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印度尼西亚立法机构选举中，38个竞争党派用水果作为标志以利于文盲投票者投票。（Himawan/epa/Corbis）
思考题
谁创立了政治科学？
马基雅弗利、孔子、考底利耶（Kautilya）和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r）的共同点是什么？
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有怎样的不同？
马克思理论的关键点是什么？
什么是实证主义？它是如何撑起多数社会科学的？
什么是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
现代化理论是如何借鉴马克思的？
什么是理性选择理论？
为什么你的论文里要有“可证明的命题”？
为什么要为理论费尽思量呢？许多刚接触政治科学的学生都对此感到不解。为何不只是收集一些事实并且让这些资料自行组成一个合乎逻辑的整体呢？因为它们做不到。康德认为，没有一个指导原则而收集事实只会导致大量毫无意义的事实的堆积（见第1章的“经典论述”栏目）。的确，理论固然会变得太复杂、太抽象、太脱离实际，但如果没有那么一点理论的视角，我们甚至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即使你说你没有掌握任何理论，你或许只是没有意识到而已。你问的第一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类型就是理论的开端。
以这本书的结构为例。我们采用一个在政治科学领域流传数十年的观点，即政治分析的恰当起点是社会。我们假设政治来源于社会。我们从人们的价值、态度和意见方面着手，观察它们是如何影响政府的。一位权威社会学家写的一本名著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的社会基础”。它提示我们：从社会入手，看它是如何影响政治的。
但那可能是先入为主。如果假设社会是政治的基础，价值和意见是重要的事实，那么你会收集许多关于价值和意见的信息，而较少关注政府的历史、结构和政策。所有其他的东西比起公民的价值和意见来说都是次要的。的确，政治科学经历过一个本质上属于社会学的时期，很多政治学家都在作调查研究。这是行为主义浪潮的一部分，调查研究被看作通向“科学”的唯一路径，因为它能带来量化的数据。
大多数课本都提供一个“倒漏斗形”的政治模型。许多研究的第一大块都与社会有关，包括政治观点是怎样传播的、利益集团是怎样形成的、谁支持哪个政党、人们如何投票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它是基础，是金字塔的底部。第二大块通常是政府的制度。它们被假定为底层社会基础的反映。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民意、利益集团和政党作出反应。政治研究如图2—1所示。
图2—1 社会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金字塔（自下而上流动）
但仅仅使用社会基础这个术语就意味着假定社会是政治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因素。它会是别的方式吗？如果把它比作煮咖啡壶，而不是“倒漏斗形”，政治可以向下滴流吗？医疗改革是从社会倒流上去的还是从政府官员中滴流下来的？（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可以设想一本名为“社会的政治基础”的书，它会认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制度和过去数十年间的政策的结果。如果是政治带来社会，我们的模型就如图2—2所示。
图2—2 以政治制度为社会基础的金字塔（自上而下流动）
你如何证明哪个模型更准确？这两种流动可能（而且很可能）同时存在，两个模型都有几分正确。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种模型而不是另一种呢？这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它只是政治研究中的流行方式，是作为反对二战前政治学中强调制度的主流观点而提出的。先研究哪个问题，看似简单却蕴含着理论深意。你无法回避理论。我们只能通过这里简短的讨论来激发你对政治理论的兴趣。随着你对政治理论学习的深入，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比理论更实用的了。
经典理论
有人说柏拉图创立了政治科学。他在《理想国》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城邦，但他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猜测，他的理想体系的终结看起来有点像现代的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经验主义的政治科学家。正如上一章提到的，他把政治看作“统领科学”，他派学生收集了数十个希腊城邦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他完成了《政治学》这本伟大的著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看出雅典的衰落，他们都试图去了解原因并建议如何能够避免。他们因此开创了一个传统——研究一个善的、稳定的政治体系的起源，这至今仍是政治科学的核心。亚里士多德大胆地界定了什么是“最好的”政治，他写道：
