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公木在文讲所送别来访的尼泊尔作家１９５４年５月，时任文讲所所长的吴伯箫曾专门致信公木，告诉他自己已去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编辑中学语文教材工作，邀请公木来文讲所工作——“文学讲习所，相约作园丁”。二人当时的心态正如公木诗中所言：
不惜变泥土，舍命润花根。
拼得一腔热，迎来满苑新。
其实在公木提出正规化办学之前，文讲所已经经历了一场改名风波，甚至差点停办。
文学研究所创办不到两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主张停办。据文献记载，1952年，当时以胡乔木为代表的中宣部（胡为中宣部副部长）鉴于“‘中央文学研究所’缺乏必要的教学人员，建议停办一个时期……”后来由于丁玲等人的努力，才使问题的解决在“停办”还是“缩小规模”之间选择了后者。
1955年批判丁玲“反革命小集团”的一个罪名，就是说她搞“独立王国”，想把文学研究所当成自己的地盘。文研所改名文讲所之后，田间等被认为和丁玲关系比较深的原所领导陆续以各种理由被调走，而调公木来文讲所主持工作，原因之一也可能由于他是周扬任校长时期的延安鲁艺的人，跟丁玲没有什么太深的关系，有点往独立王国“掺沙子”的意味。因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和丁玲之间的关系不太融洽。
1955年9月6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后，吴伯箫辞去了文学讲习所所长的职务，公木担任文讲所所长，兼任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公木上任后，随即让教务处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参考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教学计划和其他材料，制定第三期教学计划并向全国发出了招生通知。
公木还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文学讲习所向正规化过渡的五年到八年计划。大致内容：办正规学校（高尔基文学院式的），归文化部领导或者归文化部和作家协会双重领导。这一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这一念头却没有断，此后几年，以公木为首的讲习所干部，特别是教育干部们，总是在这个问题上打算盘。
可令他失望的是，1956年文学讲习所不仅没有向正规化方向前进，反而经中宣部决定改成了短训班（据说“同时筹备办正规化的文学院”）。对这一改变，公木是有些抵触情绪的，认为文化部已把成立“文学院”列进发展计划中，在原有的规模上，略加补充就可以了，根本不用再以“办短训班”来过渡。至于如何筹备正规化的文学院，他则表现出对作协党组极大的不信服，认为还是应该依靠文化部。对作协表示不满。
由于后来的沧桑变化，公木的这个“死不瞑目”的高尔基文学院梦想，最终还是遗憾地破灭了。1957年春，公木终于认识到学员的来源、去路都成问题，向正规化过渡是不可能的了，但仍不安心短训班这个局面，提出许多方案：同大学合并，办函授杂志等等。他宣称：“如果没有其他前途，再办一期，就停办，没有干头了！”几年以来，他在人前人后屡次为办所方针不明而抱怨作协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