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新罕布什尔州市政厅会议发表演讲。（Rick Friedman/Corbis）
思考题
为什么政治不再讨人喜欢？它倒退了吗？
“千万不要对事实发火”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称作“统领科学”？
马基雅弗利给政治学研究带来了什么？
合法性、主权和权威之间有什么异同？
现在的伊拉克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为什么这么说？
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生物学的、心理学的、文化的、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像政治学这样繁杂的事物能成为一门科学吗？
在美国，重大的医疗改革、大企业的救济金和巨额的财政赤字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政治的兴趣。远离政治多年的学生和细心的公民又开始关心政治了。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经再三动员，也从低至半数上升了几个百分点。政治学家们欢迎这种兴趣的回升，但仍有很多学者担心美国人（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在逐渐变得非政治化。为什么多年来公众对政治的热情在下降？人们是否对政客及其为党派利益而进行的无休止的、空洞的斗争感到厌恶？是否有种无助的感觉，感到公民个人没有受到关注？是否认为首都华盛顿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利益集团的竞技场，它们只是收买它们想要的东西，包括政客？还是说人们在相对繁荣的时期里本能地关注其他事情是一种健康的表现？如果经济状况还不算坏而且世界问题看起来远在天边，为什么要关心政治呢？糟糕的经济形势和长期的战争才会重燃公民对政治的兴趣。
本书认为，政治依然至关重要。如果你（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参与，但其他人会，而且他们会去影响那些支配你的生活的决定，那么，他们会把我们送到海外战场去吗？谁要去打仗卖命呢？是你。他们会支持某些公民和团体去修改免税代码吗？谁要为此承担那些人逃掉的税负呢？是你。他们会设立那些费用增加远超想象的政府项目吗？谁将要为此埋单呢？是你。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让你明白，什么是政治，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这样你就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不被人利用。无知的人是要被操纵的。
很多人认为政治是令人反感的，他们或许是对的。政治可能天生就是不道德的，或者至少是非道德的。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和绝对腐败成了政治的显著特征。但你不需要对你研究的对象产生好感。生物学家可能在显微镜下看到一个致病的细菌，他们不会“喜欢上”这个细菌，他们的兴趣在于它是如何生长的、它是怎样造成伤害的以及如何根除它。他们既不会对这个细菌发火，也不会用锤子把载玻片砸个粉碎。生物学家首先要明白自然的力量，然后才能与之共事来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政治学家也是这样对待政治的。
统领科学
亚里士多德，这位学科的创始人，把政治学称作“统领科学”（the master science）。 他的意思是几乎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其政治背景，城邦（古希腊的城市国家）的决定支配着其他大多数事情。用耶鲁大学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1902—1978）的话来说，政治学就是研究“谁得到什么”。但也有人反对说，在自由市场的国家里，是经济体制（而不是政治）决定人们的所得。没错，但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无须政府干预的完全自由的市场体制吗？一个挽救摇摇欲坠的银行业的决定对这个观点作出了愤怒的反击。很少有人喜欢银行家，但是经济学家呼吁必须采取措施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政治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
英国石油公司的2010年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引起深海钻探的政治问题。美国需要为石油覆盖海面考虑吗？（Julie Dermansky/Corbis）
设想一个完全是自然发生的事件，比如飓风。是政治系统决定是否以及在哪里修建堤坝，是否以及对哪里的洪灾受害者提供援助。灾害是自然发生的，但它对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控制的。科学又怎样呢？比如我们的细菌生物学家眯着眼睛看显微镜。那不是政治。但是谁资助科学家们受教育以及他们的研究机构呢？可能是私人慈善机构（捐款者可以免税），但政府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当美国政府决定把艾滋病研究放在首位时，对其他项目的资助就被切断了。细菌和病毒或许是自然的，但研究它们通常却具有政治性。既然这样，同性恋者与关心乳腺癌的妇女就会形成竞争。谁得到什么——是资助对付艾滋病还是乳腺癌？这个决定就是政治。
