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罗斯福纪念公园展示了罗斯福强调帮助贫穷公民，它是一个现代自由主义的例子。（William Manning/Corbis）
思考题
是否存在摒弃意识形态的完全的实用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是怎样转变成美国的保守主义的?
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有多接近？
列宁使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什么变化？
为什么民族主义会成为最强烈的意识形态？
法西斯主义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什么是伊斯兰主义？为什么说它很危险？
意识形态还能吸引今天的学生吗？
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可能消亡吗？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所讨论的有关政治的理论引起了我们对意识形态的思考。意识形态常常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之上，但是却被简化和通俗化为说服大众、构建政治运动和赢得选举的工具。意识形态可以被称为廉价的理论。这种现象在至少有两党竞争的美国政坛上是十分常见的。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者，但他们却是相当意识形态化的。比如，近来共和党谴责民主党的医疗保健和财政改革是“自由主义”。但是，可能只有少数的共和党人知道他们所反对的实际上是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以前的亚当·斯密的关于政府不要插手经济的警示性观点。另一方面，民主党强调政府应在应对金融危机、贫困、医疗、房屋赎回权等问题上发挥作用。他们是与古典自由主义者大相径庭的现代自由主义者。意识形态在实用主义的美国依然非常盛行。
何为意识形态？
一种意识形态源自这样一个信念，即相信事物会变得更加美好，它基本上是一套改造社会的蓝图。正如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所言：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美好社会的文字幻象，一种建构此种社会的最终手段”。政治意识形态不同于政治科学，它不是以平和的、理性的态度来理解政治系统，而是承诺要改变政治系统（古典保守主义或许是个例外，它努力使系统不至于转变得太快）。理论家是拙劣的政治学者，因为他们混淆了意识形态语言中的“应该”（Should）、“应然”（ought）与政治科学中的“实然”（is）。
在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与“运动”、“政党”或是“革命”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奋斗并承受牺牲，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激励，需要某些东西成为信仰的对象。美国人有时对此感到难以理解。他们看重的是调和与实用主义，无法理解意识形态在当代世界拥有的巨大能量。我们往往忘记了，两个世纪前的美国人也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为约翰·洛克和托马斯·潘恩笔下关于自由、自治的激情所感染——打败了强大的、装备精良的英国人和从德国招募的黑森雇佣兵（他们并没有卷入战争的合适理由）。现在，我们被伊斯兰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弄得晕头转向。
意识形态从不按其拥护者所宣称的那样精确地运行。某些是丑恶的失败尝试。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包括一定的满怀希望的思考，但是经常在现实面前土崩瓦解。理论家宣称他们可以使世界变得完美，然而现实是非常不完美的。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确对19世纪的经济增长贡献良多，但是它仍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不平等和周期性的经济萧条，现在，它已经被改造成为当代自由主义。所有的意识形态，当用其实际表现来衡量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它们应该加入其他补充性内容。
主要的意识形态
古典自由主义
按照耶鲁大学的沃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的说法，1776年应被称为“意识形态诞生之年”，这并非只针对美国革命而言。在那一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为古典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斯密认为，国家的真正财富不是金银的总量增加，而是其国民创造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他驳斥了早期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观念，后者认为国家富裕的标准是金币的数量。西班牙通过对“新世界”的掠夺获得了大量贵金属，但国家却变得越来越贫穷。在路易十四之前的法国，也一直都遵循着重商主义的政策，通过实行计划、垄断补助、津贴、关税和其他形式的贸易管制来实现政府对经济的监管。
斯密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不是实现繁荣的途径。政府干预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如果你给予一个企业以制造某类产品的垄断权，你就取消了竞争，取消了它以更低价格来制造新产品的动力。经济将由此走向停滞。如果你以关税来保护国内企业，你就取消了国内制造商生产更好、更便宜产品的动力。把政府排除出经济领域，让经济自行运转（法文是laissez-faire），才会真正地促进繁荣。
