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写《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写《歌唱你，祖国的十月》，就显得不够有力。前者几乎是一些概念的堆积，后者拉得很长，却露出空虚。他缺少更丰富具体的生活实感，这给他造成很大的局限。诗人说：“每年十月，对着你雄伟的步履，我像小孩子似的，睁大着眼睛”，而下面却举不出在每个“阶梯”上的有代表性的有本质意义的事实。写诗不是写历史，需要概括集中，不需要把重大事件逐年登记……诗人是需要通过形象唤起读者同样的感触的。
张永枚的创作所反映的生活面不够深，这使他的才能还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往往免不掉噜嗦累赘的缺点，有时只写出一个优美的情节，却不能深刻地显示出事物的本质意义。我们可以举出《洗衣队》和《五眼井水》两诗作例。前一首写到“张大娘，李二妈”，就完全是概念化的了，比如“就像战士们擦枪杆，半点灰尘也不留”，老太婆嘴里怎么能说出这种语言？后一首到直接描绘“未婚妻”与“边疆战士”的精神面貌时，就只剩硬梆梆的抽象议论了，比如“为了我们的爱情，为了祖国的光荣，我会忠实自己的职责，祖国的一滴水也不让敌人尝！”这种对话是没有感人的力量的。这是生活浮泛不够深入的表现。
最近，在《中国工人》（第二期）上刊载严阵的新作：《下班钟敲过以后》。这是一首完全由臆想出发，没有一点生活内容的诗。诗中的生活图景当然容许通过想象来创造，但是却不能像这样把零件拼凑成一架机器似地来拼凑，这里的零件就是概念。堆积概念，脱离生活，缺乏真实的感情，诗中的人物形象就如同纸扎的人，是不可能感动读者的。硬挤出诗来，就难免产生像这样没有生命的作品。
我们还想论述一下另一青年诗人邵燕祥。在他相当多的诗篇里，也存在着空泛和草率的倾向。他的诗有一种青年的豪迈气概，这是可贵的；不过在他歌唱建设者的诗篇中，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总是和工人还隔着一层。无论诗人直接出场，还是隐身在幕后，人们仍然会清晰地辨认出：这是一位洋溢着热情的知识青年的声调，即使用最强音喊出“我们！”——“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我——们”，“我们，正是我们”，“我们，我们，正是我们！”……但是工人自己是不会用这样的口气说话的：“我们是时代的骄子，伟大的后人的先人。”最近发表在《人民文学》（二月号）上的《大雪飘飘》，也使人感到缺乏激动人心的力量，诗人似乎并没有被沸腾着的农村生活现实所感染，因而也不能感染读者，诗中所写的完全是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推理”出来的图景。必须指明，这是不健康的发展趋势，继续下去将会陷进形式主义的迷宫里。这是一条死胡同。就在这胡同口上止步吧，并且及早转回身！诗人的岗位应该在沸腾的十字街头。
诗人的精神刀锋不够犀利，剥不开生活现象的硬壳，把捉不住事物的主流或本质意义，这就大大降低了诗篇的感人力量和教育作用。让我们举苗得雨的诗作例吧。苗得雨的诗，大部分都是拖长拉沓，表面叙述，很少富有思想力量的诗句，不能给人留下持久的印象。《密植玉米丰收》一诗，长达123行，只讲了密植玉米的操作技术：增施十五斤过磷酸钙，捎带一车净麦粮。这些宝法才得来，专攻粒结大棒。如果作为农业技术常识讲话，那是可以的；但作为一首诗发表出来，读者也就有权利向诗人发问：你打算告诉我们些什么呢？……最近，我们看了一些年轻诗人的手稿，更多的诗是缺乏有力的深刻的思想。这缺陷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比如，小学教师丁霖，在他的手抄本里有不少像下面的作品：
晴朗的四月的深夜明亮的银白的月光我躺在床上窗口吹进来一阵诱人的芳香这是什么花在夜间开放我从窗口看去一片白茫茫的月光我走到外面想找那放射香味的树香味像突然消失了只有风吹叶子沙沙作响我重又躺在床上窗口又吹进来那股香味再看去，还是那银光盖着大地我猜想是一棵紫丁香——《我猜想是一棵紫丁香》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