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胡风问题1955年1月，公木刚刚调入北京工作不久，即为天津一位名叫侯红鹅的青年作家是不是胡风分子的问题，斗胆顶撞过作协一位领导（公木同时兼任作协青年作家委员会工作）。当时主持胡风专案的LBY通知公木说，天津有个叫侯红鹅的青年作家，也是个“胡风分子”，应该批判审查。公木抗拒了LBY的通知，说侯红鹅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写作者，至多认识天津的方纪、鲁藜、阿垅，找不出他与胡风有什么直接关系，不应该随便抓人，随意地划成什么分子。
侯红鹅当时还很年轻，仅跟胡风集团中的诗人鲁藜等通过几封信，连面儿也没有见过，就要被当作胡风分子来批判。公木认为这不应该。所以在他为中央“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组提供的侯红鹅的政审材料中，实事求是做了汇报。由于他拒绝执行通知，后来，这也成为他划右派时的一条罪状。
侯红鹅就是现在的著名诗人和小说家林希。前几年他在一篇散文中说：“别以为我是个小毛孩子，连大诗人公木先生都受了我的株连，那时候我也算是一种病原体了，类如SARS时期的果子狸，自己没事没事的，使健康人受感染，果子狸有知，也应该惭愧兮兮才对。” 其实林希先生也不必如此自责，公木本人在对待胡风文艺思想上，实事求是地说，的确是有一些共鸣的地方的。所以在对待胡风的具体认识和处理上，才采用了一些自己的方式。他当时觉得批判胡风不是一件容易事，在批胡风风声渐起的时候，还曾对文讲所二期学员宣布过：“批判胡风，仅仅看看胡风的文章，那是不够的；必须总结一下近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史。”而后来虽然他也转向写了不少批判胡风的作品，但在中国作协组织的批判他本人的大会上，还是不得不就自己在反胡风运动时的表现作出交待：“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我脑子里也一度翻了案。”
公木和胡风实际上没有太多个人关系，但是他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诗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天蓝、晋驼、鲁藜和侯唯动。从延安起，公木就接近了这些诗人，而这些很有艺术个性的诗人都和胡风建立过直接而亲密的联系。当批判胡风运动刚开始时，公木曾经和诗友天蓝探讨：“胡风的文艺思想主要错误是什么？”天蓝就说：“胡风文艺思想是错误的，但错误得深刻。” 这话公木很有共鸣。
1949年元旦刚过，胡风一行上了海轮，由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他的所见所闻，在日记里都有真实的记录。不知胡风此行是否见过公木，但公木的许多好友纷纷去看望了胡风。比如天蓝就和冯白鲁、雷加等专门去看过胡风，向胡风倾诉自己创作上的困惑和苦闷：迫切的政治动员有时妨碍了对作品内容作深入的把握；要求作品直线反映政策，作家围绕政策疲于奔命，不仅写不出像样的作品，而且弄不好还会犯政治错误；写好人就完全好，坏人就完全坏，作家不敢写有缺点的人物，犹如不敢使用有一段不清白历史的干部。还有，大小官员粗暴地干预文艺，一个作家写了一个剧本，由连队指导员到军区政治部，再到东北局，一层一层审查修改，可最后还是被参谋长否了。天蓝还告诉胡风有个作家作的一首打油诗歌：“告诉我儿，切记切记，宁卖屁股，不要搞文艺。”他最后表示，对于文艺创作，他已经看透，很难再动笔了。胡风直叹：可惜可惜。在天津，跟公木关系很铁的诗友鲁藜等也向胡风诉苦：作家再也不敢从内心的要求写作品，只求无过。这些话，都在胡风的日记里保存了下来。
五年后的“三十万言书”里，胡风写下了自己当初的真实感受：“我有机会和为数不少的从事创作的（包括不在文艺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和无名的青年作者）同志们谈过话，他们最大多数都明白地或者含蓄地表示了在创作上感到痛苦，在简单的领导方式下面找不到实践的道路，有的同志甚至流下了眼泪”，“从许多谈话和文章里我发现了对于文艺的理解非常简单，简单到了取消文艺的地步。而这却是普遍性的现象”。
在东北，胡风还见过萧军、李又然、吴奚如等人，了解到不少延安等解放区的“黑暗面”，这几位老友在整风运动中都被整得很苦。还有一些作家跟胡风谈起对周扬的看法，比如丁玲曾同胡风谈到，周扬在延安这么多年，没有一个朋友，只有下级。天蓝也说，周扬只要人为他工作，没有个人的情分。胡风又从李又然处得知，周扬曾不同意出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理由是文中的主要人物程仁与黑妮的恋爱是反阶级的。吴奚如谈话中也提及周扬，说他在鲁艺整风时骂人打人。公木在鲁艺和天蓝、李又然这些人一起遭到过“抢救”，估计也是有些共同看法的。
实际上，胡风与左翼文学内部的主流派别的矛盾由来已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