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仪式上，获奖的《双桅船》的作者舒婷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忍不住喷涌而出。她说的是：“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样难？”她的泪水，唤起许多人对风雨的记忆。
公木作为评委于1983年3月初赴北京参加作协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评奖，10日结束工作回长春。在这次评奖活动中，他第一次读到舒婷的诗集《双桅船》，很感动，随后就认真地为《诗刊》撰写了《我投舒婷一票》，对舒婷的作品发出了来自老一代诗人的一份热情的支持。但是，这篇稿子却没有能够顺利面世，而是被退了回来。公木在一篇文章的后面谈到这篇评论被《诗刊》退稿的理由时，说是《诗刊》原拟刊出一组评委的评论，后来因为多数评委没有能够如约写稿，又不好单发，只好把原稿及已经付排的大样退还给了公木。这篇稿子后来改了题目，被删节后刊载在《书林》杂志，并全文收入《克山师专学报》。据说当时还有人跃跃欲试要写文章争鸣，公木听说后表示欢迎，但持不同看法的那些人士后来似乎又没有了下文。
其实，公木的一位也参加了评奖工作的诗友1983年4月4日发来的一封信，或许可以了解事件的实情。那位诗友通报说：
“诗歌评奖一幕已告结束。如果没有后来的尾声，一切本是愉快的。Z坚决执行H同志批件（我们知道，但没有传达）。如果不是批件下达，评奖结果已通知有关作者，则舒婷是要被撤掉的。后来采取了分等（一等七名，二等三名）的妥协办法。您的文章暂不发四月号，校样已送FM，FM意见请您作些补充（指舒的不足也讲一点）后再发。DF一再考虑（我理解是上下关系）以不发为好。这样一个波折，评奖期间的回忆，都蒙上了暗影。投票后二三日（臧）克家有信来，说这次大家融洽、公正的一起工作，十分愉快，我原也这样看，这是促大家求同、团结，发扬艺术民主的又一个小小开端。现在看，也失于太天真了。”
那次评奖工作后来一直议论纷纷。本来，在初评小组提出入围作品的基础上，评委会投票选定了十部诗集；经过不短一段时间的认真阅读、讨论之后，当票选结果出来的时候，大家如释重负，十分高兴，决定在向作协领导汇报的同时，立即在第一时间向获奖诗人通报。
当时的十部获奖作品本来是同一级别。２００５年２月，邵燕祥先生在《作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作了公开披露，谈得也更详细些：
没想到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有一位热心人士写了一封信给作协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名道姓说像舒婷这样年轻的作者，怎么能跟例如艾青这样的大诗人并列获奖？——原信谁都没看见，是由作协一位分管诗歌评奖的书记（？）传达的。他同时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对这一选举结果重新考虑。这使得包括冯至、公木、严辰这样的老同志听了都极为诧异。因为如按实际得票数排列，舒婷的名次将大大提前；而评委会已经考虑到“国情”特色，基本上采取了“资望”为主兼顾年龄的原则，把舒婷放在了胡昭之后，天琳之前。现在说要重新考虑，怎么考虑？把舒婷撤掉？那将置评委会于何地？置民主与公平的原则于何地？幸亏有人提醒，评奖结果已经告知获奖人，外地的已经打了电报，如果粗暴改动，影响难以估计。最后在那位作协书记的主持下达成一个妥协，即分为一等奖和二等奖，拉开老诗人和新作者的距离，拉开有“定评”和有“争议”的获奖人的距离。到了具体排座次时，才发现排到了第六位流沙河、第七位黄永玉，硬拉下到二等奖，总是师出无名，说不过去，最后只好让胡昭陪两位小妹妹，在七位一等奖后面，退居为三名二等奖。至此，一场风波告一段落。
谁料接着又起风波。据说香港某刊物发表一篇报道，讲了奖分二等，却是倒金字塔式的这一鲜见的格局，特别是道破了舒婷得票颇多却名列二等这个事实。作协那位书记又奉命前来布置清查，查是什么人把评奖工作的机密泄露到境外！一时参与过诗歌评奖的有关工作人员都成了清查对象。但清查过程中发现，如说舒婷的票数算是机密的话，涉密的人实在太多；评委会委员，初评小组成员，曾经进出会场的服务员，还有随身照应老评委的家属；向作协领导汇报时，除党组书记处的成员外，还有其他门类文学奖前来汇报的负责人。清查范围越来越大，一时却又不兴用历次运动中拿手的办法了，最后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