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法之后，就是判决的程序了。首先，由鞫狱官、录问官、检法官之外的法官，按照鞫狱官认定的犯罪事实以及检法官检出的法律依据，草拟好判决书，这叫做“拟判”；然后还有一个“过厅”的程序，类似于现在的“合议”，由负责该案的所有法官集体对判决书进行审核、签押，以示负责，假如将来发现该案的审判出了差错，这些签字的法官都要负连带责任；假如有法官对判决有异议，又不能推翻原判，则可在判决书上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叫做“议状”，以后若长官的判决有误，附上议状者可以免除处罚。最后，由州最高长官定判结案，按照要求，这时必须向案犯宣读判词，问犯人是否服判。这相当于留给犯人又一次申诉的机会。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案子就可以呈报路一级的提刑司、中央刑部，进入复核阶段。这里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不管是在录问、还是在宣判，乃至在行刑之前，犯人都有翻供的权利。一旦翻供，则必须组织另外的法官（原审法官回避），或者移交另一个法院（宋代一州设两法院的意义体现出来了），重新审理，一切重新按照程序再走一遍。这叫做“翻异别勘”。根据宋代立法，犯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南宋时改为五次，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一部分案子，已突破了法定次数的限制，一次次翻异，一次次别勘。我们再说个故事：还是孝宗淳熙年间，南康军有民妇阿梁，被控与他人合奸谋杀亲夫，判处斩刑，但阿梁“节次翻异，凡十差官斟鞫”，翻异近十次，前后审理了九年，阿梁仍不服判，最后，法官据“罪疑惟轻”原则，从轻发落，免于阿梁一死。
平心而论，宋代这套严密的司法程序，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么周密的程序一层一层走下来，如果一宗案子有疑点，被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宋太宗雍熙年间，同州有一富户，家里有一个婢女失踪了，婢女的父母找不到女儿，告到州法院。州太守命录事参军（州法院负责鞫狱的司法官）主审这个案子。恰好这录事参军“尝贷钱于富民，不获”，即向那富户借钱，被拒绝了，所以借机报复，“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富民不胜榜楚，自诬服”。录事参军将这个审讯结果报上去，录问、检法等程序都未能发现隐情，但在拟判、过厅的程序上，被拦下来了：同州推官（法官）钱若水“疑之，留其狱，数日不决”，迟迟不在判决书上签字。十几天后，钱若水才找到州太守，说，我之所以拖延此案，是私密派人去寻找那婢女，现在已找到了。案子终于真相大白，富民父子无罪释放，那个徇私枉法的录事参军大概也受到了处分。
这不是孤例。还是太宗朝，蓬州良民张道丰等三人被官府误当成劫盗，给抓了起来，知州杨全生性“悍率蒙昧”，欲判张道丰三人死罪，基本上就要定案了。但录事参军邵晔发现案子有疑点，硬是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要求杨知州核实。杨全不以为然，不过录事参军不签字，判决书便不能生效。这时张道丰等人也“呼号不服”，州法院只好将他们“系狱按验”，停止判决，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不久，真正的劫盗落网，张道丰三人无罪释放，知州杨全因“入人罪”，被削籍为民。邵晔则受到朝廷嘉奖，宋太宗赞许他：“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赐给邵晔五万贯钱，同时下诏要求各州县法官以杨全为戒。
这两宗冤案之所以得以及时发现，从人的因素来说，自然是因为遇上了富有洞察力与同情心的钱若水、邵晔；从制度的因素来说，也应承认宋代严密的司法程序、环环相扣的制衡机制确实发挥了防弊的作用。当然也不必讳言，再严密的制度在实际执行中都可能会打一个折扣（否则就不会发生池州汪青冤案了），但这套制度背后“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立法精神、“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司法原则，显然是值得肯定的。
可惜的是，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之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明朝把元人赶走，但是承袭了他们的专制政治。所以恢复了一些旧有的制度，而最不彻底的就是司法。清朝在这一点上，也完全接受了明朝的衣钵。”宋代司法制度遂成绝响。
宋人对死囚的临刑关怀