因为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的，研究政治就意味着研究几乎一切事情。有些学生选择“交叉学科的专业”。政治科学就是这样的专业，它借鉴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并与之交叉。有时都难以说清哪个地方是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哪个地方是政治学。一句话，政治科学涉及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
关键概念 ◇ “千万不要对事实发火”
这个所有严肃性研究的基本观点听起来就是个基本常识，却经常被忽略，即使在大学课堂也不例外。它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相当深奥的思想，他认为事情的发生不是随意和偶然的，而是有着合适和充分的理由的，即“存在即合理”。这意味着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理性去描绘事物的真相。我们研究政治要采用“自然主义”的方式，不要对我们的所见所闻愤恨不已，而要努力去理解它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例如，我们听说一个政客从利益集团那里拿了钱。作为政治学家，我们先把愤怒放在一边，然后提出如下一些问题：是否那个国家的多数政客都拿钱？它是个古老的传统吗？这个国家的文化能接受它吗？人们是否希望政客拿钱呢？竞选活动到底需要多少钱呢？政客们有可能不拿钱就竞选公职吗？简单地说，我们要看未经法律允许的金钱交易是否是该政治体系的重要部分。如果是，那么对个别政客感到愤怒就毫无意义。如果我们不喜欢这样，那么我们就要思考该体系应当如何改革来阻止这种额外拿钱的现象。然而改革也可能不起作用。日本曾经通过改革选举法来摆脱传统的“金钱政治”，但收效甚微。像细菌一样，政治当中的有些事情有它们自己的生存方式。
历史学
对政治学家来说，历史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当我们讨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的政治、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总统权力的增长甚至像冷战（1947—1991）这样当代的事情时，我们都是在研究历史。但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探寻不同的事物，处理资料的方式也不同。典型说来，历史学家详细研究一个事件，挖掘能够说明问题的文件、档案和新闻。虽然他们大量的资料都集中于一点上，但是他们不愿意归纳。而政治学家则是从寻求归纳入手。我们经常使用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比较和对照它们。历史学家可能会对德国的魏玛共和国（1919—1933）作细致的研究，政治学家可能会把这个研究与对同一时期的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的研究放在一起，看看能够发现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自然，有些历史学家也作比较研究，他们实际上变成了政治学家。
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区别于自然地理学）近几十年来被政治学家们忽略了，尽管它对政治的影响要比很多人知道的大得多。人类行为的地理成分——边界、种族区域、贸易流动、权力的集中及特定地区——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的衍生物。阿富汗、车臣、科索沃的冲突都是严重的地理问题，就像加拿大不稳定的联邦主义，有些魁北克人希望脱离出去。法国政治学家安德烈·齐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 1875—1959）首创用地图来解释地区政治变动，这就是今天选举研究的方法。美国总统选举中“红色”和“蓝色”的州表明了政治地理的实用性。
经济学
有些经济学家宣称经济是政治的主题（政治学家倾向于持相反的观点）。的确，很多政治的争吵都是经济的，正如拉斯韦尔所问：“谁得到什么？”充分的经济发展可能是民主的基础，很少有贫穷的国家是民主的。衰退的经济会毁掉民主制度，魏玛共和国和当前俄罗斯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什么样的政策促进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新欧元会使欧盟更加团结还是分裂？当经济学家陷入政策问题时，他们就成了“政治经济学家”。一个较新的政治学流派“理性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人们通常都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
社会学
社会学和政治科学有部分是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1922—2006）作为政治学家同样有名。正是他最先证明了民主和富裕程度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考虑的那样，政治科学按惯例是从研究社会中“谁思考（政治的）什么”开始的。在证明人们的政治观点随社会阶层、地区、宗教信仰、性别、年龄的不同而变化时，社会学为政治文化、公共舆论和选举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
人类学
