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内蒙说错话1956年６月，内蒙古作家协会成立。公木作为中国作协的代表前往祝贺。这次北国之行，他留下了多首描写草原生活的诗篇，而当地的民间歌手琶杰，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琶杰幼年时曾经在旗王爷府当奴隶，后改当喇嘛。琶杰18岁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擅长说唱好来宝，并且以说唱《旧世道》、《黑跳蚤》、《内蒙古颂》、《骏马赞》、《巴音敖包》等自创曲目而闻名，经他整理、演唱的《格萨尔王》、《江格尔》都是蒙古族英雄史诗中的重要版本。公木听了他的说唱，非常激动，专门写了一首《听琶杰发言》。
随后，在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工作会议上，公木发表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受到刚当选的作协主席纳·赛音朝克图和副主席玛拉沁夫、韩燕如、敖德斯尔等人的好评，还登载在《内蒙古日报》上，但后来他这篇讲话却引起了一些非议。
他说：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呢？我想，这是因为事实上它不是唯一的，理论上也不能说它是唯一的。如果硬说它是唯一的，不是降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把一切为大众所欢迎的作品都称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便是排斥一些不应该排斥而应该肯定应该欢迎的作品。二者必居其一。比如齐白石的画，比如昆剧“十五贯”，它们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吗？如果说是，那恐怕太勉强吧？如果说不是，是不是需要批判它们，反对它们呢？那样做显然是不正确的。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认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的创作方法，我们就要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是绝对走不通的。
这样说，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合适的。他接着又说：
纵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它的历史还是很短的。在中国不超过三十年，在世界上从高尔基的《母亲》算起，也才刚满五十年。它还处于少年时代……这并不是妄自菲薄。这是说，它的生命力最旺盛，最有前途，它将走得最远。不过问题是：用它做为团结各种不同流派作家的旗帜呢？还是把它当做一根绳子，排斥别人、束缚自己呢？当然，我们应当采取前一种态度，只要分清敌友，除了反革命的背叛祖国的作家以外，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要团结一切作家；不幸的是在过去我们在实践中，在认识上，并不总是完全正确，而是有时是很有偏差的，我们往往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做了一根绳子排斥别人，束缚自己。庸俗社会学的文艺批评，题材论的创作指导，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具体写法，而对于在思想上或创作实践上还没有达到或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则一律采取否定的态度。这当然是违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的。
他这样的表述，也是颇有异端色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