北宋有个叫宋祁的大才子，就是那位以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令同僚惊艳的“红杏尚书”。他的父亲宋玘，曾在常州当了十年法官。每次有死刑犯即将处决，宋玘必拿着判决书告诉囚犯：“尔罪应死，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给死囚安排了比较丰盛的最后一餐。临刑之际，“囚皆叩颡感泣”。待犯人伏法后，又替他们请来僧人“诵经忏罪”。常州的死囚都很感念宋玘的恩德，对宋玘说，“若勿化有知，当为宋府君作狗马偿厚德。”
我们当然可以说，宋玘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法官。不过我这里不准备过多强调个人的美德，因为宋玘所执行的，并不是他本人的独创，而是一套宋人已在法律上确定下来的死囚“临刑关怀”制度。根据宋朝的立法，这套“临刑关怀”制度包括七个层面：一、死囚被处决之前，“仍先给酒食”，允许犯人的最后一餐吃好喝好；二、“听亲戚辞诀”，犯人享有在临刑前会见亲人、进行人生告别的权利；三、“示以犯状”，即当众宣读犯人的罪状、判决、断由（法律依据），不搞秘密宣判；四、“不得掩塞其口”，即禁止用东西塞住临刑死囚之口，要允许他说话；五、若死囚“翻异（翻供喊冤），或其家属称冤”，必须中止行刑程序，快马“递申提点刑狱司审察”（《元丰令》）；六、死囚一般在未申时分（黄昏）行决，“经宿乃许收瘗”，尸首第二天由亲属领回收葬，官府不得阻挠；七、没有亲属、家人的死囚，由官府给予体面的安葬，“诸囚死，无亲戚者，皆给棺，于官地内权殡，其棺并用官物造给，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上，书其姓名”（《天圣令》）。
当然，宋玘的做法更加周全、更为人性化，不但提醒死囚“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请了僧人来替被处死的犯人念经超度，这种指向终极关怀的“临刑关怀”精神，比之今日西方社会允许神父进入监狱为死刑犯祷告的人道主义做法，毫不逊色。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众死囚要对宋玘“叩颡感泣”，甘愿来生“作狗马偿厚德”。
宋代的死囚“临刑关怀”制度，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华夏的优良法制传统。至迟在唐代，政府已经立法确立了“临刑关怀”制度。《唐令·狱官令》规定：“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未后（即黄昏）行刑”；“决之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诸囚死，无亲戚者，官给棺，于官地埋瘗，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冢上，书其姓名”。五代时，军人专权，烽烟四起，法纪也成为一纸具文，以致“诸道州府刑杀罪人，虽有骨肉寻时，不容收瘗，皆令给丧葬行人载于城外，或残害尸洌”。后唐的法官张仁彖不忍看到死刑犯被抛尸荒野，建议政府沿用唐令中的“临刑关怀”原则。朝廷“从之”。宋朝建立后，将唐代的“临刑关怀”制度继承了下来，并把它发展得更加完备，比如立法强调“不得窒塞（死囚）口耳，蒙蔽面目”，这等于从法律上保障了死刑犯“临刑称冤”的权利。唐代时，武则天曾将犯人封口处决，破坏了“临刑称冤”之制，宋朝的立法，是对武则天败坏法制的拨乱反正。
这一死囚“临刑关怀”制度的背后，蕴藏着古老的“恤刑慎杀”司法理念。或者换个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恤刑慎杀”理念，催生出了死囚“临刑关怀”的制度。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人死不能复生，死刑一旦实施，便不能逆转，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正是出于对人命的珍视，中华文明在很早时候就发育出“疑罪从无”的思想，《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宋人蔡沈对这个古老的司法原则作了一番解释：“辜，罪。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还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我们今日的司法讲究“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有时候两者是有冲突的，不可两全其美，只能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中二选一，而我们的先人与现代文明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宁纵不枉”。宋朝司法接受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比较注意恤刑慎杀。虽然宋代几乎每年都会判处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这些死刑犯的大多数最后都获得了减刑，没有被执行死刑。实际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每年不到一百人。
