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２５日那天，天津作家协会一位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女作家出现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她坦白交代了关于丁陈的一些问题，哭诉了陈企霞对她身心的摧残。这些材料被认为是复会后的重要收获，并以此为“重炮”，作为反击小集团的突破口。《文艺报》说她的交代，“使这一个反党阴谋得以进一步暴露，这个阴谋集团的缺口就被打开了。”从天津带这位女作家赴会提供炮弹的，正是公木的辛集老乡方纪。
方纪那时在天津作协负责工作，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据作家徐光耀回忆，他先历数陈企霞“伪造信件”，组织“翻案”，“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等等恶行，然后揭开一个“大的反党阴谋计划”盖子，说：丁玲计划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大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这是令人“全身发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国文艺界的”的狠毒阴谋！最后，方纪又掏出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摔在桌上，说是里边有陈企霞搞什么什么的秘密暗号。
这一切物证和人证都是当时作协的当权者在秘密状态下提取的。７月２５日这次突破性的大会也是在秘密状态下筹备的。1956年年底刚刚升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能够在这么关键的会议的前两天向公木“点了一下”，从而也使公木暂时避免了尴尬和灭顶之灾，可见两人不同寻常的关系。
公木跟郭小川在延安时期曾与胡乔木等同时担任延安诗社的执委，两人当年还合作写出过较早歌颂毛泽东的歌词《毛泽东之歌》（李伟谱曲）。在郭小川调到作协工作之后，他们来往配合也较密切，对一些诗歌的观点也比较接近。郭小川写出长诗《一个和八个》之后，在日记中自称“这是一首真正用心写的诗。”但是拿出来之后，却听到不少批评的声音。而公木则极力表示赞赏。
远在延安时期，郭小川就听了这样一个故事：张国焘肃反时期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一次敌人围攻时，这批犯人就起而抵抗，大部壮烈牺牲，只剩下几个人逃出。这同样的故事后来还听过几回，郭在延安就有意想写成一篇小说，以表达自己对被斗错的同志的特殊情感。后来以此为素材写作了这首《一个和八个》。又经过修改后于1957年１２月８日交给《人民文学》的陈白尘。陈白尘看后迟迟未登。郭小川后来又转寄给上海《收获》的靳以。19５８年１月２１日靳以寄回一封信，说《收获》的一些编委巴金、周而复、孔罗荪、吴强、峻青、肖岱特地开了一个小会讨论了这部作品，决定还是不发表为好：
主要是因为这个主题很难掌握，发表出来起什么样的作用很难说，从积极方面来说，作品起什么样的教育作用？可能要引起读者很多意见，尤其是会被不良分子钻空子，说：党是常会冤枉好人的。对于那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写得并不像，他首先对那些特务、汉奸、叛徒泄密，后来对他们的帮助主要是转移行军的时候背行李；可是，后来敌人突袭，这些待决的犯人，反倒能挡住了敌人，最后则是不了了之。对待一个被冤枉的共产党员，没有调查清楚，只听坏分子的一面之辞，就判决了死刑，这也是极不好的。虽然是在战争环境中，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可是也不能做一个典型来处理的。尤其在目前的时候，这样的作品发表是很不恰当的。不知道你对这些意见如何？巴金同志到北京开会，当面也会和你详谈的。
1958年2月16日，郭小川把这首长诗交给周扬审查。周扬从湖南回来后，说只看了个头。一直到1959年6月，周扬把诗稿拿给作协党组，要他们批判。严文井在会上突发感慨：如果发表出去，就可能划为右派。刘白羽说：“这正如一个同志看了《一个和八个》后，简直不相信这会是参加斗争的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写的！”这件事让郭小川寒透了心。
跟周扬等人的态度相反，公木大概是联想到了自己在延安鲁艺被“抢救”的经历，非常赞赏这首诗。为这首诗不能发表，还专门跑去《人民文学》编辑部提过意见，表示抗议。1959年郭小川也成为批判对象之后，陈白尘在批判发言中就说：“小川作品写得很多，工作中有时间写是好的，但有点温……创作上有时草率，1958年的一首长诗没发表，公木为此抗议过。”此时公木已成右派，说他为郭小川作品而“抗议过”，当然也是揭露的意思。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也可看出公木和郭小川当时的关系的确比较密切。
郭小川1957年日记中多处出现公木或张松如的名字，并有多处一起吃饭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