没有政府监管的自由竞争是否会造成混乱？斯密说，不会的，市场自身会规制经济的运行。有效率的生产商会取得发展，而无效率的生产商被自然淘汰。供给和需求决定着价格，这要比任何政府官员都灵。在自由市场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约束、修正着经济运行。如果人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某类产品，厂商就会增加产量，新厂商也会进入该领域，国外生产者也会带来他们的产品，抑或三者兼有。“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无数个体的理性计算——在宏观上对经济进行调节而不需要政府的帮助。
这种意识形态被称为“自由主义”，它来自拉丁语中的“自由”（liber）一词：社会应当尽量从政府干预中摆脱出来。托马斯·杰斐逊恰当地总结道：“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美国人把古典自由主义视为在水中游弋的鸭子，它很适合充满激情的、热爱自由的人的需要，这使他们拥有足够的扩展空间。经济领域之外的自由同样适合美国人，政府也不应该干预宗教信仰、出版和言论自由。
或许你会认为，这里所谈论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今天美国人所称的“保守主义”。这是正确的。在19世纪晚期，自由主义开始转变成为“现代自由主义”，我们叫它保守主义，以下要对它进行讨论。为使术语更为直接，应该把前述斯密的思想称为“古典自由主义”，以与现代自由主义相区别。
经典论述 ◇ 意识形态的起源
许多意识形态植根于第2章所讨论的政治理论。古典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他强调个人的权利、财产和理性。共产主义可以追溯到18世纪晚期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强调一个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艺术、音乐、建筑、治国方略、法律等，都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内在理性的具体表达。
不过，哲学家的理念在此被简单化和大众化了。理论家需要的是行动的计划，而不是抽象的理念。例如，马克思使经济成为决定一切的内在理性。大多数意识形态都有着经济方面的内涵，因为经济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列宁在此后又把他的理论应用于一个马克思曾表示怀疑的落后国家。毛泽东则把列宁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并使其与现实更加契合。
一种意识形态逐渐衍生出其他的意识形态（见图3—1）。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我们能够看到它是如何向“左”推衍出激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分支；同时，也能够看到如何向“右”推衍出保守主义的分支。
图3—1 相互关联的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思想家和出现的时期
古典保守主义
同样的，我们也应该把18世纪晚期诞生的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叫作“古典保守主义”，因为它与现代保守主义存在着诸多分歧。伯克了解斯密的理论，赞同自由市场是最好的经济体系。他同样反对派遣军队去镇压美国殖民地的起义，毕竟，美国人只是想从英国那里重新获得失去的自由。就此而言，伯克像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不过伯克强烈反对的是，以革命方式将自由主义理念应用于法国。在那里，受哲学家卢梭和美国革命新传播的潘恩思想的影响，自由主义变成了激进主义。事情通常如此，适用于某地的某种意识形态，应用于另一不同环境时就会发生扭曲。把自由主义用于美国是容易的。一旦英国人和他们的托利党（Tory）同情者被清除，就没有什么障碍了。但是在法国，一个庞大的贵族阶层和受国家支持的罗马天主教会将失去很多东西。革命者试图用断头台来解决问题，并废除了所有的既定制度。
伯克警告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自由主义使人类理性有了太多的自信。但其实人们只是部分理性的，他们同样具有非理性的激情。为控制人类的非理性，社会经年累月地演化、发展出传统、制度及道德标准，如君主制和教会。伯克认为，将这些全部打碎，人类的非理性冲动就将导致无序和混乱，反过来又将产生比革命者推翻的更坏的专制。在他于1792年写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预言法国将要陷入军事独裁。结果1799年，拿破仑便上台了。
伯克指出，现存的制度和传统不可能都是糟糕的，因为它们是千百年来屡次试错的结果。人们对它们已经习惯了。最好的方式是予以维持或“保留”（“保守主义”由此而得名）。它们虽然不完美，但是有用。这并不是说，事情就应该永远不变。当然应当改变，但只能是渐变，让人民有一段适应的时间。他写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变革的手段，也就没有保守的手段。”
从以下意义上来说，伯克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使我们发现了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他看到了制度与生物体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长、调适。最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革命易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社会无法在瞬间按照人类理性的命令得以重建。尽管伯克的思想被称为“反意识形态的”——它要扑灭席卷法国的激进主义浪潮——但仍具有巨大的力量。他对信仰、传统、道德的强调，为现代保守主义者所继承。他对运用理性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怀疑，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里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一位政治学者）那里引起共鸣。她发现，左派总是预期事情会变得更好，然而事实是，暴力颠覆使事情变得更糟。保守主义在当代思潮中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关键概念 ◇ 意识形态的分类
