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竞选活动中，萨拉·佩林利用媒体使自己成为共和党的一股主要力量。（Whitney Curtis Stringer/Getty）
思考题
大众传媒以及面对面的交流会产生什么不同的影响？
什么是精英传媒？它的主要刊物有哪些？
网络如何改变政治沟通？
电视新闻的缺陷在哪里？
金钱能够买到电视时段或者进而会“买”到选举吗？
电视是否制造了政治冷漠？
哪个国家拥有最自由的大众传媒？
媒体是否应该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支持率下降负责？
如何保持消息灵通？
媒体和政府的对立是好事吗？
互联网带来了一场沟通革命，但其对政治的影响还不确定。一些人把互联网的出现和15世纪印刷术的发明进行比较，后者拓宽了人类自主学习和思考的自由空间。现在互联网似乎更进一步，但另一些人的态度却更加谨慎。博客和网站充斥着大量个人意见和党派偏见，并进而导致政治的碎片化和极端化，自由派读自由派的博客，保守派读保守派的博客，从来没有在中间立场达成一致。有人担心的是，当网络侵蚀了包括出版和广播在内的主流媒体的时候，这些媒体中立、冷静和真实的报道也将不能幸免。
大众传媒（见第6章）强力影响着政治。在18世纪80年代，《联邦党人文集》被发表在13个州的报纸上，以争取民众对新宪法的支持。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击败约翰·昆西·亚当斯的那场胜利是史上最肮脏的“媒体运动”。一些报纸控诉杰克逊和他妻子不道德。1904年，以人粗心细形象出现的“媒体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赢得了报纸版面，也赢得了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广播的“炉边谈话”和数百场记者招待会，赢得了大众对其政策的支持。今天，大众传媒被公认为是政治的组成部分，现代竞选如此依赖电视节目，以至于评论家批评候选人不再去办公室处理事务，而是由职业的市场顾问把他们像商品一样包装和出售。
政治中的沟通
政治学家很早就意识到政治对沟通交流的依赖。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的研究揭示出，现代化程度和民族主义都可以用邮件形式和流量、电话、报纸等来进行衡量。沟通交流越多，现代化程度也越高（这并不代表谁引发谁的因果关系）。政治体系和传播体系互相平行，谁也离不开谁。
所有的政治行为都是对沟通交流的这样或那样的反映。社会中存在不同水平和类型的沟通交流。面对面的交流是最基本的，也是改变或强化政治观点的最有效途径，因为它允许对话，这是大众传媒做不到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面对面的交流一直是政治竞选的主要方式。候选人在他们的选区面对小范围的选民登台演说，寻求当地政治名流、地方长官和政治组织的支持。电视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这种草根演说，除非为了获得免费的媒体报道。
大众传媒面对的是无数的受众，因此比面对面的交流更能赢得大量选民或公众舆论。即使是最大的集会演讲，听众也不过数千，但大众传媒却是一种单向的传播。观众无法立即告诉总统他们不同意他在电视里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通常强化了既有的政治观点，但极少能够改变它们。广播电视确实比印刷品更具有说服力，因为它们更接近于面对面的交流，但其效果依然有赖于朋友之间的闲聊。
电视在很大程度上把播音员变成舆论领袖，这侵蚀了当地舆论领袖的作用。电视不仅直接传播着政治消息，把新闻和理念带入千家万户，也在间接改变着社会。大多数观察者都同意，如果没有电视，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不可能获得成功。南方的种族歧视在印刷媒体和广播时代很大程度上是被忽视的，但是电视上消防水带和警犬袭击和平示威者的新闻使得大多数美国人转而为黑人争取平等的权利。同样，关于越南战争的新闻报道——世界上首次使用电视报道战争——使许多美国人反对越战，反对约翰逊总统。2004年虐待伊拉克战俘的照片也有这样的效果。
经典论述 ◇ 大众传播的两步曲
大众传媒是如何影响政治观点的呢？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卡茨（Elihu Katz）认为是间接的，他们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研究中发现了该过程的“两步曲”。第一步是媒体消息，但关键的是第二步，即受人尊重的本地舆论领袖——阿尔蒙德称之为“专注的公众”（见第8章）。这些人从大众传媒那里获得政治观点，再在日常接触中把这些观点传播给那些并不怎么关注政治的朋友。大众传媒的说服力取决于这些舆论领袖。
与上一两代人相比，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新闻失去兴趣。还有不到1/3的人在坚持看电视新闻和阅读报纸。新闻的内容也从政治和世界性事务转向个人取向，以及生活中实用的关于健康、商业和生活方式的信息。这一转变与美国人对政治兴趣的下降是同步的，这再次验证了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衰退的原因也引起了大家的讨论。有些人看到的是价值取向的改变，特别是沉溺于娱乐的年轻的、关注自我的一代人。只有恐怖袭击、卷入战争或金融危机，才能使他们关注现实世界。