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中产阶级的公民组成的，那些有可能治理得很好的国家，它的中产阶级规模是庞大的……它的公民有着适度且充足的财产；那些有的人拥有太多而其他人却一无所有的地方可能出现极端的民主制或者纯粹的寡头制，或者是可能向任何极端发展的专制统治……民主制比寡头制更加安全也更加持久，因为它们有更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并且更大程度地分享政府权力，而如果没有中产阶级，并且穷人人数大大超出，麻烦就会出现，国家也会随之灭亡。
即使《政治学》写于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仍然能够描述今天民主制度延续或失败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产阶级的规模。这个观点为现代研究所证明。俄罗斯或伊拉克有没有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来支撑民主？古亦能为今用。亚里士多德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他运用他和学生收集到的事实去规定最让人向往的政治制度。政治科学家从那时到现在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既描述又规定。
很多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采用宗教的方法来研究政府和政治。他们大都是严格的规范主义者，寻求发现“应当”和“应该”，并且经常对现实世界状况“是什么”相当漫不经心。由于受到宗教的、法律的和哲学的价值观的教育，他们努力探知哪种政府体系会使人类最接近上帝的旨意。
尼科洛·马基雅弗利在16世纪早期带来了有人相信是现代政治科学的症结所在：聚焦于权力。他的伟大作品《君主论》写的是政治权力的获得和使用。很多哲学家把马基雅弗利归为第一位现代哲学家，因为他的动机和解释都与宗教无关。马基雅弗利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坏。他是个现实主义者，认为要把每件事都做好——比如意大利的统一和驱逐蹂躏它的外国人——国王不得不在权力的使用方面变得理性和强硬。
虽然一直受到美国政治思想家的轻视，他们有时把权力看作天生肮脏的东西而羞于提及，但这种方法却在欧洲扎下根来，并为莫斯卡、帕累托和米歇尔斯的精英分析作出贡献。美国人是通过来避难的德国国际关系学家汉斯·摩根索的著作才开始认识权力方法的，他强调说“一切政治都是对权力的争夺”。
经典论述 ◇ 并非只有欧洲人
中国、印度和北非产生的杰出政治思想家要比欧洲早很长时间。直到最近，西方人才知道他们的思想对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他们的确主张人类的政治本质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不论文化有何差异，在如何处理政治事务方面，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在中国，孔子这位公元前6世纪统治者的顾问，提出了他的先见之明，一个良好和未定的政府应该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家庭和礼——渗透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当中的道德行为。在最高层，帝王通过净化自己的心灵和完善自己的举止来树立一个道德楷模。他必须绝对真诚地思考善的思想，如果不这样做，他的帝国就会崩溃。他成了臣僚的榜样，帝国的官僚体制中等级森严；他也是各个家长的榜样，对妻子儿女来说，家长也像个小小的帝王。孔子的体系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一些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实际上实践了孔子的思想，并将它延续了2500多年，经历了数十个朝代。有人认为它构成了近年来东亚显著的经济增长的文化基础。
比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早2000年，印度作家考底利耶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作为首相和一位印度国王的顾问，考底利耶在《利论》（Arthashastra，直译为《物质富裕原理》）中写道，生活在运转良好的国度才有富裕可言。跟霍布斯一样，考底利耶假设有个原初状态即无政府状态。君主的出现是要保护土地和人民免于无政府状态，并使之繁荣。跟马基雅弗利一样，考底利耶建议他的国王把纯粹的私利作为行动的基础，不择手段地保护国内安全和抵御其他王国。因此，可以说考底利耶同时创立了政治经济学和现实主义治国术。
在14世纪的北非，伊本·赫勒敦是多位统治者的秘书、行政官和大使。在他有时失宠并被投入监狱时，他开始反思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在他的《世界通史》一书中，他认为阿拉伯人的品质和他们的内聚性受到气候和侵略的侵蚀。伊本·赫勒敦把基本经济条件和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联系起来，这个思想也很现代。他发现，北非的经济衰退导致了政治不稳定和无法无天。在马克思、汤因比和许多其他西方思想家之前，伊本·赫勒敦就看出文明的发展有着增长和衰退的周期。
