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篇讲话中最引起争议的，是这样一段话：
五四新文学运动当然受了外图文学的影响，这是没有人反对的；不过把它看做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一刀两断，那是绝对荒谬的。难道没有屈原、司马迁、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柳永、苏东坡、陆游、辛弃疾、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吴敬梓、曹雪芹，……能够全靠外国进步文学就会在中国产生出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艾青、赵树理来吗？
在这里，他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的身份，公然把丁玲的名字排在了鲁、郭、茅的后面。当时在场的很多人是通天的，公木这个讲话很快传进北京，引起一些风波。作协的领导郭小川还专门给他出面灭火。
据说苏联高尔基纪念馆就是这样并排挂着他们四个的画像的。丁玲访苏期间去这个纪念馆参观时，曾提出希望苏方把她的画像摘掉，但苏方没有接受。如果此时再联系不久前发生在中国作协的另外两个历史事件，就会了解公木此时的这种排列法是多么敏感。
1955年夏天，正在杭州写作《春茶》的陈学昭，接到中国作协的通知，要她到北京开党组扩大会。在8月13日的会议上，陈学昭发言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丁玲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而当时揭露丁玲的问题时，其中一条也是1953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丁玲曾反复辩解这件事并非自己的意思，当时丁玲已辞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职，她的秘书张凤珠告诉她这件事后，她立刻打电话给当时主持工作的秘书长田间，叫田间立刻取下来，并且批评了田间。田间立即答应取下。其实，直接挂丁玲照片的并不是田间，而是所里的另一位工作人员王谷林。他说：“照片是我安排人挂的，和丁玲同志毫无关系。”（后来王谷林也遭受惩罚，被发配到新疆二十多年。打倒“四人帮”后，王谷林落实政策，成了中国作协办公厅负责人。1986年3月15日，他亲自安排办事人员，把丁玲的遗像悬挂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的正中央）有了当时这样的背景，公木在代表中国作协发言时，还公然把丁玲排位文坛的第四号人物，引起风波也是可以想见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