不同的现代大众媒体针对不同的受众，他们可以根据教育、收入和年龄来进行区分。受教育程度越高，接受媒体信息的程度也越高。大学毕业生和收入较高的人会像关注广播和电视节目一样注重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而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大多数只看电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娱乐。收入较高的人经常阅读杂志和书籍，而低收入者中只有少部分人如此。
关键概念 ◇ 媒体垄断的趋势
如果媒体存在竞争是好事，那么美国就应该注意了，因为现在媒体的控制权逐步走向寡头垄断。20个左右的大公司控制着大部分美国人的读、听和看，因为他们控制着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最大的六个媒体巨头是：
默多克：澳大利亚出生的新闻业大亨，拥有福克斯电视台（Fox TV）、哈珀科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标准周刊（很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杂志）、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泰晤士报和美国直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DirecTV）。
通用：拥有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威望迪环球公司（Universal-Vivendi）,它自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联合企业。
时代华纳：一家大杂志社和重要的电影制片厂的联合体，现在还拥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美国家庭影院频道（HBO）。
迪士尼：拥有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
康卡斯特（Comcast）：最大的有线电视公司，曾经试图接管迪士尼。
纯信道（Clear Channel）：拥有大部分的美国电台并进行集中规划，清除了地方性的内容。
言论自由和信息多元还能保证吗？批评者担心，我们接收到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那里传出的单一的、没有反对的声音。总统说什么，什么就是真的。有的人认为分化和批评还是存在的，现在主要通过互联网来传播信息和观点。联邦通讯委员会被认为能够消除垄断，但近年来的表现显示，它对于传统媒体垄断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年龄也影响着人们对大众媒体的使用。年龄较大的人比年轻人更多地关注报纸杂志上的新闻和社论，报纸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多的是用来娱乐。年轻人追逐体育、摇滚明星和特稿多于艰深的新闻。大学生中关注新闻和评论文章的人非常少见。
现代大众传媒
报纸 在1910年，美国有2 600多种日报，而且大部分的美国城市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彼此竞争的报纸。今天，只有其中的一半生存下来，并且只有少数美国城市还拥有两种独立报纸。很多主营报纸业务的公司长期亏损，都大规模地削减它们的员工，在首府和海外的办事处有一些甚至倒闭了。随着新闻在网络的增长，许多市民使用网络却无法获得多样化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拥有美国报纸市场大约75％的份额的大公司想在不引起争论的环境下寻求利益，它们倡导的是一种“保持现状”的倾向。只有少量报纸为着现实的和理想主义的原因，保留着明显的党派色彩。大部分报纸收入来自广告，而广告费的多少依赖报纸的发行量。因此，保持高的发行量是报纸主要关心的问题，这促使报纸采用中间化的新闻政策，小心翼翼地避免引发对立，从而也使得报纸趋于平庸。
关键概念 ◇ 精英媒体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Finacial Times）虽然只有小部分美国公众在阅读，但是它们的分量举足轻重。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会阅读并且严肃认真地对待其中的新闻和评论文章。重要的思想家在“反评论”版面或写给编辑的信中陈述自己的观点，展开思想领域的斗争。这也是上述报刊拥有超越自身发行量的影响力的原因。它们被称为“精英媒体”，因为阅读这些报刊的人比较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比地方报刊的读者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其中有许多是舆论领袖。
这些“精英报刊”追求“调查性报道”，寻找政府或党派的错误行为，这是其他一般报刊因为担心被起诉而会回避的内容。《纽约时报》1971年登载的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震惊了全国。《华盛顿邮报》1972年关于水门事件穷追不舍的报道导致了1974年尼克松的下台。《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则影响了华盛顿的经济决策。起源于伦敦的轻快而智慧的《金融时报》已经风行美国并且成功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分走了一些读者。