请注意这三位思想家与马基雅弗利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王室的顾问，都把自己的见识用于为正确的治理开出具有普遍性的处方。理论来自实践。
契约论者
马基雅弗利之后不久，契约论者——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分析了政治系统究竟为什么会存在。他们有很多分歧的地方，但都同意人类（至少在原则上）加入了卢梭所谓的社会契约，以至于现在的每个人都不得不遵守它。
托马斯·霍布斯经历了17世纪英国内战的剧变，他反对由此给个人带来的恐惧和不安。霍布斯设想在市民社会诞生之前的“原初状态”里，人们的生活是可怕的。每个人都可能是其他人的敌人，即“每个人与所有人的战争”。人类生活在蛮荒的悲惨世界里，“没有艺术，没有文字，没有社会；更糟糕的是，持续的恐惧，以及暴力带来的死亡威胁；人孤独、贫穷、肮脏、粗野而且生命短暂”。为了走出这种恐怖状态，人们——放弃了根深蒂固的自利性——理性地团结在一起而形成文明社会。因此，从根本上说，社会是从恐惧中产生的。人们也乐意服从一个国王，即使是个糟糕的家伙，因为有君主就没有无政府。注意一下霍布斯的理论，社会是建立在理性的自利之上的，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理论有怎样的不同。哪个理论是对的？（提示：人永远活得像个独居的动物吗？）但也要注意霍布斯式的状态总是在不断出现，就像最近的伊拉克，在那里萨达姆政权遗留下来的逊尼派教徒、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什叶派宗教民兵组织和库尔德分离主义者混战一团，就跟那里没有政府似的。
另外一个英国人，约翰·洛克，同样见证了17世纪的剧变，却得出了不那么刺耳的结论。洛克的理论认为，最早的自然状态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们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并且相互宽容。但他们无法保护他们的财产：没有货币、所有权证或是法院，因此他们的财产是未确定的。为了改正这种状况，他们签订契约形成文明社会以此来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洛克诉诸财产权正如霍布斯诉诸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有些哲学家认为美国人是洛克的徒子徒孙。请注意美国人强调“财产的自然权利”。
让·雅克·卢梭生活在18世纪的法国，有人说他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哲学基础。他接受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论，但把它们拧在一起。卢梭的理论认为，原初状态下的生活完全是好的，没有阴谋，没有嫉妒，人们活得像个“高尚的野蛮人”（所有的契约论者都受到了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不很精确的描写的影响）。什么使人类堕落呢？卢梭认为是社会自身。《社会契约论》开头的那句著名的话是：“人天生是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但卢梭认为，社会能够被彻底地改善以通向人类自由。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有着自己意愿的志愿共同体，这种意愿即公意——超越个人和利益团体“特殊意愿”的每个人的愿望。社会塑造了人，而不是其他什么方法。如果人是恶的，那是因为社会使然（今天很多人仍持有这种观点）。另一方面，一个好的社会能够“迫使人走向自由”，如果他们行为不当的话。很多人看到了卢梭思想中极权主义的根源：设想的完美社会、独裁者宣称自己知道的公意，以及不合作者的屈服。幸运的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没有受到卢梭的影响，但法国大革命的设计者们却热情地相信他，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大革命的结局是不好的。
大多数美国开国元勋们都研究过霍布斯和洛克，他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宪法除了是个社会契约还能是什么呢？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大部分内容读起来就像剽窃洛克的思想。请不要轻言政治理论没有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
另一种大相径庭的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卡尔·马克思，这位生活在伦敦的德国人，受过黑格尔哲学的熏陶，创造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至少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一个经济学理论，一个社会阶级理论，一个历史理论。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认为事物不是偶然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有其原因。黑格尔断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精神上的，特别是时代精神（Zeitgeist）。