意识形态可以进行分类——也许是过度地简化——就像1789年法国国民会议里从左至右的光谱式排列那样。当时，为使持相似政见的代表聚合在一起，同时避免强硬的政治家间形成互斗，在半圆形的座位里，保守派（支持君主制）坐在发言席的右侧，激进派（主张全盘抛弃旧制度并渴望自由、平等、共和）坐在发言席的左侧，持折中态度的人（只支持一定程度的变革）坐在他们中间。
自此，我们把他们的意识形态继承人叫作“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即使其具体的观点已经发生改变。现在，左派热衷于平等、福利项目、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右派强调个人的原初状态和私有经济行为。中间派则把二者的观点予以综合和折中。稍微有些倾向性的人被称为“中左派”或“中右派”。瑞典的政党就很像这么一个从左至右的光谱：一个小的共产党，一个大的社会民主党，中等规模的中间党（以前的农民党）、自由党、基督教联盟和保守党。
现代自由主义
斯密初创的古典自由主义又如何呢？到了19世纪晚期，情况已经很明显，自由市场并不像斯密所想的那样可以自我约束。竞争是不完全的，厂商倾向于操纵市场——斯密自己也曾予以警告过。市场中存在着两极分化的趋势：垄断。经济体系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处于可怕的贫穷境地的下层民众（狄更斯曾经有过描述）。阶级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遗传性的：上层阶级的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与此相关的权利也使他们一帆风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尤其伤害了穷人和工人阶级。自由放任的社会出现了不少问题。
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托马斯·格林（Thomas Hill Green）对自由主义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目标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但是当经济增长驱除了自由时，情形又当如何？古典自由主义者对“契约”（在没有政府监督的情况下，由取得共识的政党达成的协议）非常重视：如果你不同意，就无须接受它。但是如果两个政党的谈判权力是相当不平等的，就像一个富有的老板和一个贫穷的求职者那样，又当如何？后者果真拥有接受或拒绝一份工资非常低的工作的自由选择权利吗？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任其发展好了，工资会自动达到一个合适的标准。但是如果工资低于最低生活线呢？格林认为，这时政府就应该参与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是在“侵犯自由”，而是在保护弱者。不再是完全消极意义的“表象性自由”（freedom from），而是应该有某种程度的积极的“指向性自由”（freedom to）——格林称之为“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政府的干预是为了确保拥有足够的自由。
古典自由主义把政府从市场中驱除出去，现代自由主义又将政府引了回来，这一次是为了保护公民，使之避免经济体系中某些时刻存在的不公平。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是对工资和工作时间进行立法、组织工会的权利、具有失业与健康保险、改善受教育的机会。为此，在富人和工人之间，他们更愿意对前者课以重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20世纪的美国自由主义——威尔逊、罗斯福和奥巴马的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一支今天仍然存在，那就是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强调。
现代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的其他分支呢？那些拥护斯密创造的“最小政府”教义的人呢？他们仍然很活跃，只是我们改称之为“保守主义者”（在欧洲，他们仍然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这更让美国人感到困惑）。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那里受惠良多。他主张，自由市场仍然是最好的路径，斯密原初的教义是正确的，政府的干预无论在何处都会把事情弄糟。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试图在20世纪80年代复兴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结果是复杂的，但大部分尝试并不成功。
现代保守主义同样从伯克那里继承了对传统的关注，特别是在宗教领域。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希望在公立学校中引进祈祷仪式，用立法制止流产，支持创办私立和教会学校。他们依然一以贯之地反对妇女和同性恋者的特别权利。所以说，现代保守主义者是斯密经济学思想和伯克传统主义观念的混合体。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尽管自由主义（古典的变异）占据了19世纪思潮的主流，但一股针对毫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潮流也影响深远。与格林不同，一些批判者不相信少许的改良就已足够，他们要求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社会主义者，其思想领袖就是马克思（在第2章中已经讨论了其复杂的理论）。马克思的作品不是学者风格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革命。在他发展出宣告资本主义灭亡的理论之前，他就对一直对布尔乔亚心存憎恶。