人类学传统上关注的是原始社会，好像跟政治科学没什么关系。但人类学中分类和访谈的技术却已为政治学家所普遍采用。政治文化这一分支领域也可以看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我们今天仍能见到的日本人的顺从模式形成于一千多年前。有些当前的政治体系仍为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家族或部落保留政治权力。在中亚，不论是在波斯人、俄国沙皇、共产党人还是在新独立的国家统治下，埃米尔家族都握有权力。在非洲，投票和暴力都是按部落边界来的。
心理学
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有助于政治学家理解哪种个性对政治有吸引力，人们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服从权威人物，人们是怎样形成国家的、团体的和投票的情感的。对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学的。心理学家尤其擅长方法论，他们想方设法去客观地研究事物，并且教我们质疑那些有漏洞的主张。用事先毫不知情的方式提问以及控制某种因素，都是从心理学发展出来的方法。
政治权力
政治科学经常使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但有一个特征把它同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它关注的焦点是权力：A让B按A的意愿做事。我们的第二位学科之父（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弗利，他强调权力在政治中的作用。你可以掌握前面提到的所有因素和方法，但如果你不是利用它们去研究权力——一个非常宽广的主题——你就可能不是在做政治科学研究。
有的人并不喜欢政治权力这个概念。它带有高压统治、不平等及间或野蛮的味道。有些人宣称反对“权力政治”，提倡没有权力的治理，用基于爱和分享的兄弟姐妹般的愉悦纽带来约束大家。社区就是建立在这种并不持久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它能持久的话，除非它转变为传统的领导与被领导的结构，这种结构由顺从模式来支撑，从而使人怀疑它就像肮脏的旧的权力。政治权力看起来是植根于人性状况的。但为什么有的人拥有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政治权力呢？还没有一个对政治权力的明确阐述。生物学的、心理学的、文化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解释都被提出来用以回答这个问题。
关键概念 ◇ 合法性、主权和权威
这三个相关的概念——合法性、主权和权威——是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合法性的最初含义是指合法的国王或女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该术语的意思增加了，它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有些国家强点，有些国家弱点——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美国的合法性是相当高的。虽然美国人对政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但通常都服从它。毕竟我们连税都交了。一个快速检测合法性的方法是：有多少警察？警察很少，像瑞典和挪威，说明不需要什么高压手段，合法性是高的；警察很多，像朝鲜或伊拉克，说明需要很多的高压手段，合法性就低。
在合法性低的地方，很少有人感到必须交税和遵守法律，因为政府本身被看作肮脏的和不诚实的。更有甚者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内乱，像2000年的南斯拉夫。公民集会反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evi?）总统的“罪恶暴政”，警察的棍棒和选举的操纵都无法阻止他被选下台的命运。2003—2004年的伊拉克政府委员会由所有伊拉克团体推举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代表组成，但它却几乎没有什么合法性，因为它是由美国占领军任命的。可以证明，该委员会将会是伊拉克历史上最好的政府，却没什么人重视它。没有了合法性，政府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一个政府获得合法性的方法有若干种。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说，它必须提供安全保障，那样人民才有安全感。很多伊拉克人抱怨说现在跟萨达姆时一样糟，那时候他们至少还能走在大街上。就像霍布斯（见第2章）所看到的那样，没有安全感就意味着没有合法性。与安全感相关的是“法治”。实行法治的政体能够获得合法性。存续的时间长一点也有助于培养合法性。公民通常都会尊重已经建立很久的政府。美国宪法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它赋予了美国政府极大的合法性。与之相对应，新政府的合法性往往不够稳定，它的公民很少或根本就不尊重它。
一个政府可以从其良好政绩中获得合法性。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以便人们可以养家糊口有助于政府建立合法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于1949年成立的联邦德国政府一开始几乎没有什么合法性可言，但稳健的领导层和正确的经济政策逐渐为波恩政府赢得了合法性。与之相对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魏玛共和国遇到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从而损害了它的合法性并让希特勒攫取了权力。