一些小范围的舆论杂志也颇有影响力。保守派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w）、自由派的《美国前景》（American Prospect）、左派的《国家》（Nation）以及新保守主义的《标准周刊》对舆论领袖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学生们通常忽视精英报刊，但是那些追求领导地位的学生则经常关注这类报刊。
新闻界长期以来一直有着强调客观性的传统（评论文章不必如此）。职业标准影响着从业人员，要求他们公正、诚实地进行报道。更进一步，美国报纸上的大多数新闻都来自美联社，它极为关注报道的客观性，并极力避免主观性评论对报道的影响。
那么，美国的报纸到底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呢？其影响力事实上已经今非昔比了。在20世纪60年代，大约80％的美国人会每天读一份日报，而现在只有不到35％的人会那么做。年轻人大部分都抛弃了报纸，他们更加喜爱网站和博客。伴随着电视成长起来的美国人没有太多的阅读习惯。报纸的内容大部分是广告（这也是人们读报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美联社通讯的翻版。大多数报纸上的评论文章都变得无足轻重。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精英媒体”。
广播 像报纸一样，广播的影响力也不比往昔。现在三家大公司拥有半数以上的美国广播电台频率。仅纯信道通讯公司就控制了超过1 200个电台频段。从其总部发出的节目是具有高度同一性的新闻，没有地方性的内容，连龙卷风的警告也没有。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广播是非常普遍的。广播新闻、评论以及政治性演说——如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并为卡特和里根所效仿——很有影响力。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兴起，广播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不过也有两个例外。“广播谈话”节目的流行强化了保守主义的观点，尽管这为愤怒的右翼所敌视。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提供了对世界大事、经济政治和若干批评性观点的报道，这强化了自由派的观点。
通讯社 报纸和广播中的大多数重要新闻以及电视中大量的新闻报道，都不是独自编辑出来的，而是来自联合通讯社（美联社）纽约办公室的打印机，因此习惯称之为（用专线电报发稿的）通讯社。当然，精英报纸总是鄙视从通讯社翻版新闻，它们为自己拥有独立的报道力量而自豪。但大多数的美国报纸仍旧不过是美联社的地方出口，除了新闻，美联社还为它们提供图片、体育报道，甚至是食谱。通常，地方小报的编辑阅读这些消息的头两段以便给出一个标题，然后就随意地在自己的报纸上来讲述故事。
美联社是一个联合性团体，它拥有基于发行量而投资的许多成员。这些成员也把地方事件发给联合通讯社，由此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美联社是少数几个不为政府所控制、拥有、补贴和监管的通讯社之一。它不受政府影响，并且一直为此而骄傲。英国的路透社暗地里接受政府的补贴，法国的法新社和德国的德新社受到政府的监管。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PI）曾试图和美联社竞争，但是现在它为一个保守、古怪的韩国百万富翁文鲜明牧师（Rev. Sun Myung Moon）所拥有，难以走出从前的阴影。
尽管不受政府控制，但仍有一些其他问题限制了美联社的新闻质量和影响力。首先，它过于追求报道速度，每一分钟都是最后期限。这意味着它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深度挖掘。其次，美联社对于新闻的界定是以官方来源为准的。通讯社报道的所有事件都可以归结到政府当局，像警政署、白宫、政府部门或五角大楼等。如果不是来自官方，它就不能成为新闻。这使美联社错失了许多调查性报道，因为它不去报道反对派、大街上的平民以及市场中的商贩——这些人或许有比官方发言人更为深刻的见解。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新闻媒体没有预测到伊朗革命的来临。通常，最好的新闻不是关于重要事件或政府声明，而是关于人们的所思所言的，这正是为通讯社所忽视的。
巨人：电视
当人们提及“媒体”时，他们大部分指的是电视，因为电视依然拥有最大的影响力。美国人还是倾向于从电视上获取新闻——今天更多的是从有线电视而非无线网络——他们认为电视的信息比报纸更可靠。随着年轻人逐渐转向数字媒体，电视所占的份额可能会被网络侵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视几乎触及和改变了政治的所有方面。如今的竞选运动围绕着如何获得电视时段而考虑，获胜者多半是那些出得起大价钱雇用最好的新闻媒体顾问的人。电视已经涉嫌造成美国选民投票和政党数量的下降。一些观察家认为，如今的政治集中于几秒钟内的电视时段，这使公众认为政治更加无足轻重。冷静的分析没了，忽悠的口号来了。
