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痛批刘绍棠1955年春天，中国文学讲习所转过来一位少年才子，这就是刘绍棠。他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一方面却又忘情创作，所以他想到了“退学”。当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坚决不同意，两次把刘绍棠叫到家里劝说、批评。后来闹到高教部。才允许他转入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后改名讲习所)学习。
刘绍棠并没有在文学讲习所读完三年学制。1955年10月，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高潮。团中央组织干部奔赴各省帮助工作。刘绍棠参加中南分团去了湖南。到1956年3月，刘绍棠已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1956年4月起专事创作，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生活。此时他已出版了4 本书，收入情况如下：
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 万多字，每1000 字15 元稿酬，印了63 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 字45 元，收入1800 元左右。
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6 万多字，每1000 字15 元稿酬，印了4 万多册，两个定额，每1000 字30 元，收入2000 元左右。
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104 万字，每1000 字18 元，印了68 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 字54 元，收入5000 多元。
中篇小说《夏天》，11 万字，每1000 字18 元，印了10 万册，四个定额，每1000 字72 元，收入8000 元左右。
只这4 本书，他的收入已达一万七八千元。稿费收入的5 ％交党费，但不纳税。存入银行，年利率11％，每年可收入利息2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160 元，相当于一个12级干部的工资。那时的物价便宜，一斤羊肉4 角多，一斤猪肉6 角。他买了一所房子，住房5 间，厨房1 间，厕所1 间，堆房1 间，并有5 棵枣树和5 棵槐树，只花了2000元，加上私下增价500 元，也只花了2500元。
当时的刘绍棠创作势头正顺风扬帆，不免有些年轻气盛。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事闹得很大。据公木在文章中的记述：
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刘绍棠就已经露了苗头，表现出作风轻浮和品质恶劣。他和几个气味相投的“青年作家”凑到一起，大言不惭，互相吹捧，自我陶醉，诋毁老作家，自命为“北京派”。对于会议上许多文学先辈苦口婆心劝告大家要戒骄戒躁、苦练勤修，不但置若罔闻，而且冷嘲热讽。会后又连续写了一些思想反动、感情阴暗的作品，像歪曲现实具有浓重反党情绪的小说“西苑草”、“田野落霞”等。关心他的同志指出这一危险倾向，反而招致他的抱怨：“我虽没有受到批评干涉，但常听到很多忠告，这对我也是压力。” （在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在可以推心置腹的几个好朋友面前，他常摇晃着脑袋，撇着嘴角说：“受不了，善意的警告太多了！”这就是他对组织对先辈教育与帮助的态度。
1957年，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时，刘绍棠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他的言论，遭到了郭沫若、茅盾等的批评。而作为中央文学讲习所跟刘绍棠有师生关系又负责作协青年作家工作的公木，也撰写了万言长文《堕落的脚印，沉痛的教训》。
这篇文章由作协铅印散发，同时又以《人奶怎么培养出了狼孩》为题，刊载在《文艺报》上。
文章一开头，公木就痛心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