马克思理论的最初纲要出现于1848年《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大致可以这样来概括：“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参与组织了欧洲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应当被无产阶级所推翻的庞大论著。紧接着就是社会主义的降临，那是一个公正的、产品极大丰富、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然后，在工业化生产水平达到相当高度的某一阶段，社会主义将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一个完美的、没有警察、货币，甚至没有政府的社会。商品是如此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不再有私有财产，也就无须警察的存在。由于政府只是一个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当阶级分化消失后，政府也无存在之必要，它将“逐步消亡”。
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人物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雕像，位于德国柏林市的马克思－恩格斯广场。（Dallas and John Heaton/Corbis）
社会民主主义
在20世纪初，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s, SPD）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马克思并没有过多考虑欧洲大陆的政党和工会，他相信资产阶级政府会轻易地镇压它们，它们至多只是激烈的革命行动的训练场。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了胜利，其成员在议会和地方政府的选举中获胜，其工会开始赢得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一些人于是认为，工人阶级无须革命就能达成目标。既然有了选票，还要子弹干吗？
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发展了这种观点。他在《进化论社会主义》（1901）一书中指出了无产阶级真正需要的目标，并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崩溃和革命的理论是不正确的。改良为无产阶级赢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它同样可以产生社会主义。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修正，伯恩施坦得到了“修正主义者”之名，从一开始就遭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贬斥。在命运多舛的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代，社会民主党放弃了武装斗争，与自由派和天主教徒一起努力拯救民主制度。虽然遭到纳粹的迫害，但它在二战后重又复兴，并在1959年与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样，在实质上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当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调整了他们的位置后，发现自己可以赢得越来越多的选民。他们转变成为“中左”性质的政党，不再要求进行革命。
那么，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代表着什么呢？他们已经放弃了企业国有化主张。在瑞典，只剩下10％的企业属于国有，并且保守主义者在很早以前就试图使它们避免走下坡路，创造新的失业。瑞典社会民主党首相帕尔梅（Olof Palme）声称，“如果企业的基本目标是增加产量，在新的市场中赢得成功，为雇员提供好的工作，它们必须无所畏惧。在社民党执政的这些年中，瑞典的企业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增长”。取代企业国有化的是，社民党人运用福利手段来改善民众的生存环境：失业和医疗保险、数量庞大的救济金，以及食品和住房补贴。社民党政府变成了福利国家。对于他们来说，称之为福利主义似乎比社会主义更为贴切。
缺陷在于——事情总有那么一点不如意之处——福利国家耗资巨大。为了支付这些福利手段，税收增加了。在丹麦和瑞典，税收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这正是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警告过的。在这些税收压力下，不久你就无法自由地选择如何生活。在福利方面，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与社民党人是非常接近的。我们的民主党左翼，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欧洲社民党的中间派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
共产主义
当社民党人变成改良主义者和福利主义者时，少数的正统社会主义者仍与马克思保持一致，成为共产主义者。在这种转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一位俄国知识分子——列宁。他使马克思主义发生几大重要的转变，创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这是共产主义的另一名称。