马克思则在经济学当中发现了首要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 马克思集中论述“剩余价值”——我们把它叫作利润。工人们生产物品但他们的所得只是产品价值的一部分。资本所有者攫取了剩余部分，即剩余价值。工人们——马克思称他们为无产阶级——的工资太少以致无法购买他们生产的所有产品，这导致了重复的过度生产，并进而导致经济萧条。最后，马克思认为，会有一个足够大的经济萧条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社会阶级 每个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一个拥有生产工具的小阶级和一个为小阶级工作的庞大阶级。社会按照较高阶级的指示来运作，它设定法律、艺术，以及维持自己权力所需的方式。（马克思对精英理论产生了影响，将在第6章讨论。）马克思写道，大多数法律都与财产权有关，因为布尔乔亚（资本家）处心积虑地要保有他们的财产。在马克思看来，这只是他们不择手段攫取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说，如果国家发生了战争，那不是人民大众的意愿使然，而是因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需要一场战争来获取经济利益。实际上，无产阶级没有国界，他们是国际化的，都遭受着资本家的压迫。
历史 马克思把他的经济理论和社会阶级理论结合起来解释历史的变迁。当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统治阶级建立的结构（法律、制度、商业等）不相适应时，现行秩序就崩溃了，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1789年前，法国的统治阶级还是封建贵族。这种体制源自中世纪，其基础包括：雇佣农民劳作的世袭大地主所有权、法律保护这些地主及其名分的继承权，以及骑士精神和荣誉。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革命时）经济基础不同了。制造业的兴起侵蚀了土地所有权和封建价值观，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阶级——城市资本家（或布尔乔亚），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都大为不同。到了18世纪后期，法国的经济基础是制造业，但仍在思想守旧的封建贵族统治之下。系统失去了平衡：经济基础已经超前了，但阶级上层建筑却落后了。1789年，上层建筑轰然倒塌，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带来了新的资本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包括自由市场、个人竞取和法律（而非物质）平等。
马克思也承认资本家所作出的贡献。他们使全球的很多地方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他们有许多新发明，生产令人难以置信的新产品。但马克思写道，他们也是注定要毁灭的，因为他们使经济转变得越快，离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越远，就像之前的封建社会落后于变革的经济一样。这把我们又引回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反复的经济危机理论。最后，马克思详细论述道，经济与资产阶级结构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以致两者同归于尽。马克思预测，随之而来的将是社会主义，并且我们要帮助它的到来。马克思既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思想家。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个分析体系，马克思主义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而且是有用的。从结构性的政治观点来看，社会阶级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千篇一律的。例如，很多工人阶级成员是保守的，而很多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却是自由主义者或是左派。经济利益团体仍得意扬扬，依靠在竞选运动中自由地花钱，他们通常都能在华盛顿找到门路。然而，他们很少能够事事如愿，因为他们受到其他利益团体的反对。马克思的不朽贡献在于：（1）他理解的社会从来不是完全一体与和平的，而总是为各种斗争所撕裂；（2）在任何政治论争中我们都必须要问“受益的是谁？”
制度理论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美国思想家关注的是制度——政府的形式结构。这表明了法律对美国政治科学发展的影响。例如，伍德罗·威尔逊在成为政治学家之前是个律师（虽然并不成功），他致力于改良政府的制度。宪法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学家青睐的主题，因为他们常常假定纸上的政府结构与实际运作的政府差不多。苏联、意大利和德国独裁政治的兴起动摇了这种信念。德国魏玛共和国（1919—1933）的宪法从文本上看很不错，它是由专家起草的。但在压力之下它失败了，因为那时的德国人还没有必要的民主经验和民主信念。与此相同，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使得苏联看上去像个完美的民主体制，但运作起来却变成了专政。
