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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总序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 “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文丛”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 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2008年10月于长沙
楔子（1）
楔子本书讲述一位老运动员从1938到1998年共60年的辛酸人生。
他并不是一位竞技场上的体育健将，而是一位瘦削的诗人。不过，在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之中，他可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运动健将”：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开始，他几乎一场不漏地卷入了每一次运动涡漩，并且每一次都作为被运动的一方而归入另册。所以1979年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在一篇被称为“轰动全场”的发言中，幽默而又无奈地自称为“一位老运动员”。这位“老运动员”的名字，是一个谜语。谜语的谜面是“松开秋千索”。您猜出来了吗？
晚年公木把“松”字分开为“木”“公”，再用传统的“秋千格”来猜，扣得的谜底就是本书传主的名字——公木。现在回头来看，这位充满阳刚之气而又能文能武的著名诗人的人生，就仿佛每分每秒都紧紧绑缚在时代的秋千索上，或高昂，或低沉，始终伴随着时代脉搏而上下起伏，而颠簸律动。
公木是笔名，本名叫张松如。他晚年曾经雄心勃勃地说过：我要把你们送进21世纪！但是生命其实是很脆弱的。他终于没能看到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生命在他89岁的时候戛然而止，无情的死神画上了一个永远的休止符。他的人生仿佛是一出壮美的长剧，这出长剧无论怎样唱作念打，总和时代声息相通，是时代长河里翻起的大大小小的浪花，当然也映照着时代的光辉、体味着命运的苦涩。
我将公木后60年的这幕人生长剧，看成是60场苍凉的折子戏，每一折各有不同的历史场景、不同的角色性格和情节发展。一折又一折按着时间顺序排列下来，估计就是人们常说的沧桑了罢？
为什么是六十折而不是一百折呢？记得有个成语不是叫百折不挠吗？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用意，只是我自己一种写作习惯而已。我觉得六十年正好一个甲子，和人生、命运的联系更直接更紧密些。六十年的变迁，已够让人惊心动魄的了。
公木临终艰难地做了一个飞吻的手势，仿佛是在吻别这艰辛而又辉煌的风雪人间，然后，他就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楔子（2）
公木墓公木墓碑背面公木魂归故里（河北省辛集市）也已经有八年多的时间了。他的墓园不大，但是布置得朴素而优美，四周环绕的松柏纷披着淡淡的白雪，苍凉沉郁，肃穆庄严。他的墓碑是一块巨大的黑色岩石，基本未经雕饰，保留着原始的形状，就像一块黝黑的煤炭，仿佛只要给一粒火种，就又能熊熊燃烧。碑上没有华丽的碑文，甚至连他的生卒年月也没有，只简单地镌刻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所做的那首著名的歌词：“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这首歌原来叫《八路军进行曲》，其中有句歌词是“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后来看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发现建国初这句歌词被改成了“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后来在正式定名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时候，这句歌词又随之改成了：“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这种变化带着明显的时代特色，令人感慨，也发人深思。
杂文家闵良臣在《大公报》读到一篇《〈八路军进行曲〉的由来——怀念公木》的文章时感叹说：“余生也晚，只能唱唱经过一次次‘调整’歌词后的军歌。可以想，年轻的公木在创作这首歌词时思想还是很自由的，更没有那些后来不久就泛滥的‘左’的东西，不然就不会创作出这样的歌词来……只有那思想精神还没有被奴役、强暴的年代，才会创作、喷涌出那种洋溢着自由精神的歌词……如今公木已离我们而去。尽管他用历史的眼光，用亲身的体会告诉人们：在中国，思想精神的自由，除了在那特殊的年代和背景下，‘在任何时候可能都是不行的’，然而笔者也还是希望，在人的精神思想上，不要再奴役再强暴了，还是让‘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吧！”
