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荃麟首先发言：今天的会是整风的会，是整风中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的会，通过辨清是非解决党内矛盾的会，不是斗争会，会的目的是要达到党内新的团结。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后，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丁陈是反党小集团，经过去年几个月的调查，肯定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我在动员大会上也讲了，这个帽子应该摘掉，但不仅是摘掉帽子的问题。当时党组处理这件事情有错误和缺点，是怎样的错误和缺点，都必须辨清是非。希望大家不要保留，畅所欲言，对过去看法，认为要修正的可以修正。有人提到有顾虑，应该打破，决不报复。但互相辩论是必要的，你批评我，我又批评你，只要是讲理，这不是报复。
刘白羽检讨说，在处理丁玲、陈企霞、李又然同志问题过程中，当时作协党组的具体负责人，我们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党内进行思想斗争是应该的，需要的，但斗争过火，只有斗争，没有团结，便伤害了同志，形成了无情打击，残酷的斗争，这是最沉痛的教训。从一开始提出匿名信，便形成追逼匿名信的问题，对陈企霞的隔离是错误的，党组会议两次提出陈是否会自杀，为了防止出事，雪峰提出隔离，党组做出决定，这是错误的。由“反党暗流”到“反党集团”，是运动中的重大错误。
周扬发言：我的意见与邵、刘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五五年，党外肃反，党内对丁、陈的斗争，伤害了不应该伤害的同志。肃反我参加得少，但也有责任。党内对丁、陈的批评会，我应负主要责任，参与、领导这个斗争。白羽也有责任。前年的会议对的应肯定，错的应批评，有缺点、错误、偏差、过火，没有团结，只有斗争。斗争会请示了中央，但责任在我，反映情况不对。给中央的报告是不慎重的，后来际春同志很慎重。伤害了老同志，错了一定纠正，决心搞清楚。关于团结，硬是要搞分裂，在座的人不会，有的也只是少数人。四中全会前，看法上的分歧，历史上的原因，掩盖矛盾是不行的。去年会后，在某些同志间更不团结了。开始是求团结，去年斗争，忘掉团结。现在还可以改过来。现在整风，主观主义肯定有，宗派主义是否有？可以讨论。（张僖回忆，周扬还讲了这样的话：文学方面也只有丁玲、冯雪峰、邵荃麟、刘白羽和我这么几个人，这些工作不是你们做就是我来做，看来五五年的事情是搞过了，反党小集团是不能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动员群众向领导提意见。向中宣部领导提意见，最集中的是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1957年6月6日，作家协会党组根据中宣部部长的指示，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这个问题。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批评意见的就集中在周扬身上。公木等人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激烈……（9）公木1957年6月7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大家不发言，我再提一点意见吧。1955年冬天，宣传部召开全国性的文艺界代表会议，传达丁、陈、李的问题，我以为这次传达会议开的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传达的目的是什么呢？想不出来。是让全国各地都展开同样性质的“斗争”吗？但是在那种时机，用那种方式，进行那样一种斗争，既然害多利少，这件为了推广经验的传达就值得考虑。不仅如此，传达的内容也是不准确的，关于丁陈的内容，当时我不了解，事后听说有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夸大和过火的；至于关于李又然的内容，当时我就感到不对头，传达会议时，李的初步结论已经做了出来，与托派没有组织关系，已经完全明确，不是胡风分子已有甄别小组加以肯定（专案组最初还列为一般胡风分子的）。而传达内容仍然说是托派嫌疑分子、胡风分子云云。这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传达以后，我向五人小组提出过意见，五人小组给我解释，说是按照中央批准了的报告传达。这岂不是只对“报告”、对“中央的批语”负责，而不是实事求是、对真理负责？我觉得这是不妥的，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听到这解释，心里不通，但也作过声明：不想群众去讲。现在，我才明白，这个会议是由中宣部召开，并由中宣部主持的。那么我的上述意见，应该向中宣部提出来。
从公木的发言，可以看出他当年那种肝火很盛的样子。他情绪激动，不免说了些很刺耳的话。作协党组扩大会从1957年6月开始，在作协二楼北侧小会议室，约二十多人参加。由于另外还有很多人为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向领导提意见，也有一些人包括陈学昭等纷纷对1955年批判丁陈的发言做了否定，会议出现僵局，开不下去了，只好休会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