即使罪证确凿，犯人必须以命抵罪，毕竟也是剥夺一条人命。对于剥夺生命的极刑，古人表现出极大的敬畏，比如只准许“秋后问斩”，一年之中有一大半的时间不能执行大辟之刑，因为古人相信在春夏时节处决犯人，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而对于即将被法律剥夺走的生命，古人也表现出起码的尊重，比如建立一套死囚“临刑关怀”制度。北宋哲宗年间，由于地方司法当局对这套“临刑关怀”制度的执行不甚得力，比如有些州县对临刑的死囚，“以纸钱厚蒙其首”，又有一大群执法人员围着“传呼鼓噪”，导致其“虽欲称冤，无复有可言之理”，也妨碍了亲戚辈“与囚辞诀”。朝廷认为“此其间不能无滥”，存在着滥杀犯人的司法腐败，便派遣“谏官、御史分决诸城畿甸之狱”。
有一位叫做林旦的殿中侍御史也领受了这项任务，但他告诉皇帝：“臣之此行，不过办决一时囚系而已。”意思是说，这种委派钦差大臣下去办案的整风运动是治标不治本的，效果有限。那么什么才是治本之策呢？林旦建议，朝廷应该“戒敕狱官，务在遵守”《元丰令》所规定的“临刑关怀”制度，“若尚敢违敕，令统辖官司觉察按劾，并许被苦之家申诉，立为受理。不奉法者，并以违制论”。只要严格执行制度，“积年之弊，自此顿革，辇毂之下，无有冤人”。宋哲宗同意了林旦的建议，“诏刑部立法以闻”。
我们不敢说“临刑关怀”制度自此便得以不折不扣地实行下去，更不能说宋代已实现了“辇毂之下，无有冤人”，不过应当承认，一千年前的政府，不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临刑关怀”制度，而且立法规定“不奉法者，并以违制论”，对违制的司法机关，鼓励台谏官弹劾，允许“被苦之家”控告，确实是难能可贵。因为，即便是一千年后的政府，也未必做得到这一点。
发生在北宋神宗朝的一宗毒杀案
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的春夏之际，舒州太湖县发生了一宗震动朝野的投毒谋杀案。
这一年，前国子监博士、太湖县知县陈世儒的庶母去世了，陈在呈报朝廷的丁忧条陈中称母亲死于突发心口痛。本来这事也寻常，陈家发丧还归京师，世儒按惯例丁忧守制。谁知六月份，一名从陈府逃了出来的奴婢，跑到开封府衙门，检控陈母并非死于急病，而是中毒而亡。
当时的开封府尹是苏颂，一位正直、持稳的官员（他也是北宋最有智慧的科学家），马上组织军巡院（京师法院）的法官推鞫此案。按照宋代“鞫谳分司”的司法程序，应该先由“推司”进行“事实审”。经法医检验，陈母确有中毒迹象，更吓人的是，其胸口还钉着一根致命的大铁钉，死于谋杀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到底是谁谋杀了她？
陈府的奴婢们供称，“诸婢以药毒之，不死，夜持钉陷其胸骨以丧”。但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审讯下去，案情露出了一个可怕的线索：陈世儒之妻李氏与家婆一贯不合，曾跟众婢说：“博士一日持丧，当厚饷汝辈。”这显然是在暗示婢女杀了陈母领赏，随后陈母果然被杀，李氏自然难逃主谋之嫌疑。现在的问题是，陈世儒知不知情？有没有参与弑母？
这宗骇人听闻的人伦大案在开封府审了大半年，还是未能结案。按程序，“事实审”完毕之后，便由“法司”检法量刑，即进行“法律审”，军巡院的法吏认为，李氏并未“明言使杀姑，法不至死”。苏颂也倾向于认为陈世儒并不知情。而这时候，整个京城已在传播陈世儒合谋杀母的小道消息，流言四起，说开封府长官苏颂意欲包庇陈世儒夫妇。连神宗皇帝也被惊动了，召见苏颂，交待说：“此人伦大恶，当穷竟。”苏颂答道：“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宽，亦不敢谕之使重。”表明了他将不偏不倚对待此案、不干预法庭（有司）审讯的立场。
也难怪流言纷起。陈世儒夫妇的家庭背景绝非寻常。世儒之父陈执中乃是两朝元老，深得宋真宗的宠信，又是仁宗朝的宰相；李氏的家世更不简单，她的父亲是龙图阁直学士李中师，母亲吕氏则是仁宗朝另一位宰相吕夷简的孙女，现在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又是同知枢密院，属于副宰相级别的人物。陈氏夫妇具有如此显赫的身世，谁敢保证他们不会动用关系请托说项、干预司法？
事实上，案发之后，陈妻李氏便求告她的母亲吕氏：开封府快要抓我了，请母亲快跟公著叔公说说，请他去跟苏颂疏通疏通。吕氏“即夜至公著所如女言”，不过吕公著是一位正派人，拒绝了她的请托：“不可。比相州狱，正坐请求耳，逮系者数百人。况此岂可干人？”意思是说，这个案子，朝廷正在查处请托之人，已抓了数百人。况且这种事，我避嫌尚来不及，岂可插手？吕氏只好“涕泣而退”。但吕公著虽没有出面，他的侄子、大理寺评事（最高法院的低级法官）吕希亚，以及陈世儒朋友的女婿晏靖（一个京官）却是过问了案情。更何况，京城之中，谁人不知道陈吕两家的显赫家世？也许不需要吕家人亲自出面，法官就会主动卖一个人情。
