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这封信的原文：
流沙河同志：
今天读了文汇报所记你的谈话，很有感触。《草木篇》曾引起围剿式的批评，我本来知道；但批评的内容，我不很了解，因为不曾看过。这次读了你的谈话，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这不奇怪。你可以从切身感受中，了解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怎么回事。这也算一段小小的阅历，在人生的径途上，这些都是免不了也不要企望避免的。——年终结账，它对你来说，仍然还是一笔收入。认识不能在温室里成长的。其次，对于那些猜谜式的批评，不要过分注意。你的文章不是照旧发表，你的诗集不是已经出版了吗？有些人猜谜，可能是由于主观主义，有些人猜谜也可能是由于迎合，人是各式各样的。我们周围左右，都有不少这样的同志，在其他方面，也许都是很好的同志，但是一遇到问题，便失去了科学分析的能力。——你回想一下：二年前当展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报刊上出现的某些诗评，不也是这样吗？上海的《文艺月报》还登过一篇对天蓝同志的文章，讲他的诗都是有意反共反人民反八路军的。天晓得！这不是白日见鬼吗？就是对于鲁藜的诗，所做的批评也基本上是不科学的。（沙鸥同志写过一篇，当然是应编辑同志的约请才执笔的。）那些批评，对中国新诗可以说是狠狠打了一棒，好处少，坏处多。因为不科学。对于胡风反革命的文艺思想，批评一下，当然是对的。对于某些诗人的作品，（我所肯定知道的天蓝与鲁藜，他们的诗都是在延安时写的，绝不是为了反革命才写的，纵然各人都可能有不健康的思想，都可以批评）横加摧残，是对人民、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你这回也尝了尝这种滋味。
是的，不好受。但不必过分在意。凡是不公正的东西，转眼就会过去的。写那些文章的同志们，明白了这一点，心里也会懊悔。你说有一首什么诗，已确定在《奔流》上发表，又不敢发表了。不要这样。既然它已经引起绝大的误解，并做什么材料引发了，你就索性把全诗公诸社会吧，党是讲真理的，人民的眼睛是亮的。你怕什么？但是你自己决不可放纵自己对同志们的对抗情绪，包括对你们本单位的领导。都是同志。都可能有不正确之处，都可能发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言论，都可能有些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所以，要整风。都可能会被整好。你自己有什么歪风，也应该欢迎别的同志来整。用力过猛，乱扣帽子，由它去！心里要有底。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一条绝对的真理——心里没病死不了人。心里有病就得治疗——比如小资产阶级情调，也是一种病。
对于乱给别人扣政治帽子的人，我心里是气愤的。但我也原谅他们，有些人确乎由于天真，随声附和。要对事不对人。对任何错误不含糊，指出它来，用口、用笔。对任何犯错误的同志，甚至曾经在什么事情上对不起自己的同志，仍然是同志，永远是同志。
我有些头昏，你的诗文均不在手边，想到什么写什么。很乱。就写这些吧。
握手公木5月18日除了这封信，公木还抄了自己在长江上写的那两首《江上怀友》，注明“1956年9月写于江新轮上，1957年5月抄赠流沙河同志”。接着又继续在信末随手补充了《右派分子把持星星诗刊的罪恶活动》一文中“揭露”出来的那几段所谓“密语”。
流沙河回信说：
“读了你的长信，我很激动，立即给《星星》的另两位编辑同志看了。那一天整个下午，我们三个编辑一边看稿，一边谈起你。我总相信，有一天还能看见你。同志的爱往往使人愈加惭愧，愈加猛省。大棍一击，只能使人闭上眼睛。同志的爱却能使人睁大眼睛，看清自己的错误。我目前的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很好了。领导上也告诉我，说要作些为我取下帽子的工作。这使我更加信任党、信任同志。我不会像受了委屈的小孩子，倒在地上哭哭啼啼，不肯起来，硬要父母来抱。决不会这样。我知道应该自己站起来。但此地方还是阻塞很大。领导上有顾虑，怕洪水破堤，波涛四溢，以至不可收拾，把知识分子想得太坏了一些。所以刚刚冒了一些水出来，就慌了，叫大家很快防洪。的确，放的道路，并非直线，而是九曲十八弯，困难颇多。对此，我是努力使自己有耐心的。你的两首诗，已发《星星》七月号……你很忙，却写了那么长一封信，一定占了很多时间，使我内心很感不安。致以学徒的敬礼！”(此信是5月29日发出的)。
《江上怀友》在《星星》发表了，但此后不久，《星星》编辑部就全军覆没，流沙河从1958年5月6日下午3时被宣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至1978年5月6日上午9时，被宣布摘除“右派分子”帽子。他戴了二十年差六小时!
6月5日，《四川日报》还刊载流沙河的发言，说：“在开展对《草木篇》讨论时，报纸上那样搞，反驳文章不能发表，?且越来越拉到政治边缘上去，我个人并不怕，但却很气愤。”流沙河还幽默地说：“有时我爱发牢骚，发了就算了，而别人则给你记着，一朝出了毛病，就零存整付，啥都端出来了。而且这些批评是很缺乏说服力的。”
终于，“零存整付”时刻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