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声可以相应，同气可以相求，因此公木的赠诗，绝不是随便的，诗后的注，也绝不是偶然的……公木只是愿对某种人‘深知’，而不愿对党‘深知’，只是愿‘怀’某种人，而不愿‘怀’党的。
令人不安的是，对于“对个别问题和个别党员有意见，也是对党有意见吗？”这样的辩护词，山莓先生也事先想到了，并且“高屋建瓴”地指出：
公木不能说，他的诗只是表明他对于个别问题和党员有不同的看法，而不是对整个党有意见，但是我们知道对党有意见的人，往往是通过个别问题表现出来的。对党如果有正确的认识，则在个别的问题上，也会有正确的看法和做法。比如对于天蓝问题，天蓝是不是胡风分子，党当然会弄清楚的，相信党的人，就不回有怀疑，纵然有怀疑，也会向党提出来，而不会从背后向党射冷箭。”
有了这样的话和结论，公木大概是“不能说”了。
文章最后，山莓先生说：“揭露和批判，绝不是小题大做，也绝不是深文周纳，入人于罪。公木应当从对天蓝和流沙河的问题上，严肃的认识一下自己的思想感情。”今天再听这样的文章结尾，真有些啼笑皆非的反讽效果。这文章也可作为一个难得的“文字狱”标本，让人认真反思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代。
不过，山莓先生虽然义正词严，却不小心闹出了一场小笑话。这个小笑话来自以下一段文字：公木有权利坚持他对天蓝“绝无问题”的“深知”，也有权利本着他的认识来说话。但是说实话，我对他的“深知”是颇为怀疑的。他是否“深知”天蓝，我当然不能断定，但他并不深知流沙河，这或者是可以说的。流沙河和党不共戴天，党对于他有杀父之仇，他要学吴王夫差的“卧薪尝胆”的榜样，来实现他的为父报仇的夙愿，这个事实，我想公木未必深知吧！……为什么公木要把同情和信任，这样慷慨的给予他所不深知的人，而把轻蔑和敌意给予他同样所不深知的“草木篇”的批评者呢？
这段批评之后，山莓还有一段气势汹汹的指责：
公木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不是非常鲜明，毫不含糊的吗？他把阶级异己分子，引为知己、同调，向他们倾注自己的‘幽思’。而对党以及对和党站在一起的同志则愤愤然，这就说明这已经不是什么深知不深知的问题了。如果把公木的‘眼看东方红日出，任它冷雾侵衣衫’的诗句，和流沙河的‘纵然死了吧，他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的诗句，对照起来看，就很清楚，他们不是有区别，而是异曲而同工。
不过，“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山莓先生在这里弄错了。流沙河对党的“仇恨”再深，估计也不会向吴王夫差先生去学卧薪尝胆。１９５８年第一期《星星》，发出一位读者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７号写的一封让山莓先生脸红的信：
编辑同志：
贵刊１０月号上发表了山莓同志写的一篇“公木支持了什么”，在１８面上，正数第三行：“他要学吴王夫差的‘卧薪尝胆’的榜样。”吴王夫差，恐怕没有“卧薪尝胆”吧？我记得，在书本上说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这可能是作者一时的笔下之误吧？
读者山松１０月１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