帝国主义 在19世纪，许多俄国知识分子憎恶沙皇制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可以推翻该制度的理论。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只适用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落后的俄国，那里资本主义才刚刚开始。大部分时间在瑞士流亡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改造，以使其适用于落后的俄国。他提出“经济帝国主义”的理论，这是一套从德国革命者罗莎·卢森堡和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 A. Hobson）那里借用过来的学说。这些思想家们都在困惑，为什么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认为答案在于，资本主义通过在海外殖民地扩张，剥削那里的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新的市场，使自身得以成功地转化了。通过变成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就赢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期。国内市场不能完全吸纳资本主义的产品，所以它必须拓展海外市场。从殖民地得到数量巨大的利润后，母国就能够多支付一些给工人阶级，使他们走向改良而不是革命。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之路是不平衡的。某些国家，如英国和德国，经济高度发达，但是那些刚刚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国家，如西班牙和俄国，则是脆弱的。在整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整体上处于被剥削的境地。那里，革命的狂潮能够燃起光明，它们是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因此，革命将会在落后的国家爆发，然后波及发达国家。帝国主义国家高度依赖于殖民地，一旦割断与殖民地的联系，它们必将瓦解。列宁更进一步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主宰全球经济而激发的冲突的结果。
列宁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从单个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转向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这使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转变成为被剥削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革命。
组织 列宁真正的贡献是他对组织的关注。面对沙皇秘密警察的尾随跟踪，列宁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可能像其他政党那样庞大、公开、努力赢得选举，相反，它必须是小规模的、秘密的、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在统一的指挥下被严密地组织起来。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围绕这一问题而发生分裂。在党的布鲁塞尔大会上，列宁在党内赢得足够的支持，得到51位代表中的33票。列宁把他的派别叫作“布尔什维克”（俄语的“大多数”），而反对者——那些拥护温和路线、要求政党公开化的人——叫作“孟什维克”（俄语的“少数”）。1918年，布尔什维克把党名改为“共产党”。
列宁对组织的关注赢得了回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陷于一片混乱。1917年3月，一批温和主义者从沙皇那里夺取了权力，但是他们无力统治这个国家。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精明地操控了主要城市中兴起的议会（俄文为“苏维埃”），从温和派那里夺取了政权。通过一场残酷的内战并巩固权力之后，列宁呼吁全世界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加入一个莫斯科控制下的新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或称“第三国际”。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分裂了，它们的左翼加入共产国际，并于1920—1921年转变成为共产党。自此，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充满了敌意。
苏联的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呢？他们总是在唱着马克思主义的高调，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他们实际上背离了此种意识形态，只是用它来装点门面而已。苏联从未把其社会定义为共产主义社会——后者即将到来，这是他们的奋斗目标。是西方人把它们的国家叫作“共产主义”国家。1961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鲁莽地对“我们时代的共产主义”作出预言，宣称到1980年就可以实现。但是结果相反，在1991年底，整个帝国瓦解了。
毛泽东主义和铁托主义 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总结说，中国共产党必须植根于贫苦农民和游击战争之中，这是与斯大林领导权的决裂。通过几十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掌握了中国的政治权力。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铁托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发展出一种稳健和自由的共产主义。尽管铁托的政党在斯大林名义下与德国作战，斯大林却无法完全控制铁托，于是在1948年将南斯拉夫驱逐出共产主义阵营。在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共产党全面改革了它们的制度，主要的做法是分权、非官僚化和工人自治管理，它们希望找到一个位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中间地带”。南斯拉夫于20世纪80年代遭遇了严重的经济问题。铁托主义或许是对试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走“中间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一个警告。二者的结合并不稳定，并且只是在铁托的领导下才能得以进行。1980年铁托去世后，国家立即开始出现分裂，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血流遍地的内战场所。