当代理论
有些偏好经典的思想家拒绝接受当代理论，将其视为对经典思想的琐碎的、明显的、肤浅的和简单的复述。这样的学者对他从现代理论中所学的一切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小菜一碟。我们不需要这么苛刻。当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理论有它的历史贡献。即使最终失败并被抛弃，它们也能留下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说真的，比起经典理论来，大部分当代理论都很肤浅。
行为主义
共产主义、法西斯独裁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政治学家重新检视他们对制度的关注，很多人开始致力于发现政治的实际运作情况，而不是想象中的运行情况。二战后美国的政治学家追随19世纪早期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研究当中。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学说是乐观主义的哲学，认为只要通过社会观察（而非猜测或直觉）收集有效的资料，就能完善社会科学，并通过它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心理学家或许受这种方法的影响最深。许多人之所以被称为“行为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人类的实际行为而不是与之相对立的思想或感觉。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行为主义倾向的政治学家从选举、民意调查、议会投票和其他他们能得到数字的方面收集数据。行为主义者为政治科学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动摇了一些长期坚持的却未经检验的假设，赋予政治理论一个经验性的基础。行为主义研究尤其擅长检验政治的“社会基础”——每个公民的态度和价值观，它有助于政治系统按其自身方式进行运转。他们的杰作是投票模式研究，因为在该领域他们能够获得大量有效数据。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学派站稳了脚跟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胜利。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行为主义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这些批判并不仅仅来自处于守势的传统主义者。很多年轻的政治学家，有的受到激进的反越战运动的影响，抱怨行为主义方法是静态的、保守的、充斥着操作者的价值观，并且与身边紧要的事情无关。行为主义者经常把美国当前的情况界定为标准模式，而与之不同的就是反常的，这绝对不是“科学的”和“价值中立的”。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 1911—2002）和维巴（Sidney Verba, 1932—）发现美国人体现了所有的善——公民文化中“参与”的美德。但行为主义者检验的只是一个既定时刻的既存事实，他们忽略了变化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是受时间约束的。行为主义者有一种没有说出的对现状的偏好，他们喜欢检验固定的、已确立的系统，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方法论工具能够发挥最佳功效。置身于警察国家或内战冲突中的人们知道如实表达自己的意见可能会获得牢狱之灾，甚至丧命，所以他们都只发表“正确的”观点。
然而，也许最要命的批评是指行为主义者只关注芝麻蒜皮的事，却回避政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例如，行为主义者可以告诉我们投票给民主党的底特律蓝领天主教徒有多大比例，却无法告诉我们这对底特律的治理质量或当选官员将要作出何种决定意味着什么。选民行为和政府产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批评者指责行为主义研究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到1969年，很多政治学家不得不承认对此前称为“行为主义革命”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有些人把新运动称作后行为主义，即传统主义方法和行为主义方法的综合。后行为主义者认识到事实和价值是紧密相连的。他们情愿同时使用传统主义者的定性资料和行为主义者的定量资料。他们既看重历史和体制，也看重公共意见和理性选择理论。他们不畏惧数字，乐于使用相关性、曲线图和百分数来做案例。如果观察一下你所在的政治学系，你很容易发现教授们当中既有传统主义的，也有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的观点，甚至三者集中于一个教授身上。
怎么做 ◇ 命题的阐述
你要写一篇政治学的论文。第一句要开门见山提出一个清晰而有力的命题，这是你即将要证明的主要观点或主张。不能用经验材料证明的命题只是猜测，不是可靠的研究。一个命题首先要做的是假设。如果你的论据无法证明你的命题，那就放弃或修改它。你的命题段落起码要有这一段这么长。
