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流沙河先生8岁时，母亲找八字先生算命，说他26岁那年要在河中淹死。母亲就对他严加管束，他也小心翼翼，从不到河边玩耍。岂料是祸躲不脱，1957年，就在他刚好26岁的时候，还是被淹死在这条“流沙河”里了。
195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署名本报记者姚丹的《在“草木篇”的背后》一文，称《星星》编辑部是“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点了“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名。7月2日和3日的《文汇报》 上，还连续发表了由该报编辑部署名的《我们的初步检查》，对前一时期发表的言论和版面的编排作了揭发和批判。《检查》说：
“显著的例子之一，是本报记者所写的《流沙河谈〈草木篇〉》。《草木篇》是毒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这是尽人皆知的了。但在西南的本报记者站在流沙河的立场，写了访问记，颠倒是非，诬蔑别人‘侵犯人身自由’，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远道写信给四川文联的党组织提意见，弄得皂白不分。接着，记者还连续拍发多次有关四川文联讨论《草木篇》的专电，一再为流沙河的错误思想辩护。”《文汇报》记者范琰因为采写了这篇为流沙河鸣不平的报道。被指为“歪曲事实，充满恶毒攻击”，后来也戴上了右派帽子。
那时，批评流沙河的文章铺天盖地，只要在报上一见“流沙河”三个字，他就胆战心惊，有一次，《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坚决同流沙河作斗争》，吓了流沙河一跳，读了文章后才知道，原来是反映河北农村一条名叫流沙河的小河需要治理而已。
为给流沙河写信这事儿，公木也不得不在讲习所干部会议上进行检讨，并向作协总支和党组写过书面检讨：
1957年5月16日文汇报登出“流沙河谈草木篇”……这正投合了我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反党立场，我读了这通讯，不但识不破它的虚伪面貌和反动本质，却非常激动，大为共鸣，引起许多感触。便急忙写信去安慰他、支持他、鼓励他。这封信，充分暴露出我对党的仇恨和日常我对党的两面派态度。今天来看这封信，这一切都十分清楚。
我在信里谈了些什么呢？
第一、诬蔑党发起的文艺批评，我既没有根据，也不加分析，只凭流沙河自己说的，就诬蔑党发动的对“草木篇”的批评是“围剿式”的，“猜谜式”的，并且进一步说：有的是“主观主义”，有的是“迎合”。这暴露了我对“批评”的仇恨。我诬蔑有些批评是硬扣政治帽子的批评，并对它表示气愤。在这信里，就联系到对鲁黎和天蓝的某些诗的批评，谈起这种批评，我一向就十分气愤，这是我真实的感情。
这样反动的情感，和我往往对党的政策怀疑、对被斗对象同情是同一根源。这是没落者的一种阶级情感。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能逃避破灭的命运而引起的一种情感。
第二，鼓励流沙河进一步对党抵抗。流沙河在通讯里说：他曾给“奔流”投稿，有寄快信去追回，不敢发表了。因为诗的内容，用他的说法，已经引起“误解”。在一个会议上曾印发材料。我却鼓励他：“你就索性公诸社会吧！”这表示我相信流沙河，超过了相信党。抽象地告诉流沙河：“相信党，相信人民。”而党已经把他的诗印作材料，却又满不在乎，叫他“索性公诸社会”。至于那诗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怕什么？我就这样使自己站在了右派流沙河一边了。
第三，信末附诗，是反革命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