民族主义
在所有的意识形态中，真正的胜利者——在今天仍居主导地位的——就是民族主义，对于国家的伟大和统一的一种夸大信念。民族主义通常在国家被外国侵略者占领和压迫时爆发出来。在古巴、巴勒斯坦、伊拉克、越南，还有许多其他国家，一片喧嚣的是：“我们不再被别人所统治！”民族主义的胜利也感染了所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就这一意义而言，美国的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而中国的共产主义也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
民族主义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君主，他们宣称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力，鼓吹自己王国的伟大和统一。民族国家脱胎于主权的概念。民族主义只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才出现，它植根于“人民”并强化了作为法国人的情感，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殊的、先进的群体，注定要有别于欧洲其他国家。当欧洲的保守主义者试图在1792年侵略法国时，“武装起来的民族”在瓦尔密阻止了他们，激情洋溢的志愿者战胜了职业军人。充满煽动性的《马赛曲》（法国国歌）就出现在那一年。拿破仑的军团没有传播开法国大革命的激进自由主义，却使民族主义弥漫整个欧洲。被征服的欧洲国家迅速开始憎恨傲慢的法国占领者。当西班牙人、德国人、俄国人开始驱逐法国人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的基础是对外国占领象征的憎恶，像英国的红斗篷、拿破仑的军团或欧洲的殖民地。它唤醒了19世纪的欧洲，并于20世纪传播到世界范围内的欧洲殖民地。现在，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最为密集。
19世纪中期，全欧洲的思想家——尤其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把“民族”定义为绝对的人类价值，将其视为所有善的根源。意大利作家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所唤醒的自由并非个人的自由——那仅仅是自由主义——而是民族的自由。通过使自己从属于民族，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比如他认为，教育就必须反复灌输民族感情，把个人主义从人们的内心中驱逐出去。
当某一群体稳定地接受知识分子的领导，设想有一个敌人或“他者”可以藐视、斗争时，民族主义就诞生了。在20世纪，就是印度人、阿尔及利亚人或印度尼西亚人起来对抗英、法、荷兰等国的殖民政权，为独立而战。民族主义者相信，被别人统治是绝对错误的。因此，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不愿被穆斯林统治，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不愿被以色列人统治，车臣人不愿被俄罗斯人统治。即便是某些加拿大人，出于对美国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担忧，也转向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一大难题在于，它可能造成经济上的孤立。“我们不能让外国人主宰我们的经济！”民族主义者高嚷着这些口号。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与前述意识形态不同的是，民族主义依赖于激情的渲染。从属于另一个民族的担忧似乎占据了我们心灵的中心。但是我们要斗争、要杀戮的其他族群又当如何？
地区性民族主义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地区性民族主义。它要求从既有的民族中分离出来，组成其成员所言的真正的民族。魁北克试图从加拿大分裂出来，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法国的科西嘉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都是如此。他们的信念，都建立在憎恨外人统治的基础上。
怎么做 ◇ 支持你的论题
“哇，那是我想出来的”还不够好。写论文就像律师办案子，你必须提出足够的证据去说服法官。像法官一样，你的指导教师将决定你的论据是否有效以及能否支持你的观点。在一篇短文章中，你必须用三到五个支撑要素来支持你的论题。你可以在文中使用小标题来分解你的支撑性论据。小标题会帮助你建构你的想法，并让文章容易让人阅读和理解。如果你无法用事实、数据、引文或简单的推理来支持你的论题，那么就放弃或更换它，就如新闻界所说的：“支持或者后退。”
加粗和居中
你可以把你的小标题加粗和居中（像上面这个标题）以便突出它们。一个新的标题表明你正转向另一个支撑要素。一个段落是一个思想或观点。双倍行距的纸每页大约写三段。整页就一段的长篇大论让人难以卒读。每页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标题。例如，如果你的论题是差的经济会损害在任总统的选举，你必须用小标题列出每次选举：“2004年的选举”、“2008年的选举”等。五页的论文可以有三个小标题，表明你用三个要素来支持你的论题。
法西斯主义
