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月在四川成都出版的《星星诗刊》第一页，是署名本刊编辑部的一篇《右派分子把持星星诗刊的罪恶活动》，一开头就说：“星星诗刊1—8期，为右派分子石天河、流沙河、白航所把持，篡夺了党对星星诗刊的领导，篡改了星星的政治方向。现在，星星诗刊编辑部已经改组。改组后的编辑部，对星星诗刊1—8期作了初步的检查，在这里，向星星诗刊的读者以及关心星星诗刊的同志和朋友们作一次汇报。”
其中将“初步辨认出来的”的“罪恶活动”时期“放”出来的作品，以“毒草、坏作品、带有坏倾向的作品”分成三个等级一一列举。而在举出来的不多几首“毒草”中，又说：“这里应特别提出来的是公木的诗‘怀友二首’（7期），这两首诗是在大‘鸣’大‘放’时，公木表示支持流沙河而寄给他的，原诗有这样的注解：‘去年九月，由武汉去南京，于江心轮上想起天蓝同志，他被扣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已一年多没有消息，但我深知他决无问题，似有所感，因成此诗，今转赠流沙河同志一哂。’发表时，他们在注解上涂去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密语。很显然，‘怀友二首’是公木在为天蓝、流沙河的‘冤屈’鸣不平，又是给流沙河煽风。”
《星星》1957年1月创刊于四川成都，所确定的宗旨之一是提倡创作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和自由竞争。创刊号的《稿约》上宣称：“我们的名字是‘星星’。天上的星星，绝没有两颗完全相同的。人们喜爱启明星、北斗星、牛郎织女性，可是，也喜爱银河的小星，天边的孤星。我们希望发射着各种不同光彩的星星，都聚集到这里来，交换着灿烂的光彩。”可是，在政治气候变幻莫测的那个特殊时期，这样的稿约是多么不合时宜啊。后来，《星星》编辑部在反右派运动中全军覆没，所有的编辑都划成了右派。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星星诗祸”。而对《怀友二首》的点名批判，也成为公木卷入这场著名的“星星诗祸”的一个标志。被点名毒草的《怀友二首》写于上一年的8月。
那是1956年八九月间的一次盛会。全国总工会组织北方作家到南方去参观旅游，由吴伯箫带队，公木和蒋锡金还有穆木天、彭慧等一些在东北办大学的老朋友都有幸参加了这一行列，前后约20余天中，他们参观了太原、洛阳、武汉、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共八九个城市。这些地方的工业建设和祖国山川、名胜古迹都大开了他们的眼界，好一片郁郁葱葱，欣欣向荣的景象！太原晋祠，吴伯箫写了一篇散文《难老泉》，后被选进语文课本。公木写了一首同题诗，也多次选入各种版本的新诗选集。此行公木还写出了《登雨花台有感》、《灯标船颂》等一大批新作。
他将万里长江比作一首“回荡有奇气，浩然赋伟姿”的壮丽诗篇。在长江江新轮上“默诵”着这首“大江诗”，注视着暗夜后的蔚蓝天空，慨然有感，挥笔赋诗，写下了《怀友二首》（又名《江上怀友》）。这位“友”，指的是诗友天蓝。此时天蓝在北京马列学院工作，因为胡风案的牵连，正在接受审查。
天蓝前几年去世了，生前他遭受了二十多年的厄运，死后也很寂寞。他原名王名衡。比公木小两岁，江西南昌人，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后，经吴玉章介绍去延安任鲁迅文艺学院教员。他的诗作不多，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蓝诗选》只收了十九首诗，是已出的诗人自选集中最薄的一本了。
天蓝自称“是一个动手动脚搞革命的实际工作者，只是一名业余诗人”。他和公木在延安鲁艺曾经长期共事，彼此相知很深。尤其是延安整风审干时期“同被抢救，心怀不满，互发牢骚，就结成为朋友了”。若干年来，虽然不在一道工作，很少见面，偶尔见了面，谈起来意见也不一定相合。但是彼此生活中遇到坎坷，尤其受到批评处分审查的时候，总会从对方得到同情和温暖。这种关系，是很不寻常的。 1951年公木受处分，调工作，过沈阳遇到他，他就非常热情地招待、安慰公木，并且鼓励他向东北局写报告申诉。对这些，公木虽然没有当面致谢，但是私心里却是感激的。到1955年这一次，在马列学院肃反运动中天蓝受了审查，公木认为该轮到他同情天蓝安慰天蓝了。后来看到上海《文艺月报》上何家槐的文章，分析天蓝在延安写的诗都是有意识地破坏革命，瓦解八路军。公木不以为然。 1956年春，沙鸥告诉公木说：马列学院组织上并没有给天蓝做出胡风分子的结论来，现在有人喊他天蓝，有人喊他同志。可能只是思想问题。这使公木对何家槐的文章更加不满了。因此在从武汉到上海的旅程上，想起天蓝来，公木就写了《怀友二首》，还与同行的作家朋友穆木天、吴伯箫、彭慧等谈起天蓝所受的委屈，感慨万千：
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