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不是镇反，镇反对象是公开敌人，是社会渣滓，不会搞错，重判了也不可惜。肃反对象是暗藏的敌人，在自己队伍里，如不慎重，非常容易误伤好人。公木说：我有三次经验：（1）延安抢救运动，我被抢救过，尝受过逼供信的滋味，那次运动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2）在佳木斯东北大学，1947年春搞回忆运动。我在一个单位参加工作。整个运动完全重复了在延安抢救运动逼供信的错误，也产生了很大偏差。（3）这一次肃反运动，一开始就注意了反右防左，避免了逼供信，偏差最少了。结果还是错斗了一些好人，斗争面宽了。这是为什么？有错误的以为这是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如果用运动这么大的力量，发动调查研究，即用审干的方式来进行肃反，偏差可以预防，效果同样可以取得。
所以，李又然曾再三在会议上称扬公木。
在解除李又然隔离以前，公木曾向党组请示，今后是否让李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刘白羽说，研究一下再说，先不决定。而作协另一位党组领导黎辛则非常坚决地表示用不着再研究，既然没有开除党籍，当然要过组织生活。他说话时，还流露出嘲笑的神气。然后，就这样决定了。当时公木认为黎辛办事很公正，能坚持原则。私下对他很敬佩。
1956年5月11日，中央肃反领导小组通知中国作协肃反领导小组，已经查清陈企霞和李又然没有反革命问题，解除对他们的隔离审查。1956年5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经作协肃反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共同审查和审理予以否定。 5月22日他们恢复了自由。接着“丁陈集团”搞过一次“反扑”，陈企霞要求同党委谈话，申诉作协党组对他所进行的批判与实际情况不符。李又然当时也显得很精神，每次开会他都提前到场，还特意穿着西服，打起领带，独自一人早早地坐在会场上，不言不语地等候着。人们说他突然“神气”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