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坦言自己“为了批判，才去读胡风的书”。一面读，一面从中间发现问题，有时也被词句“迷惑” 住，便拿出来讨论，比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甚至认为胡风说的有道理，便为他辩护。1955年5、6月，连续发表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公木很震惊。这时，他内心也有些疑问。什么是胡风分子？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会堕落成胡风分子？——老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打转转。尤其是天蓝和鲁藜被公布为胡风分子，尤其是何家槐先生在上海一家刊物撰文，说天蓝在延安时期写的诗歌“全是为反党服务”，这让公木尤其想不通。
于是，公木就想进一步弄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概念。他同文讲所的同事古立高到公安部查对肃反材料，也顺便问过关于胡风集团的三个问题：（1）有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支部、小组）；（2）有没有参加的手续（介绍人）；（3）与台湾、美、日是否有关系？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或者说还没有材料。于是，在公木心目中“就更加恍惚起来了”。
1956年批判斯大林以后，公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概念进一步发生动摇。他怀疑这个案件能否成立，是否合乎法制精神？他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分子，各人有各人的问题。像卢甸，历史上是还乡团长，又偷文件，当然是罪犯；像鲁藜，只是思想品质不好，所以同胡风结合了起来，公木便为他开脱，认为他只违反了党纪，并没有违反国法。因此他“便完全站在胡风分子立场上设想”：认为不能把“胡风分子”同特务、土匪并列为五类反革命分子作为肃反对象，因为有些胡风分子不一定犯罪。还认为有一些人，他指的是天蓝一类人，只是同胡风有一定关系，便被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并且在报上公布了。公木为他们呼叫：应该摘掉帽子，恢复名誉。
这样，他在后来做检讨的时候就被迫承认：“我实际上便把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个概念给否定了。”而且还进一步解释自己是怎么否定的？
（1）先化整为零，把集团化为个人，认为每人有每人的历史问题和行为表现。（2）再把历史问题预先性表现分开，看犯法不犯法只取决于眼前的行为。（3）再把现行表现分为思想品质问题与违法犯罪问题两类。这样，大部分胡风分子便都不是触犯国法的罪人了。这些思想除了在中直党代表小组会上讲过以外，还同文讲所的同事谈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