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郭小川打招呼１９５６年夏天，公木陪同苏联作家代表团赴南方参观访问。在去汉口的火车上遇到东北作家安危。安危问公木：“丁玲怎么样？”公木说：“丁玲没有什么问题，听说正在写长篇。”安危又问：“去年的斗争会，是怎么回事？”公木说：“领导脑筋发热。”安危非常感慨地说：“又是周扬搞的！在延安就这么样，多少年了还是这样！”据说两人的看法完全相同。
从这段对话，可以想见当时公木、安危等部分作家对周扬和丁玲的不同态度。
1956年5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终于被作协“肃反”五人小组与公安机关所否定。5月22日，他们两人就恢复了自由。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立即决定：不能向他们宣布他们的党籍已被开除，而只能说整个“小集团”的问题仍在处理过程中。
恢复了自由而又被蒙在鼓里的陈企霞、李又然，都立即要求与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说作协党组对他们的批判斗争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陈企霞在申诉中，还把他与周扬之间在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相互关系中的问题做了全面陈述。他认为作协党组向中央的那个报告是捏造事实，是对他的政治迫害。李又然也原原木本地叙述了他与周扬之间的各种意见分歧。陈企霞还将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机关党委。
本来，对丁陈表示同情的呼声那时在中国作协也的确占了上风。但“反右派运动”的号角吹起来之后，作协的风向开始发生了转变。
公木本来是坚决同情丁陈的，他此前的多次发言记录可以作证。但是，到了1957年7月2３日，丁陈案最终转向的前夜，公木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是因为郭小川事先给他作了工作的缘故。
1957年7月22日，郭小川接连给文讲所等直属单位打电话，叫他们星期三以前开会，星期四以后开讨论丁、陈问题的会议。7月23日，公木这天去找他谈出国访问的事情，他借机给公木打了招呼，小川日记中的原话是：“我又点了一下，请他发发言。”于是，7月27日这天八时半在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礼堂复会的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先是杨犁发言，以后是公木和周立波，最后是KZ作了长篇的发言。会场设在二楼圆柱大厅，主席台前挂着巨大的横幅，上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浪子回头金不换。” 从这次发言的阵容看，应该全部都是对丁陈的反击。
公木发言的全文现在无法找到，但在丁玲的秘书王增如与李向东合著的一本书中，披露了公木这次发言的一个简短记录，公木当时表示：“同意周扬的讲话，有说服力，受启发。自己思想上有温情主义，有右倾因素，前年的会是思想斗争，又是政治斗争，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对的。丁玲在三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严重错误，应该正视、检查、改正。对于前年会的开法、报告、传达，我还是有些意见，现在不谈。前年的会议有些消极影响，应该消除。”这发言虽然还有一些弦外之音，但已经开始批判丁玲和检讨自己的“温情主义”，可见小川“点了一下”，在公木这里还是起了作用的。
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与她的丈夫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和羞辱。一位著名的党员作家，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落水狗”、“杨荫榆”、“莎菲”，“凤姐儿”、“奸臣”……7月27日这次会议，实际是７月２５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后对丁玲等人的继续斗争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