闵先生的感慨和呼吁，唤起我许多共鸣，同时也使我在追溯公木漫长的一生时，更平添了一份郑重和沉重。记得作家刘真在《哭你，彭德怀副总司令》一开头便是“笔呀，不是笔吗？望着你，泪水糊住了眼睛。稿纸在等，一片洁白，却等来了孩子般的哭声。”在动笔写作本书的时候，我忽然也有了类似的悲伤和感叹。为此我曾经沿着公木的墓碑，默默地徘徊了很久很久，我感觉只要再轻轻地多重复几遍公木所作一首著名诗歌的标题：“我爱，我爱，我爱……”这位“鬓染白发萧骚，脸写狂草零乱”的瘦削老人就会打开那封闭的石门，飘飘然曳杖而来……清明祭公木假如公木果真重新苏醒，我的耳畔估计又会响起他那句名言：“不以诗篇为生命，而以生命作诗篇。”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漫长分别，然后再读其人其诗，或许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话语之中的那种沉甸甸的分量，感受到其人所具有的人格气质和个性魅力，感受到其诗由激情走向沉思、又由沉思走向玄想的坎坷而又繁复的心路历程。公木说过：个人的力量不能决定和规范历史，往往不得不在历史长河中随波逐流；但是人生却是一条路，需要人自己去走，去开拓，特别是要从有脚印的地方出发，向没有脚印的地方走去，要在没有路的地方开拓出路来。因而他晚年又常爱重复这样一句话：“历史是河，人生是路。”
在近90年的人生道路上，公木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走了过来。始终未改的，就是那颗拳拳的滚烫的赤子之心。他不是将这颗心深藏在左胸口后面的一个小格子里百般呵护、小心珍藏，而是像灯一样高擎在手上，一步一步向着太阳走。这心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伤痕，有的因为风雨，有的因为虫豸，有的因为箭矢。
以我来看，公木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挫折，或许就是1958年成为中国作协机关“揪出”的最后一个“右派”。这一事件，本身就有着极其浓烈的黑色幽默色彩。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所长兼作协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公木，既担任过丁陈反党集团第三号人物李又然的专案组长，也曾义正词严地撰诗撰文批判各种右派的猖狂进攻。他在《人民文学》发表过反击李白凤的《致诗人们的一封信》的公开信，在《诗刊》写过《公刘近作批判》，在《北京日报》写过批胡风的《剥皮挖骨的现实主义》，在《文艺报》写过对刘绍棠的长篇批判文章《人奶怎么培养出了狼孩》……特别是在1958年春夏之间，他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赴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访问，宣传中国的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成果。面对外国友人对反右运动的困惑和质疑，他曾以雄辩的口才一一进行了解释和反诘。可是回国后刚下飞机，他自己就立刻被宣布为与中宣部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相呼应的一员，头上意外地却又是结结实实地扣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此时中国作协的反右运动已接近尾声，差点漏网的公木在“补课”中成为作协机关的最后一尾“大鱼”。揪出了公木之后，中国作协的反右运动也暂时划上一个沉重的句号。因为这些缘故，公木被戏称为中国作协最后一位“正式右派”。
事实上，公木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诗人，并没有什么公开的反党证据。他的一些获罪原因是由于一些私人通信和在作协党组会议上的激情发言，而这些发言和通信的传播范围并不大，所以在一些人看来，划他为右派也就成了一个神秘的“谜”。比如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提到公木时就说：“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派的？我和他同一单位，都没有弄清楚。至今也搞不明白……” 19６8年9月20日，公木自己向刚公木的书刚进驻吉林大学的军宣队提出的《入党志愿书》和《申诉书》中也申诉说：“依据中央关于‘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言行，完全不应该将自己划为‘右派’，相反证明我与‘右派’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的……”但是，在那乱纷纷的浩劫年代，说你右派你就是右派，谁还肯耐心地听你本人的“申诉”呢？
本书将有一段叙述到公木在特殊历史时期所遭逢的厄运，并叙述他自己及家人亲友因此而遭到的种种悲惨境遇。公木自身就像一部高深莫测的大书，需要科学而形象的诠释和训诂来“破译”种种人生之谜。为这位素所尊敬的前辈写这招魂式的传记，尤其是将那早已愈合了的伤疤再撕开来指给别人看，我的心情实在是伤感而又沉重的。我深知自己学识的疏浅，也无奈于时间的零散，无法对他人生片断中模糊不清的一些细节作更细致的研讨和探寻。当然，因为这段历史并不是十分遥远，一些健在的历史当事人也许会有另外的解释和回忆来修正我的疏失，而这正是我所企盼和感激的。我真切地期盼着经过同道们的共同探寻，能使公木和他们的时代更增加些宝贵透明度，不再那么晦涩难懂，也不再那么迷离诡谲。
现在轮到我来记叙和描述这位诗人的人生路上的坎坷和泥泞了，我的平凡的笔和莽撞的心，能够让人放心吗？我将怎样去表现他那独特而意蕴丰厚的人生呢？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难题。而此刻，公木仿佛就坐在我的对面，与我促膝交谈，从他的真实的面容上，我细心地辨认着世纪的风云，心灵的秘密，还有亲切而充满爱心的前辈大家的不俗风范和举手投足间所闪现出的人性之光。不过，我不想把本书写成一部关于名人琐事的家常唠叨，更非关于名人猎奇的哗众取宠之作，易卜生的某出戏剧中说，探索人生就犹如剥洋葱，剥至最后，竟然发现，原来里面空空如也。我不希望我的读者读过这本书后也有这种空空如也的感觉，而希望读者能够伴随着我的笔触，越往里，越往深处，越能感受到光阴背面那种惊心动魄的辛辣和酸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