政府的组成结构对合法性也有影响。如果人们感到政府是公平地代表他们的，而且在选任官员时有发言权，他们就更愿意服从。最后，政府通过操纵国家象征来支持其合法性。国旗、历史纪念碑、爱国游行、有力的演说等都是要让人们相信政府是合法的，是应当服从的。虽然老挝在1975年就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君主制，但在2002年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却为650年前创立老挝王朝的国王铸造铜像进行祭拜。老挝共产党人试图把自己跟古老的国王绑在一起来支撑受损的合法性，因为国王这个合法性象征是很多老挝人都可以理解的。不过，当合法性减弱时，操纵国家象征就显得滑稽可笑。菲律宾前独裁者马科斯（Marcos）的大型雕像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也成了他的政权不法的象征。象征符号本身并不会带来合法性。
主权（源自古法语中的“统治”）的最初含义是君主统治其王国的权力。后来词义扩大为民族国家对其领土的控制，即成为其地盘的主人。民族国家非常珍视它们的主权，政府也小心翼翼地保护它。它们维持军队以抵御外敌入侵，它们通过护照和签证来控制边界，它们还追捕恐怖分子。在那些最难以解决的地方存在着主权争议，例如巴勒斯坦、车臣和伊拉克。
主权有时只是法律上的假定。伊拉克在2004年获得名义上的主权，但仍在美国的影响之下。主权与合法性是相互关联的。例如，黎巴嫩的穆斯林把基督教徒主导的政府看作不合法的。1975年，十几个政治与宗教的民兵组织之间爆发了内战。叙利亚从1976—2005年占领了黎巴嫩东部，以色列则在1982—2000年占领了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实际上丧失了主权，现在它试图收回主权。几十年来，它无法控制自己的领土，也无法将入侵者赶走。合法性的失去导致了主权的丧失。
权威是领导者获得他人服从的心理能力。它有赖于人们对职位的合法权力的服从。列兵服从上尉，驾车者服从州警察，学生服从教授。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服从权威。有的列兵也会犯上，有的驾车者也会超速，有的学生也会对指定书目不予理踩。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服从那些他们认为是合法的权威。
虽然有些权威来自于职位，但它也必须加以培养。美国总统拥有巨大的权威只是因为他是总统。杰拉德·福特受到尊敬和服从，即使他不是通过选举而当上副总统和总统的。他是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当斯皮罗·阿格纽（Spiro T. Agnew）辞去副总统时由他接任，当理查德·尼克松辞职时，他当上了总统。尼克松由于卷入1972年的水门事件，受害于行政权威的腐蚀而无法有效统治。总统不能单凭政令统治，而必须获得国会、法院、公务人员和重要利益集团的同意。当尼克松失去了这种同意时，他的总统权力也被侵蚀掉了。
简单地说，合法性意指对政府的尊重，主权是对国家的尊重，而权威是对领导的尊重。没有哪个是天上掉下来的，都必须去赢得。找到一个，也就找到了其他。一个被侵蚀了，其他两个往往也逃脱不了。
生物学的
最早提出生物学解释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可能也是最优秀的一个，他说：“人天生是个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用的词是zoon politikon，可以翻译为“政治动物”或“社会动物”。希腊人住在城邦里，对他们来说政治和社会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人就跟大象和鹿一样，有着群居的天性。他们为获得食物、求得生存而本能地需要相互帮助。他们像所有群居动物一样，自动排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序列。现代生物学的解释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灵感，认为形成一个政治系统并服从其领导者是人类天生的行为，是代代相传的。有的思想家认为人类政治展示了与其他哺乳动物群体建立的同样的“优势等级”（dominance hierarchies）。政治家们倾向于成为或认为自己就是“阿尔法男”。
这种理论的优点在于简单明了，但它也引起了不少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天生就具有政治性，我们又如何解释政治群体的分裂和人们对权威的不服从呢？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论改进一下：人类是不完美的政治（或社会）动物。人们在大部分时间里结成群体、服从权威，但有时，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却不会这样。但这回避了一个问题：什么情况可以促进或破坏政治群体的形成？
心理学的
对政治和服从的心理学解释与生物学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都假定政治群体的形成是出于人的天生需要。心理学家通过经验性研究使其观点变得更加精确。一个是著名的米尔格拉姆（Milgram）实验，不知情的受试者在一个教授的引导下将逐渐加大的电流击到受害者身上。被绑在椅子上的“受害者”其实只是假装受害的演员。大部分受试者都想把强大到足以致命的电流击到受害者身上，仅仅只是因为“教授”——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权威人物——告诉他们那样做。许多受试者并不想伤害受害者，但他们的借口是他们只是遵从命令，并且所有对受害者的伤害都是教授的责任。他们使自己的行动屈从于权威人物。
