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北京城里开大会公木１９５７年痛批刘绍棠的文章中披露，“据北京市文联统计，参加去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代表中，堕落为右派分子者约占15%。”公木说：“这不是个很小的比例数字，因为那次会议正开在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之后，而所有代表都会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时间刚刚过了一年多，就起了这么大变化，难道这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吗？”这的确是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因为披露这个数据的时候，反右斗争还没有结束。到最后，这个比例肯定还会增加。 现在，话题还回到刘绍棠当年大闹的那一届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北京图书馆1956年5月12日曾请公木去该馆就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意义与成就作过一次讲座。据北京图书馆群众工作组编印的公木发言记载：1956年3月15日至31日，中国作家协会和团中央联合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男女青年文学创作者499人（中国作协《创作通讯》记载是497人）出席了会议。其中工人、农民、企业职员、机关干部、部队官兵、教员、学生、记者、编辑等业余青年作者占百分之八十二。到会的除汉族青年作者外还有维、蒙、回、藏、满、朝鲜、哈萨克、僮、苗、克尔柯兹、布依、达呼尔等兄弟民族的青年作者五十五人。
这些青年作者大都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一般不超过四五年。仅北京代表团即由49人组成，包括邵燕祥、邓友梅、刘绍棠、王蒙、林斤澜、葛翠琳等。正如公木所言：他们是热情蓬勃、英姿焕发的青年歌手。他们来自各种斗争的岗位上，他们各自从肺腑里发出饱含着深情的声音，合唱出新世纪的乐章。
这个会议的召开，是作家协会工作中的重要事件。公木作为此次会议的秘书长，从1955年10月起就集中力量准备，并具体领导、组织了这次会议。国务院为这次会议批了3万元钱。这点钱仅够一个星期的食宿，好在这个会是和老领导胡耀邦负责的团中央合办的，团中央无偿提供礼堂作为会址。后来通过公木等人的协调，在总工会的招待所优惠下，安排了与会人员的食宿。
在会上，许多作家针对如何深入生活、如何提高艺术创作技巧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阐述。作协有茅盾、周扬、刘白羽等讲话；团中央方面有胡耀邦、冯文斌、项南、徐惟诚（当时团中央候补书记）等讲话；还有总工会的负责人、社会名人许广平等讲话。苏联作家、“金星英雄”作者巴巴耶夫斯基作为该国《文学报》特派记者也在会上谈了他自己的创作经验。自3月9日起，大会按照文学样式分组讨论。公木和马烽、张光年、袁文殊、陶钝、袁鹰、杨思仲等分别参加各组，就诗歌、小说、戏剧、电影、曲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等方面作了中心发言。公木发言的题目是《关于青年诗歌创作问题》。
小组会告一阶段后，赵树理、陈其通、袁水拍、陈荒煤、冯雪峰、夏衍、冯至等及青年作者二十余人在大会作了发言。老舍还就《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和《关于语言规范化》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最后由胡耀邦和周扬做了发言。大会闭幕后，周总理为青年作者和参加全国话剧会演的话剧工作者做了关于培养文艺界的新生力量的报告。周总理带着文教秘书康英到来的时候，五百多人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周总理微笑着与大家打着招呼。这时有人提议让总理绕场走一圈儿，使大家都能清楚地看到总理。于是总理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走完一圈儿，并和一些少数民族的代表亲切握手。会议结束后，六十余名代表留下来参加讲习所第三期学习。
公木在大会所作《关于青年诗歌创作问题》中表扬了未央、胡昭、张永枚、韩笑、布林贝赫、曹俊、牛成明、李学鳌、温承训、樊福庚、邵燕祥、雁翼、严阵、苗得雨、何理、顾工、梁上泉、白桦、闻捷、周蒙、美利其格、凌永宁、铁衣甫江、韦其麟、石方禹等20来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他说，从这大概的轮廓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大批有才能的诗人正在成长着，有的已经成长起来了。在祖国目前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而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中，他们组成了诗歌的行列，热情蓬勃地参加了建设和斗争，并且给读者以年轻火热的振奋鼓舞的力量。
另外，他还对一些年轻诗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诗人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懂得和做好更多更多的事，熟悉和理解更多更多的人。要把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很好地配合起来，统一起来。井底之蛙难以触到时代的脉搏，而飘浮的游丝也经不起风浪。青年诗人在创作上存在的主要缺陷，也正是由于对生活拥抱不够紧、经历不够多、理解不够深而产生的。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不妨来看看他当时都批评了谁，批评得是否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