最简单的命题是某事的发生（或不发生）：“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在华盛顿开张了。”要避免那些意义不大的命题，即众所周知的或已经确立的事，如：“总统在大选后的1月20日宣誓就职。”一个引人入胜的命题是解释一件事与另一件有着怎样的关系：“男性白人新教徒都把票投给共和党。”论证命题的第一步通常是收集例子或研究个案。如果你举出本州投给奥巴马最多的六个县，你能从中归纳出什么？不要温文尔雅地介绍你的命题（那是你英语课的事），要直截了当。一个命题要比论文大意更为精确。论文大意是高中学习的东西。
不直截了当的 直截了当的
电视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很多批评认为这种影响并不总是好的。 美国电视广告让观众变得愤世嫉俗和冷漠，并带来低投票率。
不可证明的 可证明的
民主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祝福无价值的。 富国倾向于民主，穷国则相反。
无价值的 有价值的
茶党分子对主要政党都不满意。 茶党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对奥巴马政策不满的共和党选民。
模糊的 明确的
本论文是关于过去30年美国对伊朗的政策。 计划下一次的出版
系统理论
战后的一个重要发明是戴维·伊斯顿（1917— ）设计的“政治系统”理论，通过简化现实来帮助我们理解政治，但有时也会脱离实际。把复杂的实体看作系统的思想来自生物学。生物体是复杂的和高度整合的。心脏、两肺、血液、消化道和大脑执行各自的功能以维持动物的生存。拿走一个器官，动物就要死亡。损坏一个器官，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就会改变运作的方式以尽力补偿和维持生命。系统思想的关键在于：你不能改变哪怕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改变一个组成部分也将改变其他所有部分。
政治系统论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就像反馈环一样运作，有点像生物系统。按照伊斯顿的模型（见图2—3），公民的需求即“输入”，为政府的决策者所认知，他们将其变为政府的决定和行动，即“输出”。这些输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产生影响，不论公民喜欢还是不喜欢。公民重新表达他们的要求，这就是连接系统的关键的“反馈”，它可能改变先前的决定。但“转换过程”如何运行却不得而知，即所谓的“黑箱”。
在有些情况下，政治系统的方法是符合实际的。在越战期间，对部队征兵的反馈是非常消极的。尼克松政府为平息年轻人的怒火于1973年终止了征兵制，全部改为志愿军。最近，一些靠联邦政府巨额拨款救助的、濒临破产的大公司却给高管们发放高额奖金，这引发了公民和国会的愤怒。奥巴马政府把医疗改革视作非常重要和必需的举措，但是约半数美国人反对，这点在2010年选举时被共和党诟病。20世纪80年代，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ois Mitterrand）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产生了通货膨胀和失业。法国人民特别是商业公司怨声载道，密特朗遂将他的政策从社会主义改回到资本主义。在这些例子中，反馈环生效了。
图2—3 政治系统模型
资料来源：David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32。
但在其他情形下，系统模型则达不到预期效果。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真的适合系统模型吗？独裁者对老百姓的需求到底关注多少？的确，那里也总是有一些公民的输入和反馈。希特勒的将军们试图谋杀他，这也是一种反馈。工人通过怠工来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他们希望拥有更多的消费品，通过半心半意的工作，把他们的要求传达给政府。政府迟早会作出改革。在原苏联，戈尔巴乔夫政权开始的（拙劣）改革最终导致了体制的瓦解。
系统模型如何解释越南战争呢？是美国人要求政府送50万军人去那里打仗吗？不，事实恰恰相反：林登·约翰逊靠反战纲领在1964年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系统模型的确显示公众的反战情绪是怎样毁掉了约翰逊的声望，以致他放弃谋求1968年的竞选连任。反馈环的确产生了作用，但只是在出兵越南的决定作出很长时间以后。系统模型能够解释水门丑闻吗？是美国公民让尼克松总统在民主党总部安放窃听器吗？不是的，但1973年当掩盖的细节被披露时，反馈环就开始起作用了，民众对众议院施压并促其成立一个弹劾小组来调查此事。
很明显，系统模型还存在一些问题，而且看起来是在转换过程的“黑箱”中。很多发生在政府体制内部的事情，并非由公民提议，也几乎与他们的愿望无关。美国民众很少关心吸烟带来的健康影响。只有当医学统计专家的分析显示吸烟与肺癌之间的有力关联，才促使国会命令在烟壳上印上警告并且叫停了电视上的烟草广告。实际上只是联邦官僚机构中的少数专家在推动反烟草运动，而不是公民大众。
系统模型本质上是对现状的静态的、有偏差的反映，并且无法应对剧烈变化。这也是政治学家对苏联的解体感到诧异的原因之一。系统不是被用来瓦解的，而是被认为能够持续自我纠错的。
关键概念 ◇ 模型：简化现实
