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49年之前，已经有大约十年吧，胡风在左翼文化阵线里一直被视作一个“异数”。他不是中共党员，他的文学理论富于“五四”气质，弘扬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鼓吹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反对过分美化工农大众。这些都使他具有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嫌疑。尤其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强调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胡风理论的“异端”色彩确实非常浓厚。1943至1945年，尽管胡风身处国民党的“雾重庆”，但红色延安依然有能力批判他。而在1948年的香港，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党在香港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又对胡风发起过批判。 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转发舒芜检讨自己错误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长江日报》1952年5月25日）所加的“编者按”中，为“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错误性质，做出这样的裁定：“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这一年的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于1953年年初，分别刊登在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上。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他的支持者的协助下，写成近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意见书”或“三十万言书”），以中国传统文人“上书”的方式，“转呈”给中共中央。这份“意见书”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主席团将其中的二、四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分开讨论”。 1955年的批判，即由这份“意见书”再次引发。开始是在文艺思想的范围内，后来成为“政治问题”。胡风及其追随者和同情者，被称为“反革命集团”。全国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的文章，并且主动上交了胡风在四十年代与他的大量私人通信。这一批判运动，在舒芜交出了胡风给他的这些信件，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的往来信件后，“性质”上发生重大改变。这些信件成为“罪证”。在摘录编排并加上注释和按语之后，编成共三批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公开发表。
舒芜的材料在报上公布后，作协很快组织人到可疑分子家中去收缴信件，把私人来往信件寻章摘句加以编排公之于众，并且作为给人定罪、惩办的材料，此举开了先例。自此以后历次政治运动，被整对象的私人日记、书信、手稿等，往往皆在收缴之列。
在这种私人信件非常敏感的时期，胡风和别人的通信就成了“论罪”的证据，而在这些信件中，发现了一封侯唯动于1949年在沈阳写给胡风的信，这封信中居然出现了公木的名字——侯唯动说：“天蓝在本溪，公木在长春，晋驼在哈尔滨，李又然在吉林。”——这是在说他们的朋友圈子。名字出现在这样一封危险的信里，在当时来说，显然是十分可怕的。而且后来还发现，在侯唯动写给胡风的这封信发出不久，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工作的公木即接到上海泥土社寄赠的一本胡风夫人梅志作的《小红帽脱险记》（童话诗）。显然，胡风是想跟公木来往的。
胡风在抗战时期主编《七月》、《希望》两刊物并出版《七月诗丛》诗集，很多像公木一样的解放区的诗人、作家在上边发表作品。而在反胡风运动中，这些人几乎全都受到了审查，不少人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连在战争烈火中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作家，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的彭柏山，也被开除党籍、撤除公职，长期下放劳改。其中一个因由就是由于他在30年代和胡风有过历史关系（实际是左联的工作关系），解放初期又有接触。有才华的诗人鲁藜、胡征、天蓝、侯唯动等，都被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
公木的一首很重要的长诗《哈喽，胡子！》，1945年春天就刊登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这首诗最初发表在《部队文艺》，当时周恩来定期从延安带一些文艺作品赴重庆，交给胡风等主编的刊物发表。公木的作品就是这样从延安“空运”到重庆的。《希望》杂志是胡风1944年在重庆创办的。这本杂志系统地宣传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积极进行了“反客观主义”的斗争。当时重庆文艺界的党内外同志曾经向他进行过批评，并在座谈会上讨论过他的理论问题。胡乔木等也和胡风谈过话，但未能改变他的看法。
1950年，公木编了一本诗集，书名就叫《哈喽，胡子》，寄交给了诗人厂民先生。后来列入“现实诗丛”出版。在印校过程中，曾经与后来打?胡风分子的徐放先生通过信，并接受他的建议将诗篇中的某些词句作了修改。而这个“现实诗丛”中有好几种著作的作者，比如牛汉等，后来也都成了胡风分子。对公木这样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如果跟胡风有这样的历史联系，在当时来说算是犯了大忌。
不过，当时除了公木，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中的邹荻帆、艾青、田间、严辰（即厂民）等也都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由于当时舆论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压力，这其中有一部分同志就感觉到很紧张。直到后来经过审查，他们和胡风的关系大多都只不过是作者给杂志投稿的关系罢了。作协党总支在最后给这些同志定性时候的结论是：胡风发表解放区同志的作品，是他想拉拢壮大他的队伍，这是他本人的问题，而与投稿者无关；只要这些作品没有问题，他们之间就只是投稿的关系，所以不应该看成问题。因此，在反胡风的运动中，公木和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基本没有卷进去。
由胡风经营，以田间、艾青奠基的“七月派”诗人们（为了不忘“七七事变”而命名的）抗战时期覆盖了全中国，他们“有的奔波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的在大西南大后方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有的在公开的战斗行列之中，有的在秘密的地下从事艰险的革命活动，有的正在大学读书，有的还是些未成年的中学生”，的确是“斗争养育了文学，从这斗争里面成长的文学又反转来养育了这个斗争”（胡风《七月·代致辞》）。现在，因为公木和鲁藜这些诗人的亲密关系，并且又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诗歌作品，所以一些文学史家也把公木归入围绕胡风形成的“七月派”诗人群中。公木生前对这种论断还是认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