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多数人是天生的墨守成规者。同一群体中的多数成员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一定的。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发现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中的许多错误是由一种“群思”（groupthink）的特殊情况造成的，这种情况是指领导集体告诉自己一切正常，现行政策运转良好。群体总是倾向于忽视那些并不因循守旧的“制造麻烦者”的建议，例如，日本将会袭击珍珠港（1941年）、古巴流亡者的猪湾登陆（1961年）将会失败。对权威和群思的服从意味着人类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需要——几乎是天生的——把自己融入群体并遵守它的规范。或许这正是使人类社会成为可能的原因，但它也可能酿成惨剧，如纳粹的大屠杀和更多最近的大屠杀。
文化的
有多少人类行为并非天生而是后天习得的？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关于“教化对天生”的辩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化论者——他们相信行为是习得的——占了上风。人类学家得出结论说所有行为的差异都是文化造成的。他们认为一个合作、和平的社会也会按照这种方式去抚养孩子。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是建立在文化价值之上的，这种价值是通过父母、学校、教会和大众传媒来传承的。政治科学发展出了一个有趣的分支学科——“政治文化”，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经常发现某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是由许多长期因素形成的：宗教信仰、孩子的培养、土地所有制和经济的发展。
文化学派坚持认为当政治系统割断与文化系统的联系时，麻烦就会产生，就像伊朗国王试图使与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不相同的伊斯兰社会实现现代化时所遇到的那样。伊朗人赶走了国王，并庆祝具有中世纪风格的宗教领袖回国，这位宗教领袖所表达的价值观受到传统伊朗人的欢迎。文化理论也适用于美国政治。共和党人倾向于通过清楚表达深植于美国文化当中的宗教、家庭、自立等价值观来赢得选举。很多思想家都相信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化。
文化研究对政治生活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如果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习得的，那么只要不学习坏的行为，社会就会进步。按照这种观点，教育年轻人学会忍耐和合作，社会文化就可以逐渐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不过，改变文化是相当困难的，就像占领伊拉克的美国人所发现的那样。
虽然多数思想家都同意文化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巨大，但这个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文化从何而来？历史？经济？宗教？其次，如果所有的行为都是文化的，那么政治系统就会像互不相同的文化那样呈现出多样性。但是，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我们看到的却是不同文化的土地上有着相同的政治态度和模式。
理性的
另一个思想流派把政治看作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们通常都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么，也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好的理由。经典政治理论家，如霍布斯、洛克（我们将会在下一章看到），坚持认为人们组成“公民社会”
是因为理性的力量告诉他们这比独裁政治好。为了保卫生命和财产，人们组织了政府。如果政府开始滥用权力，人们就有权利废除它，再组建一个新的政府。这种洛克式的观念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们。
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和文化的学派都对人类理性重视不够，宣称人们本能地或有条件地去做某一件事，个人一般很少进行理性的思考。但我们又该如何解释那些事例，其中人们背离因袭传统的团体并进行独立的探索呢？我们如何解释思想的转变？“我过去支持琼斯，但是他拿出来的是糟糕的经济政策，所以现在我要把票投给史密斯。”人们总是这样作出判断。建立在人类理性假设之上的政治体系更有可能进行公正的和人道主义的治理。如果领导者相信人们是因为生物遗传或文化约束来服从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认为可以逃脱对任何腐败和失误的惩罚。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相信人们是理性的，统治者就会尊重老百姓辨别真伪的能力。因此，即使人不是完全理性的，让统治者相信人是理性的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非理性的