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化，它是社会科学家发展出来用于整理资料、创立理论和进行预测的。一个好的模型应该符合现实同时是对现实的简化，因为一个和现实世界同样复杂的模型是无助于我们了解现实世界的。然而，在简化现实的过程中，模型存在过于简化的风险。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人类智力的有限性。我们不能一下子处理所有有用的信息，我们必须选出重要的而忽略掉剩余部分。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可能会让政治研究变得没有血肉，并且忽略许多要点。因此，当我们碰到政治模型时，或者我们自己设计模型时，最好先停下一会儿问一问这个模型是否离现实太远。如果是的话，那么就放弃或更换它。不要因为现实不符合模型而置之不顾。
我们可以修正一下系统模型使之能更好地反映现实。如图2—4所示，我们在逻辑上并没有改变什么。这里有着同样的反馈环：输出转化为输入。但我们把政府的“转换过程”放在前面。我们认为是它而不是公民创制了大多数的决定。公众只是在事后才作出反应。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例子：2003年（公众）高度支持，但2006年就醒悟和不满了。
图2—4 修正的政治系统模型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些伊斯顿自己后来设想的东西。在“黑箱”里面发生的要比外部需求的简单过程复杂得多。伊斯顿把来自政府不同部分的压力——政府主要是与自己进行对话从而形成简短的反馈循环——称为“内部输入”。当然，这两个改变使我们的模型变得更为复杂，但这也反映了现实的复杂性。系统模型，像政治科学中的所有模型一样，必须有保留地接受。
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这个粗略的概念来自黑格尔，他认为两个世纪以前，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文化和政治——被打包在一起，并使所有社会按照同一个方向变动。黑格尔设想这个过程的根本原因是精神上的，但马克思认为那应该是经济的：“伴随蒸汽机和发电机而来的是它们自己的哲学。”你无法拥有一个现代经济的封建社会，至少不会长久。马克斯·韦伯则认为这个原因是文化的，明确地说是新教的兴起。其他人还强调教育、通信和中产阶级的发展等因素，但大家都同意它的发生是包裹在一起的。今天的现代化理论把这个过程看作复杂的、多原因的，并且很难按照外部指导来修正。我们没有发明国家，它们是自己发展出来的，这一点在伊拉克被忽视了。
大多数人同意工业化的重要性。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它的经济、文化、通信和政治也都发生了变化。给这种理论以新生的是西摩·马丁·李普塞特1960年出版的《政治人》一书出色的第二章。李普塞特把国家划分为两类，不是“稳定的民主制”（如加拿大和挪威）就是“不稳定的民主制和独裁制”（如西班牙和南斯拉夫）。除了极少数例外，稳定的民主制比不稳定的民主制和独裁制拥有更多的财富、工业、医生、汽车、教育和城市居民。一句话，它们工业化程度更高。李普塞特提供了一个解释：工业化国家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是民主制的基础。李普塞特综合了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参见本章前面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晚近的研究倾向于加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贫穷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有着分界线，但那不是密不透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低于5 000美元的国家很少实行民主制。如果它们想要建立民主制度，通常以失败告终，并往往被军事政变所推翻。然而，人均GDP超过6 000美元的国家大都实行民主制。当它们建立了民主制度后，通常都会持久。当墨西哥达到人均8 000美元时，它为第一次民主选举作好了准备，结果是比森特·福克斯在2000年当选总统。这种财富—民主关系的一个有趣例外是印度，它的人均GDP还不到3 000美元，却建立并维持了民主制，或许是其创立者国大党的资历和权威的原因吧。对每个理论来说，都会有反例的。
现代化理论对折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动乱和不稳定也有一定的洞察力。那是因为它们只现代化了一两个方面——通常是经济和军事——而其余部分如宗教和社会结构仍是传统的。两者产生了冲突，传统部分憎恨并反对现代部分。这有助于解释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和沙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高涨。如果现代化理论是对的话，只要当它们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它们就将稳定并实现民主化。
