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思想“从根本上给我们指明了如何写社会主义的方向”。这就是说，要写社会主义，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必须反映“兴无灭资”，就必须“大反走资派”。这方向是早已经确定了的。而且还指出“我们需要采取领导、作者、群众三结合的方法”——这些论调，让公木非常激愤。他在引号中征引的大都是一些头面人物文章中的观点，其张同志李同志究竟是谁，作家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因此在大庭广众中这样直接批驳，跟直接点名道姓已经无异了。公木接着还直接设问：什么“根本任务”论，什么“三突出”模式，什么“题材决定”论，什么“主题先行”论，什么“从路线出发”论，什么“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等等等等，哪一条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先行官在头前引路？
从这样的发言可以看出，经历了那么些风雨，但是公木那姜桂之性依然未改。反而似乎是越来锋芒毕露了。
公木接着说：就说这个“双百方针”吧。好像是说，好端端的双百方针，到林彪、“四人帮”手里，遭到夭折，中断了。其实，二十多年来，这个方针，除了在口头上说说，那一天认真贯彻执行过？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间，认真贯彻执行的，有谁没有挨过批判？“百家争鸣”——“两家争鸣”——“资无争鸣”，自从1957年以来就摆成这么个架势了，以至于十年之后，便发展为“百家争鸣，一家做主，最后听江青的”。
他批评某些文艺界的会演戏的头面人物说：他们又在“矜持”或“珍惜”起他们的“一贯正确”来了。他们一向是自命为代表“无产阶级一家的”。这早已养成了一种习惯：我说了算。当一旦“双百方针”真个执行起来，像近一年来这个样子，他们怎么能忍受得了呢？
他说：如今我们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同是曾受过压制，重新获得解放的同志，有的僵化半僵化，有的则能够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能够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呢？随后，他提出了作代会上很敏感的“认账”问题。他认为不应该“赖账”，不应该“混账”，而应该“认账”：批判林彪、“四人帮”，大体上是一致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正视自己——认账，还是不认账。他表示首先要做促进某些不认账的领导赶快认账的促进派。这是当前的关键问题。怎样来促进呢？公木说：还是这一句话：坚持双百方针，自己解放自己。要警惕左倾教条主义再度抬头，当然也要提防来自右的干扰。但是当前主要危险还是“左”倾教条。对官僚主义者，来个“釜底抽薪”，你摆威风，我不怕。不听邪，不信鬼，不吃你这一套。
他还在发言中呼吁：从神权、神学、神性的迷信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人权、人学、人性；从“新经学”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坚持从实际出发。凡是实践证明对了的就坚持；凡是实践证明错了的就纠正。要用这《实践论》的两个“凡是”，代替那“新经学”的两个“凡是”。
他引用了惊弓之鸟的故事，说要从惊弓之鸟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坚持言论自由：双百方针行不通，过去总认为是由于没有分清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实践证明，错了。“因为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也就等于承认在学术问题上有言论自由，在政治问题上就没有言论自由，这不是公然违背宪法吗？”是啊，如果没有政治民主，哪里去要言论自由呢？要想把学术和政治分开是办不到的。如今开会就听到“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扣帽子），这自然很好；可是问题还是在于自己思想解放不解放。我们总不能说，领导“三不”，我就解放；领导不“三不”，我就不解放。在现实生活中，在各级具体领导中，不但醉心于“专制”者颇不乏人，而且甘当“打手”的也大有人在。只要“阎王”拍案，就有“小鬼”出张；只要“寨主”发令，就有“喽啰”举枪，只要“首长”示意，就有写作班子写文章。
他的这篇发言，引起很大反响，后来被人在回忆文章中称为是这届作代会上“震动全场”的发言之一。
多灾多难的丁玲，这次大会也像神话一样重新回到了人们的中间。丁玲此时已经是75岁高龄，满头银丝，神采奕奕。她的右派问题这时已解决，政治历史问题尚未解决。11月8日，在“大会发言”已近尾声时，主持人李季礼貌性地问道：“还有点时间，有发言的没有？”丁玲于是站了起来：“没人讲了，我就说几句。” 恰巧当时《新文化史料》刚发表了一篇美国记者赵浩生对周扬的采访记，周扬在回答问题时说，延安时期延安作家中有两派，一派主张歌颂光明，以周扬为首；一派主张暴露黑暗，以丁玲为首。一派在鲁艺，一派在文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