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级学生，是“文革”后公木在吉林大学教过的唯一一级本科生。公木的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他讲得很认真，但是学生们表面上听课，实际是在下面翻欧洲小说和新被介绍过来的西方思潮。有很多时候，他们不过只是坐在他的课堂上，那些佶屈聱牙的老调子，他们并不太热心。不过，他们喜欢去公木的小书房里聊天。公木坐着那快松散的旧藤椅，上面还有一个厚重的棉花垫子。王小妮在散文中幽默地说起这藤椅给她的印象：有学问的人才配坐那儒雅的东西。公木坐在如花般年龄的学生中，手舞足蹈地给他们讲自己当年参加的北平“飞行集会”（学生运动），讲向反动派扔汽油瓶，讲得家里的藤椅摇晃，讲得布垫落地，他绷着嘴唇模拟出街头的爆炸声……像他们中间最大的孩子。一见到这些年轻人，公木总是几小时几小时的兴奋，他不知疲倦地进行着激情的单人演说。
有一天在课堂上，公木讲到延安，说到毛泽东的伟大，他突然哭了，泣不成声。这使大学生们很意外。徐敬亚将公木称为热情的回答者和好斗的理论家，谈起公木的时候，徐敬亚说：他，是那样优秀的辩论对手！作为某一种文化的苦难结晶，作为某一类标本一样纯正的性格，他，是那样的真实而矛盾！
徐敬亚几乎一点没有折扣地把他当时所能得到的全部最新非官方诗歌，一批批送到公木的案头。大概1979年春天，也就是《今天》杂志出刊第三期“诗歌专号”起，公木就看到了当时的全部。这使得他成为当年中国诗坛上最早接触“朦胧诗”的老人之一。也许因此，他没有像有些老诗人那样与新潮奋力对抗。
1979年6月，徐敬亚的《早春之歌》以头题发表在《诗刊》上。不久以后，他写了大学期间的第一篇诗论《复苏的缪斯》，这本来是一篇大二时的“当代文学史”开卷考试论文，一两千字就可以通过，他却写了两万多字。最初的指导教师是井继成先生，先生看过以后，觉得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学生作业，而是一篇很重要的论文，系里便转请于正新先生对他进行指导，再后来交到时任副校长的公木手里。公木看了很激动，1979年的整整一个寒假都认真帮徐敬亚修改，并推荐给了北京的“当代文学研究会”。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诗歌界的关注。后来又是在公木的帮助下，吉林省作协同意为徐敬亚和王小妮报销路费，他们坐了一夜的硬座火车从长春到了北京，参加了诗刊社第一届“青春诗会”。
从北京回长春后就是暑期开学，当时徐敬亚正在读大三。寒假前教师布置一个“学年论文”。徐敬亚一口气写了45000多字，这就是《崛起的诗群》。这一次，他的指导教师就是公木。徐敬亚把刚刚写好的《崛起的诗群》手写稿交给公木，公木让学校将帮他论文打印出来，却对他什么也没说。当初，公木在看过《复苏的缪斯》后非常兴奋，曾认真地亲笔做过不少批改。这一次他没进行任何批改只是给他评了个优秀。徐敬亚知道他对文章其实并不完全认同。一直到毕业，公木没有说更多的话。但是，他并没有剑拔弩张地讨伐它，经历过那么多年风霜雨雪，他心里明白，即使不拥护对方的观点，也应该维护对方发言的权利。哪怕这个对方是自己的学生。他不像某些评论家，或者习惯于教师爷一般舞弄棍棒，或者又一下子变成拿花手绢的保姆模样，老母鸡似的一味护短和吹捧。
《崛起的诗群》完成于1981年1月。在徐敬亚手中压了一年半以后，设在大连的辽宁师范学院学生内部铅印刊物《新叶》写信向他邀稿。他把《崛起的诗群》找出来，寄给大连，马上在第8期上全文发表出来。后来，编《新叶》的几位辽师院的同学，如刘兴雨等，都因这篇文章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分配到小县城去了。
1983年新年刚过，这篇论文出现在《当代文艺思潮》杂志。引起轩然大波。由于当时一位领导将徐敬亚的文章定性为“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亲笔删掉了名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事情变得异常可怕，在基层，吉林省的“讨论”力度尤其重大。已经不是“同志”的他所在的单位领导让他写一篇检讨，修改多次通过后，徐敬亚发现这检讨被正式发表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很快，《文艺报》、《诗刊》、《文学研究》等报刊全部进行转载。在驳斥《崛起的诗群》的会议上，公木为了替这篇稿子说一点公平话，不得不中断发言，在台上吃心脏病的药……与来访的舒婷等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