热潮，一边积极搞创作。后来公木等同志合编了一本《生产战线》，毛泽东还特意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