关键概念 ◇ 互联网——最新的大众媒体？
互联网的政治影响正在增强。你可以在网上查找任何东西，比如候选人的政见纲领，然而通常是在认可该候选人的时候才会去看他“布道式的劝诫”。愿意关注电视和报纸新闻的美国人开始减少，但是愿意关注互联网新闻的人增多了，特别是年轻人。
互联网上的新闻是免费的，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任何你关注的新闻。相较于政治新闻，人们似乎更关心体育和经济消息。2004年，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为赢得民主党总统提名，首次在网络上募集政治资金，结果很是成功，后来的奥巴马在2008年也开始效仿这一做法。
一些人钟情于互联网是因为在网上可以看到在传统媒体中看不到的故事。博客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可以揭露任何可疑的政治事件，可以曲解，甚至捕风捉影，且对经济危机的报道要比报纸和电视更早更深入。“谈话备忘录”（Talking Points Memo）在2007年首次注意到小布什政府开始裁减主张自由的律师。在线杂志《沙龙》（Salon）通过把牧师加冕描述成救世主加冕一样毁掉了文鲜明牧师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加冕仪式。这些发现震惊了传统媒体，继而开始掩盖它们之前忽视的东西。与网络相比，主流媒体显得异常冷漠。
传统媒体的支持者指出只有它们才能通过懂行的专家核对事实来保证“高品质的新闻”。只有传统媒体在报道政府、法庭、战争，还有自然灾害的基本新闻，这些报道的代价都不菲，互联网只是简单地将故事当作新闻汇集起来，却不支付任何费用。在“信息需要免费”的口号下，博客几乎是无本经营，从不在该领域发送报道，并且其素材都是来自志愿者免费邮件（经过专人挑选），而报纸和电视却鼓吹其“平衡性”（兼顾事物的两面），这一点博客并不感兴趣。
究竟网络会不会改变国民的生活？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互联网极大地降低了整个媒体世界的花费（就像数码音乐极大地降低了音乐界的花销一样）。这使得成千上万的人都可以发行他们自己的杂志、博客，他们大部分是有高度偏向的党派人士。一份研究表明85％的博客链接都指向那些具有相应政治观点的网站。深思熟虑的综合性不是互联网的强项。你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的所有细节，但前提是你先得想要这么做。你可以在网站阅读日本的顶级日报，但是又有多少人愿意这么做呢？
许多报纸杂志现在都开展了在线传播以平衡其普通传播的下滑。千百万人现在都在电脑上阅读免费的《纽约时报》，在线广告被期待付费但是并未实行。现在对媒体来讲一个大的问题是，新闻机构是否应该为其提供的在线新闻服务收取费用。一些机构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数字媒体可以冲击非民主体制的根基。伊朗人在2009年用电脑和手机对抗操纵选举的行为。因为经济增长的需求，大部分国家都接受并允许新媒体发展，但是伴随着经济和科技而来的政治竞争和批评，打破了国家的信息垄断，聊天室成了持不同政见者交流的场所。伊朗对互联网有严格的审查，就像对其传统媒体那样。
电视新闻
电视胜在可视化。事实上，电视并没有提供比广播更多的新闻（电视的确通过一种个性化和可信的感觉、一种模仿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向人们提供了更重要的东西）。新闻制作者把注意力更多地投放在有“看头”的新闻故事上。与通讯社一样，抽象的、深入的题材通常只做少量的报道就过去了，相反，戏剧化的行为——如果有摄像机在手可以抢到镜头——就会大肆宣扬。正因为如此，和大多数其他的美国媒体一样，电视忽视了伊朗国内数年间对国王仇恨的酝酿，反而紧紧抓住什叶派领袖霍梅尼归国的戏剧性场面。电视从未解释越南战争是怎么回事，仅仅在1968年给出了一张西贡军官枪杀一名越共的胶片剪辑，从而激发了美国人的反战情绪。正如通讯社沉迷于官方资料一样，电视新闻沉溺于可见的东西。2004年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的照片便证明了这一点。电视比其他媒体更具内在的激情，它的报道越过大脑直入人心，这是电视最大的力量。
遗憾的是，电视摄像组在室外的工作是非常昂贵的，尤其是在海外，因此一般是在通讯社已经注意并追踪事件后他们才开始进入目的地。电视制作者偏好于提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然后再安排摄像组进驻。这使电视新闻偏重于记者招待会、各种演讲、听证会以及政府声明等内容。一些批评者把这叫做媒体事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新闻报道，这些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媒体事件”并不是虚构的，却是提前做好准备来吸引电视制作者的注意力。对此，不仅官方一清二楚，社会反对团体也很明白。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常常用游行、静坐示威或群众的被捕来赢得电视镜头。1968年的民主运动中，芝加哥的示威群众高呼：“全世界正看着我们！”在电视里，那些预先设计好的事件比临时发生的事件所获得的镜头数量要多得多。
