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不是声明我来和走同丁玲没有关系。
在闹着要走的前后，一次在托儿所接孩子遇到马烽，他看到我愁眉苦脸的样子，问我，我说实在讨厌你们这些作家，不愿意干。后来大概马烽去告诉丁玲，丁玲打电话叫我去，我就去了，谈起一些讲习所的问题，最后她说你找一下KZ吧，当时我看她谈到KZ的语气同过去不一样，她说KZ现在是作协的新生力量。说这话是带有讽刺口吻的。她又叫我去找老舍。我不愿意自己搞进去，就没有找。从那次以后就没有找过她。
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对机关流行的作风感到很寒心，我那时候才三十六七岁，我在这里是夹着泪水的，脸上是夹了皱纹的，也向中宣部告了一状。我还没有走，就把我的档案和介绍信丢在我桌上，我还不在家，对待一个干部是应该这样吗？再说当时我还是这里的一个领导干部。我想要是有一本书就不会这样对待我，我在别的机关也从来没有这样让别人走过的。我走了，而不走的如徐刚就把他提了一级，我对这种做法是有意见的。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讲习所可以不办，到这里来要沾染一些东西，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时间，读了一些没有读过的书。
组织机关变动以后，就闹这个问题，比如对李又然的问题，写过材料。我原来有点抱怨田间同志，有一天田间躺在椅子说，我没有办法，要服从组织。当然这个组织就是丁玲，因为李又然是丁玲招来的，丁玲曾经劝过李又然说，假使要你到何其芳的文学研究所去。我想也是受不了的。我们当时同志间有不团结，我们也有责任，我们不团结也没有向学员说，所以学员老爱提意见，比如对讲课，我们也不敢说课里面有资产阶级观点，同志们可以查总结，世界文学是我招呼的，我写的总结这样说。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想的矛盾。意思就是说有资产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观点的矛盾，但没有那么提。
孙家琇讲课，她对我个人的印象还不坏，我也坐在前面记笔记，我当时就认为孙家琇的讲课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事丁可以作证。就因为自己没有一本书，就没有多少发言权，上下压不住，怕一说被人家碰回来。现在想起来，我作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就不应该这样，是应该坚持自己的看法的。
还有一个，也想不起过去是闹什么事情，是一个斗争，就是后来要我当副主任，我同田间说了四五次，我说我不当这个，有什么具体工作可以分配我。邢也批评我谦虚也不应该这样谦虚，因为他是支部书记，我才算了。后来这里的事情闹起来了，田间下了决心，打报告给文化部，要把问题摊开来在支部大会上谈，解决我的问题，文化部没有下这个决心。
有一次李又然在这里作世界文学动员报告，他说读书要象游泳一样，要钻到水里去，后来我对学员说：“希望同学们体会李又然讲话的精神，钻进去是对的，还要钻出来，不然淹死了我们不负责任。”当时我不同意李又然的说法，但也没有明确的向他斗争。
我到讲习所对丁玲的印象很深，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想去找这样的靠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