在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演变成为法西斯主义，这是20世纪最为严重的灾难之一。法西斯运动的一个象征物，就是穿着统一制服的成员。一战以前，意大利记者墨索里尼还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部队服役的经历使他成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当时，意大利充斥着不满的群众。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似乎有开始革命的威胁。在那一混乱的岁月，墨索里尼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一批古怪的身着黑衣的人群，梦想着清除民主制度、政党政治，建立起严酷的中央集权和纪律控制。这些法西斯分子——从古罗马有关权威的象征（一束树枝中间包着一把斧头）那里借用来的名词（fasces）——憎恨无序的社会状态，希望用强硬的领导来结束这一切。
1922年，处于混乱包围之中的国王把权力交给了墨索里尼。1924年，他把意大利变成一个一党制国家，自己则成为“元首”（Duce）。法西斯分子把自己人安插进每一关键领域，以实现对经济的监控。当时的意大利似乎给人以深刻印象：犯罪很少、涌现出诸多纪念性建筑、物价稳定，还有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火车正点运行”。然而在表象的背后，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是混乱：隐性失业、可怜的经济成就和腐化。
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崩溃，使某些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未来的潮流。德国的希特勒抄袭了许多法西斯主义做法，只是让其成员穿上褐色的制服，并且加上了种族主义的内容。对于希特勒来说，德意志民族的任务并不只限于反抗制裁性的、不公正的《凡尔赛条约》，处理魏玛共和国遗留下来的混乱，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高等民族。希特勒并不是德国种族主义的始作俑者，后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好几代以前，但他超越了前人。德国的种族主义认为，只有一个特殊的白人群体——雅利安人，才是一切文明的卫士。其中的一支——诺曼人（包括德意志人）则更为优秀（实际上，同其他欧洲人一样，德意志人也是多民族的混合体）。希特勒认为，高等的诺曼人有被诸如犹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甚至罗马天主教会等“邪恶”力量玷污的危险。这种教义是死亡集中营的源头。
1933年，在一片喧闹声中，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像墨索里尼那样在两年时间里获得了完全的独裁权力。或许大部分德国人的确拥护希特勒。纳粹的“合作”经济使失业率下降，许多工人觉得，他们的境遇在国家提供的工作、职业和福利中得到很大改善。毕竟，纳粹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但是其中的“社会主义”是个幌子。希特勒的真实目的是战争，一场成就英雄的战争。在短短几年内，希特勒统治了欧洲，使东欧的斯拉夫国家成为德国的殖民地——他称之为“生存空间”（Lebensraum）。
在这一过程中，纳粹的死亡集中营杀害了近600万犹太人和相近数目的基督教徒。希特勒疯了吗？很难说。他的许多观念在德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市场，他有上百万狂热的支持者。纳粹证明了民族主义走向狂暴而不仅是疯狂的危害性。
“法西斯主义者”这个名称常常被滥用、误用。一些左派分子把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都冠以这一头衔。比如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很长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权威主义者”，因为他尽量减少大众对政治的参与，而不是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那样去广泛动员。巴西总统瓦格斯（Getulio Vargas）于1937年建立了一个貌似法西斯主义的“新国家”，但是他只是借用了正在欧洲时兴的某些法西斯主义陈词滥调。美国的三K党有时也被叫作法西斯主义者，但是它强烈地反对政府的权力，而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则崇尚这种权力。在今天的欧洲，那些抵制移民的政党倒代表着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的抬头。
当代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阵营的危机
20世纪80年代，共产主义世界普遍出现了意识形态危机。中国的极少数人、东欧甚至是苏联都不再相信它。在非共产主义世界，左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几个西欧的共产主义政党主张“欧洲共产主义”，不过那是一个大打折扣的意识形态，要求抛弃集权统治和企业国有化。被预言要走向崩溃的资本主义，在美国、西欧、东亚却得以复兴。许多社会主义领导人发现，自己国家的经济过于僵化、集中，只能削减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使自由企业更好地发挥作用。一心进行改革的戈尔巴乔夫（1985—1991年在位）提出了复兴苏联共产主义的三条路径：公开化、经济重建和分权。犹豫不决和半心半意只是使改革加剧了不满，因为现在在苏联可以公开抱怨了。1989年，从东欧开始，非共产主义政党接管了政权。在苏联，选举产生了一个拥有部分自由的议会，开始就变革进行争论。非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也出现了。事实上，共产主义者承认他们走错了。戈尔巴乔夫仍在犹豫，改革将走多远，走向何处。大幅经济改革的结果是全面的通货膨胀。1991年，一场失败的政变后，苏联不复存在。