深入分析也不是电视的强项。一则普通新闻占时约1分钟，4分钟的新闻就被认为是有深度的报道。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长期以来电视新闻人的先驱，强调电视新闻仅仅是“摘要或标题式服务”，意思是如果观众希望获知更详细或更深入的信息，那就只好求助于别的渠道。当然，许多美国人并不看更深入的报道，而是把迟到的、引人注目的媒体事件作为日常信息的来源。因此，我们不必惊讶于民意测验一再发现美国人对当今的许多重大事件知之甚少。
电视和政治
电视通过若干方式改变政治。在任者，尤其是白宫的现任领导人，总是备受人们的关注。电视强化了这种关注，不过并不总是让在任者如意。电视新闻十分关注总统的举动，但对其他行政机构的重视程度就少很多。国会获得的报道比总统少，法院则比国会更少。这源于美国长期以来重视总统的传统。总统——尤其是电视在孩子心目中塑造的总统——被视为全能的父亲形象，一个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人。这种意识会令现任总统非常高兴。但是事情接着会走向另一端，总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吹毛求疵的新闻界又在暗示总统使问题变得更糟。全能的总统形象引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指责批评。媒体，尤其是电视，激起了总统崇拜，然后又刺激了大众对总统的不满。一些批评家认为，媒体的这种报道方式损害了美国的政治系统，使国家变得不稳定并难以治理。
通过电视获得提名 电视对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早期的总统预选——尤其是在新罕布什尔州——评论员肆意评论谁是“真正的胜利者”以及谁更有“势头”。候选人被当作进入选举后续阶段和全国大会的领跑者，获得浪头效应、升高的知名度甚至更多的电视报道。在提名过程中，电视成为“国王的拥立者”。毫不奇怪，候选人尽量按照电视的要求来安排他们的活动和竞争策略，以便得到尽可能多的电视镜头。
电视关于候选人的报道集中于他们的个性，而不是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看法。电视通过精巧的特写和表面上的自然举止，给观众一种感觉，即他们所看到的就是候选人的真实个性。事实可能不是这样。有的候选人像专业人士一样把玩媒体（如里根），有的候选人却非常紧张以至于掩藏了他们平时的个性（如多尔）。候选人在电视上的表现无法充分反映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然而它却是美国选民最常用的一个判断标准。
当电视在提名和竞选过程中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时，党派的作用被忽视了。电视上的候选人可以直接进入选民的头脑，于是党派组织和负责人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领先的竞争者或者是两个相当的对手已经得到进入全国大会的推动力，所以他们不需要党派的专业人士来代理提名事务。如今的政治已走出了以往烟雾腾腾的密室（用来策划竞选提名事务），而变成了镁光灯下的政治，这并不见得比以前更好。党派及其领导人或多或少地总是知道一点政治事务，有能力推出可靠的、成熟的候选人来。现在有了电视，一位几乎没有政治经验的候选人，也可以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并且获得国家最高官职。
当然，我们在责怪电视削弱了美国政党政治时，必须非常小心。除了个别的产业工会组织外，美国政党从未像欧洲政党那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而且，它们的衰退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并不纯粹是因为电视。其他的因素，比如特殊的利益集团、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以及直邮信件的增多，都削弱了美国政党的力量，电视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
电视和冷漠 观察家很早以前就假定电视造成了政治的消极和冷漠。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参见前述他关于《独自打保龄球》的讨论）相信，“电视是造成政治冷漠的首要原因”。在系统考察了可能引起美国“公民参与热情”减退的原因后，帕特南发现，出生于二战以前的老人们更信任政治，也更多地加入团体、参与政治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电视时代”以前，而成长于“电视时代”的年轻人则缺乏这些品质。帕特南说：“花在看电视上的每一个小时都与更少的信任感、更少的团体成员意识相连，而花在读报上的每一个小时恰恰与此相反。”
另一个相关的指控是电视降低了大选的投票率。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巧合。1960年，电视首次奠定了它成为竞选中最重要手段的地位，那一年投票率降低了13％，直到 1988年，投票率基本维持在这一低水平。因此“电视饱和论者”认为，是电视使公众对投票失去了兴趣。最后的两名候选人的观点听上去几乎差不多，选民们很难区分出有什么不同。负面的竞选因素也使许多选民感到厌恶。针对政治污点的指控与反指控愈演愈烈，更换越来越快，选民受到交叉压力，不得不进入冷漠和无法决定的状态。在西欧，一般禁止在付费的电视时段中进行竞选宣传，他们的选举时段也相对短一些——通常在一个月左右，而不是像美国长达一年或更多——那里的投票率就比较高。只有美国不限制电视中的政治类广告。
