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死不瞑目”的梦1954年初秋，公木走进了北京鼓楼东大街103号的中国文学讲习所，由此正式踏入中国作协机关，直接卷入了洪波汹涌的时代里的一个个文坛漩涡。这是一年之中北京最美的一个季节，红叶流丹，天清气朗，景色迷人。但是短暂的沉醉之后，迎接人们的将是一个严厉的寒冬……文讲所的“招牌”
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之至快！公木走进103号的时候，心中念诵的正是亚圣的这句名言。他在大学时学的就是师范，当时就立志以教师为业，后来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东北，他都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喜爱的三尺讲台，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1955年于文讲所教室前他上任的时候，中央文学研究所已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简称中国文学讲习所，仍然受文化部和作家协会领导。丁玲卸任后，曾由田间、邢野等担任正副所长职务。现在新的领导班子，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调配的。吴伯箫任所长（还兼教育部教育出版社社长），副所长除公木外，另从《文艺报》调来萧殷任第二副所长。萧先生只在所内过渡了几个月，后来就调到了广东省工作。吴伯箫在教育出版社的工作也很繁忙，所以实际上是公木在驻所主持工作。此时第一期学员已离校，第二期学员正在学习。
电影《平原游击队》的作者邢野的女儿邢小群在《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一书中说“如果说文学研究所的时代是丁玲的时代，那么文学讲习所的时代应该是公木的时代。”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因“阳谋”而纷纷落网的众多文艺界案例中，文讲所算是影响较大的一个案例。如今当年的右派们大多风流云散，很大一部分当事人也已魂返道山……不过想当年，这些人可都是风华正茂！
文学讲习所每期学员至少都有七八十人。他们都带着户口、粮油以及工资关系来到北京，工资都由中国作家协会发放。有的人不但自己来，还带着家属和孩子。文讲所的课程有政治理论、中外文学史、文艺理论、作家作品研究、文艺批评等。授课时间约占学生学习的三分之一，其余大部分时间留给学员创作实习。三年、两年或几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还分别到农村工矿、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体验生活，事后创作发表一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作品。
公木赴任后，文讲所新增设了 “文学概论”、“语法修辞”、“中共党史”、“世界近代史”等课程。还进行《红楼梦》研究、《水浒传》研究、鲁迅、托尔斯泰、契诃夫、莎士比亚、马雅克夫斯基等一系列专题研究。他自己担任古典诗学的教学任务，并编印过《中国文学史》讲义。来这里学习的学员们都有一定的创作基础，他们除了听名家讲课和阅读名著外，主要是自己搞创作，然后再让教师进行指导。老作家与学员的关系是固定的，如丁玲辅导玛拉沁夫、李涌、谷峪；艾青辅导张志民和安柯沁夫；张天翼辅导邓友梅；公木辅导流沙河等等。
《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一书中专有一节谈“公木的学院情结”。公木的这种所谓“情结”，可以说是他一贯的一个教育理念，并多次为这种理念付出代价。比如在东北师范大学学校党组织就曾多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对公木这种所谓旧型正规化主张进行批判。甚至还被提高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背负着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调离了教育岗位。后来经历过“文革”之后，公木在诗中说：“飞徐而鸣悲，非我惊弓鸟，三年怕井绳，一旦挨蛇咬。”不过在文讲所时期，他还没有这么谨慎的感慨。尽管在东北师大曾因“正规化”问题遇到挫折，但在文讲所重新执教鞭后，公木这种正规化的情结反而越来越浓。
当时文讲所的课程安排是不固定的，而多半采取报告或讲座形式。先请名家来所讲学，然后学员认真阅读原著，组织讨论，列为重点课题，有时学习两个月左右，学员都要写学习心得笔记。当时也在文讲所工作的徐刚曾经批评过这种办学方式的“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