理性选择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一种由数学家最先发明的途径在政治科学领域迅速发展，这就是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对文化和发展基本不感兴趣，认为个人只要知道相关行为者的利益就通常能够预知政治行为，因为他们会理性地选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美国总统候选人摆出对问题的姿态时，他们要算计什么会给他们最好的回报。他们会想，“很多人反对伊拉克战争，但很多人也需要国防方面强大的领导力。我最好只批评在伊拉克的‘错误’，同时要求强大的‘国家安全’”。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这些含糊其辞的话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深思熟虑的。
北京高档购物中心的顾客可以在巨大屏幕上观看2010世界杯足球赛。（AFP/Getty Images）
理性选择理论家激怒了一些其他的政治科学家。一个研究日本官僚制的人声称，你无须研究日本的语言、文化或历史，你所要知道的全部就是，他们的职业利益会告诉你他们将怎样作决定。美国一位著名的研究日本的专家对这种随便的、肤浅的捷径大发脾气，并公开指责理性选择理论。更为谦逊的理性选择理论家沉迷于匈牙利语言和文化，但仍然得出结论说匈牙利政党拼凑了一个极为复杂的选举系统，正作出理性选择以使自己在议会席位上取得优势。
很多理性选择理论家放弃了原先自以为是的姿态。少数人甚至已经称自己为“新制度主义者”（见下一部分），因为他们的所有理性选择都是在这样或那样的制度背景下作出的，例如美国国会。理性选择理论并没有成为一个支配性的范式——没有一个理论是这样，也没有一个像这样——但它的贡献在于提醒我们政客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这一点为很多别的理论所忽略。
关键概念 ◇ 政治如游戏（博弈）
有些理性选择思想家认同一个数学分支——博弈论，它把政治决策看作桌上游戏。古巴导弹危机的“游戏”会让几个人扮演肯尼迪总统，他必须权衡是否轰炸古巴。其他人要扮演赫鲁晓夫，他要权衡到底是坚持行事还是收回前言。观察游戏中玩家的互动能给予我们领悟和警示，即在危机决策中什么行为会出错。如果你“玩完”了古巴导弹危机“游戏”并且发现十次当中有三次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你就能够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论文。
博弈论认为构建一个合适的“游戏”可以解释为什么政策结果常常不可预见，却并非偶然发生的。博弈能够展示决策者是如何考虑的。我们认识到他们的抉择是多么的不容易或不简单。博弈甚至可以被数字化并输入电脑。博弈论的最大弱点在于，它有赖于对双方决策者的预期的正确估计，但这只有仔细检查历史纪录后才能非常接近。我们知道古巴导弹危机是怎么解决的，因此我们调整我们的“游戏”使它得出同样的结果。博弈理论只是又一个系统化和阐明历史的有效方式（这并非坏事）。
新制度主义
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科学开始重新发现制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正式宣布为“新制度主义”。它的关键在于政府结构——立法机构、政党、官僚制等——有自己的生命，而且塑造那些生活在其中并从中获益的人们的行为和态度。制度不是对社会力量的简单反映（本章开头关于制度重要性的讨论包含了一个新制度主义者的论点）。例如，立法者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久以前设立的规则而且数十年来不断得到加强。一旦你知道了这些复杂的规则（有些是不成文的），你就能够看出政治人物是怎样按照逻辑在规则下努力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就像你经常能够预测棒球击球手将会短打一样。这并不神秘，只是他们玩的游戏的逻辑而已。保存和增进制度成了政治人物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制度即使过时或者无效也会运转。苏维埃各共和国的共产党大都腐败而无能，但他们能够持续是因为他们保障了成员的工作和特权。
新制度主义是一个合理的途径，在当下的研究中颇受欢迎，政治科学由此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它回到了二战前，有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新见解。但它或许还不是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模式，因为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一个能够始终如一地解释和预测政治行为的范式。每隔数十年，政治科学就会迎来一个新范式，通常是从别的学科借鉴过来的，这会引发更多的关注和兴趣。它的倡导者会夸大它的解释和预测能力。经过检验和批评，该模式通常逐渐式微并被其他理论思潮所替代。政治科学倾向于紧跟潮流。几个这样的循环往复之后，我们不再期望会有突破性的理论出现。政治是难以捉摸的，难以为我们的心智结构所控制。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对政治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戏剧性保持开放的头脑。
关键术语
描述性的 规范性的 现实主义 社会契约 市民社会 原初状态 公意 时代精神 无产阶级 布尔乔亚 上层建筑 左派 制度 实证主义 行为主义 后行为主义命题 国内生产总值 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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