有一点是美国电视确定无疑的：它会花费候选人一大笔钱财。仅电视中的竞选宣传一项，就从1972年的2 450万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6.06亿美元（2004年美国大选总共的费用差不多是10亿美元）。根据播出时段和地点的不同，1分钟的节目可能要价10万美元。竞选成本这一因素本身就改变了美国政治。众议院议员有时只需很少的电视广告就能当选，但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就必需更多的电视广告了。大约近一半的总统竞选资金用于电视。政治咨询业——在恰当的电视时段上宣传恰当的主题、标语、口号和演讲——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在大多数的竞选中，获胜者就是那位花费最多的资金、在电视上投入最多的人。这使得利益集团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由此而削弱了政党的作用，并且加深了普通选民的无力感。
许多美国人忽略党派标签，或者认为自己是“中立派”而分散选票，或者不按以前的党派登记来投票。这种倾向警醒了一些政治学家，他们把这称作选民的“解组”（dealignment），即选民不再把自己与一个政党拴在一起（见第12章）。由于缺乏政党的认同感，这些选民日渐敞开心扉接受媒体的政治劝说，尤其是电视。2004年，大部分美国人相信，布什能够提供300万个海外就业机会，而克里将把税率提高350倍。他们相信了这些荒谬的电视宣传。
电视所有权及其控制
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美国政府对通信和媒体的控制最少。自从电报发明以来，美国政府就退到了幕后，让私营公司涉足通信行业以赚取利润。在欧洲则恰恰相反，电报很快就像电话一样被政府的邮政系统接管。考虑到宪法第一条对言论自由的保证以及社会中存在的自由企业文化传统，美国政府自然不想插手通信和媒体行业。对欧洲国家来说，它们拥有中央集权和家长制的传统，政府对电信的控制就像对铁路的所有权一样理所当然。现在欧洲的电视已经有一部分是州管理和私人运营了，这两种运营形式都要对政治党派的报道持续收费。
美国的非家长主义造就了世界上最自由的广播电视，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20世纪20年代，随着收音机的大量增加，电磁频谱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个电台，它们彼此竞争，都试图把对方赶出去。为了结束这种混乱局面，1927年的《无线电法》表明广播电视应该服务于“公共利益、便利和需要”。联邦通讯委员会监管广播但无权监管电台的节目内容。
怎么做 ◇ 界定变量
你必须对所使用的变量进行界定，以使自己和读者不至于发生错误。这就意味着经过深思熟虑将考虑范围收窄。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关注。你会发现，有些国家具备民主政体的某些特征，但并不是全部。一个好的定义会让你把讨论置于合适的领域。你可以把总统选举年经济的下降界为“困难时期”，然后来看是否会因此而失去选票。
即便是“投票”这样的概念也需要缩小范围。我们指的是基层的、地方的、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我们无法比较2008年总统选举和2010年国会选举的投票率。总统选举的投票率要高一些。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同样层次的投票，如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
更为困难的是宽泛的、模糊的术语带来了情绪化的问题，如“孤立主义”。我们如何证明来自特定地区或政党的参议员更像一个孤立主义者？如果你向他们提问，所有人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因为这一名词暗含着“忽视”之意。你应该用一个意义更窄的词汇，例如“不干涉主义者”，并言明是指反对美国向海外派兵。这样，通过调查参议员的投票记录，你可能会发现不干涉主义的模式。
我们得到糟糕的服务？
美国的大众媒体并没有给美国人提供很好的服务。首先，新闻报道具有高度的选择性，通常会过分重视某些方面，而又忽略其他方面，这被称为“结构性失衡”。总统及其幕僚占据了一半以上分配给联邦政府的新闻时间。总统天然地比其他政府部门更具可看性和戏剧性。记者、编辑和制作者都担心，如果他们多花一点时间在国会或者法院上，读者和观众就会感到厌烦。总统的行为的确远远比国会或法院更为刺激、有趣。他出入直升机、迎接外国领导人、到海外旅行、卷入丑闻，这都为电视提供了很好的镜头。国会受到关注时，一般是某个委员会面对一个紧张、有争议的或有敌意的证人。委员会的成员抛出指控的问题，而证人有时结结巴巴地否认，有时爆发出咆哮。那是很好的戏剧性场面。至于国会其他的事务，则是相当晦暗无趣的。法院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障碍：大多数法庭禁止拍照。于是美国人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白宫做了最多的事情而且拥有最多的权力，而国会和法院则算不了什么。