19世纪晚期，一群思想家阐明了一个观点，即人基本上是非理性的，尤其是涉及政治权力时。他们是感性的，受神话和俗套的支配，政治其实就是一种象征符号的操纵。人群就像野兽一般被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煽动着去执行他们的吩咐。人们认为是理性的东西其实是虚构的，目的是不断地给他们灌输神话以便控制他们。这个流派的第一个实践者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紧随其后。奥萨马·本·拉登用非理性控制了成千上万的狂热的追随者。一些人抱持美国是伊斯兰世界的敌人这个迷思，心甘情愿地在恐怖活动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人类政治行为的非理性的看法大部分都是真实的，但这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运用非理性手段的领导者开始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并且给他们的国家带来战争、经济崩溃或暴政。有人发现即便是最发达的社会也存在非理性主义，在那里许多政治现象是由欢呼尖叫的人群和装出英雄姿态的领导者构成的。
合成的权力
我们可以从所有这些对政治权力的解释中看到真实的因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任何一种都能解释得通。托马斯·潘恩（Tom Paine）的小册子《常识》理性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必须从英国独立出去。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的起草者都深受他们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的影响。他们效法当时的流行哲学家来设计他们的论题，仿佛人类的政治活动就像牛顿力学一样有章可循。一位当代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nager）把美国宪法说成是“启蒙运动皇冠上的明珠”，是理性时代的顶峰之作。但他们的理性究竟有多真实呢？到18世纪末，美国的13个殖民地已经从文化上与英国隔离开来。人们把自己看作美国人，而不是英国的殖民者。他们读美国的报纸，与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交往。这种隔离或许更像是文化的而不是理性的。
我们不应忘记心理的和非理性的因素。塞缪尔·亚当斯是个天生的煽动家，托马斯·杰斐逊是个有影响的作家，乔治·华盛顿则是个富有魅力的将军。美国人与英国人断绝了关系，新秩序的建立是所有这些因素的一个复杂的组合。同样复杂的组合可以在任何你所能提及的政治系统中找到。的确，很多时候一个因素看起来比其他因素都重要，但是我们却无法精确地判定任何一个因素的重要性。还要注意到不同的因素是怎样相互掺杂在一起的。生物的因素导致了心理的因素，而这又引起了文化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因素，由此形成一张无缝的网。
关于政治权力的一个常见错误是把它看作有限的、可测的变量。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一个人让另一个人按其吩咐做事的能力。政治权力是不可以论斤道两的。革命在有些地方称作“夺取权力”，好像权力是放在国库中可以一夜之间窃取到手似的。阿富汗塔利班于1995—1996年“夺取权力”，但他们只是阿富汗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多数阿富汗人都敌视他们，拒绝与他们合作。有些革命者认为一旦他们“夺取权力”，他们就会自动拥有合法性和权威，但他们没有。权力是赢来的，不是夺来的。
权力与政治是一回事吗？一些权力狂（包括不少政客在内）认为二者是一致的，但这却显得过于简单化了。我们应该把政治看作一些目标或政策的结合，而权力是达成这些目标或政策所必需的。按这种观点，权力是政治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政治系统可以没有政治权力。即使是一个以爱为治理基础的宗教人物也会对他们的信徒行使权力。它或许是“仁慈的权力”，但它仍然是权力。可见，权力是一套贯彻执行政策和决定的能动的工具。你可能拥有一个值得赞赏的目标，但除非你同时拥有实施它的权力，否则它仍将只是个如意算盘。
也有人认为政治的本质是为权力而斗争，是一套以权力为目的的大型游戏。比如，选举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得到权力。但这种看法是危险的。如果权力排除了其他目标，成为政治的目的，它就会变得愤世嫉俗、野蛮残暴，甚至自我毁灭。希特勒政权在对权力的崇拜中灭亡了。为继续保有总统权力所困扰，尼克松总统毁掉了自己的行政权力。正如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所说的那样：“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关键概念 ◇ 政治科学的分支学科
大多数政治学系把学科划分为若干分支学科。系的规模越大，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分支学科。本书将对所有的分支至少作一个简要的介绍。美国政治关注的是制度和过程，多数是在联邦层面，但也包括一些州和地方层级。它包括政党、选举、民意，以及行政和立法行为。
比较政治学考察其他国家的政治，试图建立一个关于民主、稳定和政策的概括理论。它可能关注不同的地区，比如拉美政治或东亚政治。
国际关系研究国家间的政治，包括冲突、外交、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美国外交政策研究脚踩美国政治和国际关系两条船。