新保守主义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新保守主义。它主要来自充满幻灭感的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正如其代表人物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所言，“新保守主义者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为现实所蒙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民主党在不现实的国内改革与和平外交理念方面，已经往左翼走得太远了。新保守主义者尤其反对约翰逊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推行的“伟大社会运动”，它旨在消除美国的贫困和犯罪。某些自由派人士认为，“伟大社会运动”从未有过任何实现的机会，因为越战消耗了大部分资金。但是新保守主义者却说，它运作得很糟，许多项目没有任何实际结果。城市变得更乱，教育标准下滑，医疗补助惊人的昂贵，产生了一个依赖福利的贫困阶层，人们缺乏工作的动力。新保守主义者谈论的，是这些用意良好的自由主义计划所产生的消极的“看不见的后果”。有一点特别使他们恼怒：“积极的歧视性政策”似乎给少数民族在工作方面以更优惠的待遇，有时甚至超过了训练有素的白人。特别是在学术职位的分配方面，“积极的歧视性政策”的确如此。自由主义者、白人、男性教授有时不得不品尝自己酿下的苦药，与黑人、西班牙后裔和妇女共同争夺教席。
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极端相对主义感到恐惧。这些简单化的观念，比如“感觉好的就是对的”、“凡事都取决于你自己的观点”、“文化多元主义”，把许多自由派人士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者。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是此前希望通过强调论点、文化的相对性来拓宽学生视野的大学教授。结果却是，学生变得比启蒙前更加空虚。在小布什政府中，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新保守主义者拥护伊拉克战争，既是为了保卫美国利益，也是想把穆斯林世界变成民主阵营，以消除恐怖主义。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保守主义者，虽然不喜欢远隔大洋的“十字军东征”，也与新保守主义者在此问题上取得部分的一致。
自由至上主义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由于太过自由化而变成保守主义——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自由至上主义大致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主张在任何方面都取消政府的干预。这或许只是在重复共和党的论调。他们指出，现代保守主义者主张自由经济以及对个人自由的约束，而现代自由主义者则主张有限制的经济和个人的自由。为什么在这两个领域不可能同时拥有自由呢？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补贴、官僚机构、税收、对国际贸易的干预以及“大政府”本身。就此而言，他们继承了一个非常古老的美国传统，并由此而获得声望。尽管目前还没有自由至上主义的候选人赢得选举，但他们在华盛顿的卡托研究中心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库（卡托的报告《有轨电车的渴望》对城市轻轨系统的建设进行了指责，主张发展更便捷、更便宜的公共汽车）。一些评论家指责自由至上主义者对交易混乱的自由市场的崇拜导致了2008—2009年的金融灾难。
女权主义
20世纪60年代的新生活产生了一批女性作家。到了20世纪70年代，妇女运动在美国和西欧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女权主义作家认为，妇女的报酬比男性要少，难以升到高级职位，在心理上和生理上为男性所奴役，得不到银行贷款和保险，依然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她们指出，问题的核心是一种心理上的感觉。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是外部强加的，并没有生物意义上的关联。男孩子们被教导要坚强、主动、竞争、强壮，而女孩子们则被教导要温顺、从属、依附、有女人味。这种性别的差异几乎完全是后天习得的，是由父母、“父权社会”的学校教育强加的。这些能够被改变。通过在幼儿期的适当培养和教育，男性可以变得温顺，女性也可以更加有主见和自信。
女权主义者发起了“意识觉醒”类的组织，强烈反对大男子主义。女性主义逐渐产生了影响力。不少老板能够给予女性一个较为公平的机会，有时比雇用的男性数量还多。妇女开始晋升到高层管理职位（尽管能到公司顶层的仍是极少数）。女性在结婚后仍然参加工作，这已经成为一种规范。丈夫们也经常帮着做家务，照看孩子。随着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超过男性，许多原来由男性主导的职业——制药、律师、商业，主导权逐渐被女性掌握。
然而在政治上，女权主义者尚未达到她们的全部目标。关于两性平等的宪法修正案没能在国家中获得通过。在获得平等的对待方面，似乎不应考虑性别的因素。反女权主义者，有些还是保守的妇女，认为这一修正案会夺去妇女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特权与保护，会让女性成为应征入伍的对象，甚至可能带来不分性别的卫生间。尽管有这些阻力，妇女们还是知道有一个途径可以使她们得到更多的政治权利——选举。在1980年的大选中，出现了明显了“性别鸿沟”。现在，拥护民主党的妇女要比男性多。
环保主义
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环保主义也开始在发达工业国家广为流行。经济发展很少注意到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任何形式的增长都被认为是好的：“自然资源取之不竭。”煤矿、工厂，甚至农业生产都在污染水源；工业和汽车废气污染了空气；化学废料使土壤无法种植；核能源使辐射问题愈益突出。针对“增长”的信条，生态学家用“限制”来作出回应。他们宣传道：“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否则就会带来一场环境大灾难。”爱河、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这样的事件，证明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大量燃烧矿物燃料和雨林，可能会制造出“温室效应”，使热量保留在地球的大气层，改变整个地球的气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