行政部门和州政府也被忽略了。大量的部门、机构和文官在治理国家，但是“面无表情的官僚”只是乏味的采访对象——有的不允许采访——联邦的限制是不明智的。许多未来的新闻题材被埋没在官僚机构里。什么机构运用什么样的标准允许深海采油？媒体直到发生大量油泄漏才会关注它。哪个部门按照合同把数百万美元转移给总统竞选中的贡献者？金融行业的风险和欺骗一直存在了许多年，监管机构和媒体却毫无反应。哪个联邦机构来判断商业航空公司是否制定了足够的安全标准？新闻媒体甚至不关心这样的问题，它们只是等到出了大事后才表示震惊。政治的真正内容和素材藏在联邦机构里，但是媒体很少注意它。
对州政府的关注更少。它们没有国家级的媒体——大广播公司和精英类报纸——有的只是地方级媒体，那些是小镇上的报纸和广播。州一级的媒体是没有的，部分是因为州不是广告商关注的“市场区域”（人口中心）。因此，除了州政府所在地，关于州政府的新闻极少，即使它们有时也非常重要。
对全球范围的事情，新闻媒体也总是要等到发生点什么才会去关注、报道。除了精英媒体以外，媒体很少对可能有麻烦的地方作背景报道，于是，当恐怖袭击打击美国或东亚出现金融危机时，大多数美国人感到惊讶万分，其实本不该出现这种情况。即便是最温和的报道，也会让美国人意识到日益上升的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美国媒体在这些地方没有长驻记者。拉丁美洲对美国非常重要，但媒体几乎把它给忘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骚乱的世界里，而美国的媒体不到暴力发生是不会去关注的。媒体的从业人员对自己的定位是：提供“好看的东西”比分析和警告更重要，这就造成了美国人面对事件时的震惊与迷惑。
美国媒体的最大问题是，它们并不想对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进行连贯而全面的报道。在紧张的时间限制下开工，抓拍最佳的镜头，并且高度依赖官方的资料，媒体通过许多小事件向我们“轰炸”过来，却很少把这些故事串成一个完整的过程。提供给我们的新闻报道就像拼图一样凌乱无序。这个问题部分可以归结为媒体的每日出版特性，毕竟报纸和电视在每天的固定时间总是要出东西。这样出来的新闻总是不完全的，有时还是有误导性的。我们只看见人们在射击，却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媒体世界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就是“充满各种声音和愤怒，却毫无意义”。
关键概念 ◇ 新闻框架
自从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发展出“框架”概念后，它就为众多社会科学家所使用，它跟沟通研究有着特殊的关系，意指一个新故事的基本线条。与简化和模式化类似，框架指的是建立一个参考的架构，以便在特定的话题中起暂时的支配作用。新闻人称之为“导线”，即关键的第一段，设定了整个故事的方向。
框架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意的倾向，相反它是一个让记者、编辑和读者理解新闻的必要限定。你不能第一句就写：“哇，金融改革确实太复杂了！”新闻人必须时刻拿出一个框架，例如“没能通过一个金融改革的措施将带来另一个失败”，同时忽略故事的其他方面，诸如不道德的行为或替代性方案。然后，他们可能转向另一个框架，通常是比较一致的。请注意主流媒体故事是怎样具有相同的“导线”的，它们几乎都接受流行的框架。
在政治上，框架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谁都可以用框架去建构问题以引导政治议程。小布什政府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建构了伊拉克战争，并且获得媒体的支持，至少刚开始时是这样的。后来，当媒体发现自己被误导后，它们重构了伊拉克的故事——内战和混乱。白宫气得直瞪眼。伊拉克战争是白宫和媒体之间的一场高风险的框架较量。
一个重大问题是：谁来建构新故事的框架？白宫归咎于媒体，但通常媒体最先接受的是由白宫或其他精英提供的框架。它们必须如此，它们别无选择。当庞大的美国金融公司濒临倒闭，记者们不得不采访那些获得政府救助的金融家。‘后来，一些记者采用了与那些职业的和智库的经济学家们不同的批判性框架。在2008年，有好几个星期，媒体都没有质疑白宫提供的我们濒临又一个大崩盘的框架。新闻故事齐刷刷地这样引导：“末日将至，如果我们不马上接受保尔森计划的话！”没有人认为保尔森计划可能失灵或者还有更好的选择。质疑的框架没有上过头版，甚至就没有版面。精英们在操弄着框架：媒体是绵羊，政治精英是牧羊犬。
那么你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免受一些框架的误导呢？第一，要拓宽新闻的来源，博客通常最先质疑那些标准的框架。第二，要明白不同方面都想用故事框架达到政治或财政的目的，赢得选举或金钱。第三，要注意新闻故事的出处：它们与这个议题有利害关系吗？如果是的话，期待一个自助的框架吧。第四，用怀疑和耐心对待所有新闻故事，等待一两周以便获得平衡的观点。恐慌是明智判断的大敌。
可以做什么？
除了精英媒体以外，大众媒体不能提供有意义的东西。一些媒体，比如通讯社，常常回避对新闻事件的分析和解释，认为这是不客观的。几乎没有记者会去解释新闻报道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记者被认为是多面手，能够知道事情的方方面面。你所做的一切只是写下官方是如何说的就可以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编辑和专栏作者经常采纳可用的“新闻”而不是直接的新闻故事，因为前者使得新闻似乎更有价值，而后者只是一些零碎的堆积。遗憾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在决定选举谁、经济问题以及出兵海外时，非常需要考虑这些“零碎的东西”。