政治理论，包括传统的和现代的，都在试图界定什么是好的政体，研究对象通常是那些重要的思想家。
宪法学研究的是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应用和演化。
公共政策研究的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衔接部分，着眼于发展有效的规划方案。
政治学是科学吗？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哪个因素对政治起什么作用，政治学又怎能称得上是一门科学呢？这个问题部分在于对科学的界定。科学（science）的最初含义来自法语，仅指“知识”（knowledge）而已。后来，它成了诸如物理、化学等依赖于精确测量和数学运算的自然科学的代名词。现在，大多数人认为科学就是由实验和资料证明的精确性与真实性。有些政治学家（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那样）事实上就想做得跟自然科学家一样，他们量化资料，经过统计处理去验证他们的假设。他们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帮助，但他们通常只关注于细节这样的小问题，而不是意义这样的大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拘泥于可以量化的领域：公共舆论、选举报告和议员投票。
但大量政治领域是不能量化的。领导者如何以及为何作出决定？即使在民主政治中，许多决策也都是秘密制定的。我们无法确知决策是怎样作出的，不管是在华盛顿的白宫、巴黎的爱丽舍宫还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当一个国会议员为某个问题投票时，我们能确信他为什么那样投吗？是为了选民的意愿、国家的利益，还是利益集团的竞选资助？当最高法院裁定基于种族原因解雇学校老师是违反宪法的，而以同样理由雇用他们却不算违法时，法官们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试着量化这些看看。许许多多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处理如何以及为何作决定时——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被量化。19世纪统一德国的俾斯麦首相曾经作了一个关于法律和香肠的有名的比较：最好不要看到它们是如何制成的。
这是否就意味着政治学永远也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呢？政治科学是一门经验的科学，既收集定量的也收集定性的资料。运用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持续的模式，就像生物学里的那样。渐渐地，我们开始归纳。当归纳得到进一步证实时，我们就把它叫作理论。在一些案例中，理论变得如此有力，我们就会把它称为规律。按照这种方式，政治学研究就是积累知识——科学的本义。
怎么做 ◇ 章节的学习
在课前阅读每个章节。不要只是简单地阅读，要按照如下方式做笔记来学习：
A. 发现打动你的三个主要观点。不要概述，要构造三个完整的句子，每句都有主谓宾。它们可能是长而复杂的句子，但它们必须是完整陈述的句子。你可能找到两个、四个或六个要点，但经过你的拆分、整合以及放弃那些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主要的观点，你就会理解那个章节。寻求抽象的归纳，三个要点下面要有细节——例子或个案研究。不要简单地从文中复制三个句子。要综合几个句子，总是问自己这个问题：从章节中提取的哪三个句子对考试最有帮助？以下是第1章的三个主要观点：
要像科学家研究自然一样研究政治，努力去理解现实并且不要对它发火。
政治科学综合了很多学科但关注的是权力：谁拥有它以及如何使用它。
只要论断能够得到经验材料的支撑，政治就可以被客观地研究。
B. 列出一打词汇表并且能够解释它们。这些词对你来说是新的或者有特殊的用法。本书把它作为关键术语而变得容易一些，否则的话，就要借助手边的字典。以下是第1章的关键词：
学科 方法论 政治权力 合法性 主权 权威 文化 理性的 非理性的量化 假设 经验的 学术
C. 标记阐明要点或词汇的特定例子或个案研究，多数会包含专有名词。例子不是要点或定义，相反，它们是支持某个要点的经验性论据。例子不需要用完整的句子。以下是第1章的例子：
亚里士多德的“统领科学”
艾滋病抑或乳腺癌研究
联邦德国的成功故事
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
伊拉克乱象
伊朗王权的衰落
为明察而努力
政治科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像自然科学：它的研究者们，如果是职业的话，要努力研究事物的真实情况，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情况。这对研究政治来说要比研究星星和分子难得多。多数政治学家对当前的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这很容易影响他们对政治的分析。的确，严格说来，一个问题能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就意味着我们对它是抱有热情的。你能想象自己会坐下来探讨一个毫不关心的话题吗？如果你有足够的兴趣去研究一个问题，你可能开始倾向于某一边。但太强的倾向会带来研究的偏见，它会变成派性的喧嚣，而不是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如何预防这种情况呢？传统的学术特点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导。一项学术性工作应该是推理的、公正的和用论据支持的。
