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座谈会上为了“清算丁玲在文讲所所散发的毒素”，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公木在中国作协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在文讲所组织召开了8次部分毕业生的座谈会。说是“在接受了党组扩大会的启发和教育以后，也就是上了大课以后，所进行的复习或课堂讨论。是为了巩固与加深大课的成果。”作协党组领导邵荃麟、刘白羽来参加座谈，丁玲也坐在“冷板凳”上当面接受批判。
参加会议的有曾经在所里工作过的田间、康濯、马烽等，以及文研所第一期、第二期在京学员、青年作者，八九十人坐满了一屋子。会议连续开了好几天，分别由周立波、黄其云、田间、公木、沙鸥等人主持。《文艺报》以《深刻的一课——青年文学工作者座谈会报导》为题，在10月13日一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
会上揭发批判丁玲散布的毒素有：
1把中央文学研究所当作个人的地盘。如作协理事会上表扬了刘真的小说，丁玲就不高兴，因为她把刘真看成是她的人，只有由她来评论才行。羽扬、李涌和谷峪，同是所内指定由丁玲辅导的学员，她对谷峪特别热情，积极给他看稿，而对羽扬和李涌则冷淡，稿子长久压着不看，连题目都忘了。
2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骄傲。要学员在两年中每人写出一本书，或十万字上下的长篇、中篇，或短篇集、诗歌集、论文集。对李纳说：“你怎么总是写短篇，不能写一个中篇吗？”并鼓励她多写，要有像白朗那样一本书（《为了幸福的明天》）就可以了。对学员说：“光说我们正确还不行，还要拿出作品来看看才行啊！”公开号召大家写大作品。对李涌说：“你只要写出一本好书，别人就打不倒你。”对学员公开宣传“青年人骄傲一点不算什么，骄傲不值得大惊小怪。”
3宣扬脱离政治的反动文艺观点。对李纳说：“我这个人是不懂什么条条的，不懂理论。”认为“读书太清楚，太理智是无味的。”一次读了谷峪一篇小说后，给他写信说：“你写的政治性太强了，我没有受感动。”对逯斐说：“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没有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反对“赶任务”，对谷峪说：“不必去赶那些任务，写那么多（指赶任务）有什么用，要写出一本。”有一次讲课中讲到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认为后者次于前者，因为后者“赶”了任务。说她在桑干河只住了18天，就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因为有技巧。对徐光耀等说：“我是作家，我的气质就是作家的气质。我不喜欢赶浪头。”
当年的发言记录被文学讲习所整理成一本蓝皮书，从这些发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形形色色的灵魂在风浪袭来时的各种表演，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真实的原始信息。而许多人发言的主题，不是先批判丁玲，而是首先把自己跟丁玲的距离拉得大一些，以免遭受池鱼之殃。
比如在9月24日下午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TJ先生说：
到中央文学讲习所来，首先检查，自己心里有点害怕，因为不知道来做什么工作……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1952年丁玲发表了纪念胡也频的文章，我个人用了一个笔名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内容提到胡也频是进步的，沈从文是落后的，涉及丁玲在南京变节的事情，投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没有用，也没有退给我，退给了柯仲平同志……以后柯老一来北京，我就怕他把这个事告诉丁玲。我想来了以后不知道要怎样整我，当然我也是不怕整的。我们那里还有一位同志亚玛，对丁玲是没有好感的。前年党组会后，丁的表弟来北京找我，他问我是不是可以去看丁玲，我说可以去的。据他回来说，丁玲还是随便讲话，当时在座的有文讲所几个学员，丁玲指着他们告诉他的表弟开玩笑说，这是我们小宗派的。到这里来一直到离开，感到丁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空气在这里传得很多，什么“没有作品就没有发言权”“有了一本书谁也打不倒”这些传说是有的，还说，李季和陈荒煤出国，李季还能拿出一本书，而陈荒煤只在报纸上剪下一些东西，其实李季还受过陈荒煤的教诲。
来了以后，也遇到了一些事情……在1954年前后，我曾经向中央反映过这个东西，说讲习所弄来一批人不干工作，而这些人都不能碰……觉得这里大作家可怕，小作家也可怕。柯老来的时候找过我，我总想问他同丁玲谈过没有，所以我总是想离开讲习所。
作协第一次党组会我参加了，后来我又检讨我的思想，就是自己在讲习所坚持斗争不够，暴露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在反对某些事情上，也是以个人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不完全是站在党的立场，反对了就对了，反错了自己也可能就错了，这是我自己感到的。最后我检讨了要“走”，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到北京市去，是他们通过中宣部要的，最后经?刘白羽同志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