能做些什么呢？专业的新闻人士通常会承认，公众获取的信息质量不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希望报道做得范围更广、更有深度，但是制约他们的恰恰是公众本身，大多数人并不希望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特别是对那些复杂和遥远的事情。对受众的调查发现，人们对国外的事情关注得较少，而对地方事务关心得较多。如果推出过多的世界新闻，没准报纸会破产，彩色照片和地方事务才是有价值的。大多数人不是知识分子，不喜欢复杂深刻的分析。他们关心枪击事件，但是不想知道其背后的原因。媒体是否有义务教育公众，使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呢？一些媒体中的理想主义者确实感觉到这样一种责任，但他们常常被精明的生意人拒绝，而后者才是拍板的人。我们不能期望很快就有大的改变。对学习政治学的学生来说，最好去看精英媒体的报道。一般的大众媒体就看看体育版好了。
对手：媒体和政府
媒体作为民主政体的批评者，它的作用很早就为人们所公认。托马斯·杰斐逊在1787年写道：“如果只剩下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报纸两种选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在俄罗斯、乌克兰和哥伦比亚，揭露腐败和滥用权力行为的记者遭到暗杀，也不会进行什么调查。许多新闻单位进行“自我审查”，以求自保。
几个世纪以来，报纸一直在批评政府。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媒体和政府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对抗关系，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当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卷入了这场战斗，毕竟大多数报纸和通讯社的新闻还继续依靠官方资源，但是精英媒体和电视常常采取与行政机构敌对的立场和态度。
这种敌对关系的起因显而易见：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在这两大事件中，行政机构都陷入了故意欺骗媒体以安抚公众情绪的套路里。许多传媒界的人士十分憎恶被这样利用，他们的反击手段有二：一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尖锐地提问；二是提供调查性的报道。尼克松总统使事态变得更糟，他长期以来对新闻界就是恐惧和厌恶的。当他1962年失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职位时，垂头丧气地抱怨说“新闻界不要再打压尼克松了”。在新任总统记者招待会召开前，尼克松像以往一样把自己关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以放松自己紧张的神经。他喜欢在相当保密的情况下召开会议，通过电视广播直接公开他的决定，而不需要新闻界人士的介入。反过来，新闻界也非常讨厌尼克松。
关键概念 ◇ 媒体和水门事件
1972年，一则新闻报道导致了尼克松政府的终结，并且自那时起，部分媒体认定了自己的新形象，即成为公共道德的监护人。与白宫有关的人因盗窃和企图在民主党竞选总部——水门办公室安放电话窃听器而被捕。《华盛顿邮报》两名年轻的记者经过艰难的调查，发现了被总统办公室掩藏的秘密，他们后来出版了《都是总统的人》（All the President’s Men）一书。尼克松越是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看上去就越是有问题。他没有遭到弹劾。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提出弹劾的请求，接着尼克松宣布辞职。众议院非常有可能通过弹劾，参议院也会宣告总统有罪。
但是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一切还会是这样的吗？虽然法院和国会最终采取了法律行动，但是是媒体使人们相信，这些部门不应该忽视或拖延履行其职责。是媒体导致了尼克松政府的下台吗？尼克松的人这样认为，不过他们一向就憎恶新闻界。另外也有人认为，即便没有媒体的加入，一切还是照样会发生，只不过要缓慢一些，而且没有这么富有戏剧性。问题在于，政府和媒体彼此纠缠得如此紧密，简直就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部分，难以分开。
水门事件以后，一些媒体，特别是精英媒体和全国电视网，通常都会采取与政府对立的立场和态度。对福特和卡特总统的批评也是很不温和的，甚至有时不讲道理。总统们现在都认为，媒体对自己很不友好，总统的政策很自然地遭到质疑和批评。媒体把华盛顿视作处处充满“丑闻”，于是陷入了一种“日渐强烈的愤怒”中，认为没有未被玷污的名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