经典论述 ◇ 概念和直观
19世纪晚期，伟大的普鲁士哲学家康德写道，“直观无概念则空，概念无直观则盲”。这个观念帮助建立了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直观是通过你的感官感知到的信息：事实、图像、数字、例子和其他。概念是你头脑中的想法：意义、理论、假设、信念和其他。你可以收集很多直观的信息，但是如果没有概念来组织它们，你将一无所有，你的直观是空洞的。另一方面，如果你的概念无法用于认清事实，那么它们就是“盲目”的，认清事实需要直观。换句话说，你同时需要理论和数据。
推理 你必须写出你的推理过程，它应当是合理的。如果你的正确观点得益于一个还不明确的假设，那么你就应该如实说明。你可以说，“为了研究的目的，我们假定人是理性的”或者“这是对一个小镇投票者心理的研究”。你的基本假设会影响到你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但你可以通过如实陈述你的假设来减少误差。20世纪早期，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很大贡献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坚持任何为支持个人的政治观点而得出的研究成果都必须当作偏见而抛弃。尽管很少有那种单纯的企图，不过韦伯的观点还是有用的：小心设计你的研究，以免支持一个既定的观点。
公正 你也可以通过承认对你的论题还有不同的观点来减少误差。你应该公正地提及关于你的论题的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结果。老师们会因你对某一领域著作的熟悉程度而印象深刻。如果你能够批判这些研究成果，并能解释为什么你认为它们是不完全或错误的，老师们的印象就会更加深刻，比如：“琼斯的研究发现投票者大都很冷漠，但这只是地方官员的选举，所以冷漠是可想而知的。”通过把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放在一起并阐述你对它们的看法及原因，你就可以提出一个更为客观、更有说服力的论点。不要把自己完全局限于一个特别的观点或理论，但要承认你的观点只是众多观点中的一个。
关键概念 ◇ 政治与政治科学
政治科学不是政治。它不需要把人培养成职业的政治家。政治科学培养对政治的分析，它可能有助于也可能无助于在职的政治人物。两种职业比较如下：
政治家 政治学家
热衷权力 对权力持怀疑态度
追求受欢迎的程度 追求准确的程度
实用思维 抽象思维
拥有坚定的观点 得出试探性的结论
提供单一理由 提供多种理由
看到短期的效应 看到长期的结果
计划下一次的竞选 计划下一次的出版
回应团体的需要 追求整体的好处
追求青史留名 追求职业声望
政治家和政治学家这两种职业之间的关系与细菌和细菌学家之间的关系大致相当。
论据 所有的学术研究都需要论据，不论是自然科学的定量论据，还是人文科学的定性论据。政治科学同时需要这两种论据。理论上，不管是解释还是争论，它的每句话都应该是言之有据的。常识性的东西无须论证，你不需要引用美国宪法来“证明”总统的任期是四年。
但如果你说总统在过去几十年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你就需要论据。至少，你应该引用那些已经收集证据阐释这个观点的权威学者的成果。这叫作“第二手资料”，这些论据已经经过了别人的脑子。很多学生论文只用第二手资料，但如果你使用“第一手资料”即收集原始数据来制作表格以反映你所在州的某个县有最强的麦凯恩投票，老师们会对你印象深刻。你不能把论据或资料当作秘密。
理论 严谨的学问之间总是相通的，至少有一点，对于理论上的观点来说是这样的。它不需要清除一个新理论（那是对于天才们来说的），但它需要稍微发展一下学科知识。至少，它需要证实或者驳倒一个现存的理论。仅仅描述一个事情还不足称之为理论，这就是为什么谷歌或维基百科并不足够。你必须把描述与另一个特征相关联，当然，通过实验性证据支持它。它的通用模式一般为：“大多数时间X伴随着Y。”理论的建立也可以帮助你提升学习上的争论，支持或者反对一件事情。谴责基地组织，可能是我们的爱好，但并不能称之为学问。发现为什么人们要加入基地组织（现在一些学者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将会产生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影响。
政治科学有什么好处？
有的学生把政治科学仅仅当作观点的堆积，他们在考试或写论文时往往忽视上述所有或部分要点。是的，我们都有政治观点，但如果让它们左右我们的研究，我们得到的只是无效的结果和虚有其表的政治科学。一个专业的政治学家在他致力于探索研究时会将他的个人观点放在一边。一流的思想家的确能够得出与他以前所持观点相左的结论。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我们在知识上又前进了一步，像这样令人兴奋的经验应该成为你们的目标。
其他事情伴随着这种经验：你开始认识到你当初不应该有派性的观点，你开始放弃曾经有过的强烈看法并且饶有趣味地看待它们。因此，政治科学不是培养职业政治家所必需的训练。政治科学训练的是客观的且通常复杂的分析，而政治实践通常需要坚定的、流行的和简化的观点。
政治科学对好的政府会有所裨益，主要是提醒那些官员们并非万事大吉，正如贵格会教徒所言：“对权力说真话。”这个建议有时对在任的政治家们是有用的。例如，民意测验显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了侵蚀。原因包括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和通货膨胀。了解民意的候选人就会在他们的竞选活动和政策中抵制这种潜在的危险滑坡。罗纳德·里根有着明朗的倾向和重振的雄心，他正是利用这种不满赢得两届任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