可能正因为牵涉到如此庞大的政治势力，陈世儒案出现了“狱久不决”的局面。元丰二年正月，有御史提出，开封府的法官“所鞫不尽”，没有认定陈世儒知情弑母，不能再让他们审下去了。所以案子移交给大理寺别勘。这时，苏颂也因为另外一个小案，被御史弹劾“故纵”，贬到濠州当知府。陈世儒案进入由大理寺重审的阶段。大理寺发现，本案在初审时存在徇私包庇的嫌疑：陈世儒的岳母吕氏“因缘请求”，致使军巡院原勘官“改易情节，变移首从”，为陈世儒夫妇脱罪。
恰好大理寺丞（分管审讯的法官）贾种民是支持新党的人，时人评价他“谄事章惇，阴陷良善”，现在天上掉下一个陈世儒案来，正好可以用来狠狠打击旧党（吕公著是旧党领袖），因此，贾种民便以“陈氏姻党干求府政”为由，“欲蔓其狱”，先后将吕希亚、晏靖，还有吕公著的女婿都逮捕了。已经被贬到濠州的苏颂也受牵连入狱，贾种民要苏颂指控吕公著曾经向他请托，苏颂坚决不干这种事，说，“诬人死，不可为已。”后来证明，吕公著本人并未干预司法，不过苏颂因为向别人透露过案情，被罢去濠州知府之职。
案子至此已经渗入了政治斗争的因素，这样审下去，只会越扯越乱。所以元丰二年八月，神宗下诏，又将陈世儒案从大理寺移交到御史台。从开封府军巡院，到大理寺，再到御史台，这个情节离奇、背景复杂的谋杀案，前前后后审了好几回，其间李氏数度翻异，依宋朝司法制度，犯人一翻异就须“移推别勘”，即换一批法官重审，以免造成冤案。
到了九月份，御史台终于宣布结案：认定陈世儒夫妇合谋杀害陈母的事实，因陈世儒不愿意待在太湖县当知县，便默许妻子教唆婢女毒杀母亲，以借丁忧的机会回到京城——真令人难以置信，世间竟然有这样的儿子？宋神宗倒是感念陈世儒之父陈执中，想要留世儒一命，说：“（陈执中）止一子，留以存祭祀何如？”但御史中丞蔡确不答应，反问道：陈世儒大逆不道之罪，“可赦邪？”最后，陈家夫妇以及参与谋杀案的婢女，共十九人均被判死刑；开封府原勘官因故纵人罪，皆受处罚；大理寺的法官借故扩大打击面，也被罚铜，次年贾种民又被降职；吕希亚、晏靖也因交涉司法而贬官。
现在也有人认为，陈世儒其实对众婢毒杀陈母一事并不知情，他是冤枉的，是神宗朝新旧党党争的牺牲品。不过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后来旧党执政了，陈世儒的后人也重新在政坛上崛起，如果陈世儒确有冤情，平反并不难，但陈案一直都没有人提出平反。
当然在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确实可以看到党争的阴影，而且宋代的司法系统，也做不到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免不了要受党争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在那个时候，显赫门第之内发生了这么一桩谋杀案，疑凶的政治势力再大，毕竟还不可能将案子压下来，还是要走上司法审判的程序。即使出现了“陈氏姻党干求府政”的情况，也立即就遭到另一派的抵制与抗议。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宋代的政治保持着明显的竞争性与制衡性，不仅表现为派系性的党争，还体现在“执政—台谏”的二权分立结构上。当时盯着陈世儒案审理经过、防止吕家人介入与司法官徇私的，正是台谏官与新党中人。被拖入陈世儒案的吕公著珍惜名节、操守，始终不敢滥用权力干涉司法，这样一种由儒家理想熏陶出来的传统士大夫品质，无疑值得称道——而话说回来，在富有竞争性与权力制衡的政治场中，假如吕公著插手了他不该插手的司法，则马上就会被政治对手或者台谏官抓住把柄，最终身败名裂的还是他自己。
第三辑
中国古代无时尚？
平民可访烟花巷，官员不可挟妓行
旧时娼妓业是合法的，秦楼楚馆公开营业。有人统计过，记录北宋京师市井生活的《东京梦华录》，至少提到了19处娼楼妓馆。走在宋朝的城市中，妓女是随处可见的，东京的大酒家，“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临安的酒楼，也有妓女揽客，她们生得“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茶坊也有妓女，“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元宵佳节，诸酒店的妓女更是“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
一般来说，这些妓女都是“卖艺不卖身”，只陪酒不陪睡的，跟今人理解的“娼妓”并不一样。宋代京师“妓中最胜者”，都“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是很知性的女性；次一点的妓女，也是“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是才艺型的女性。品质最差的妓女才出卖色相，这些妓女一般在“庵酒店”。“庵酒店”有个醒目的标志：门口挂红栀子灯，不论晴雨，都用竹笠盖着。暗示里面“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嗯，是不是有点像今日西方城市的“红灯区”？
那时候嫖娼是比较没品位的做法，风流子弟一般更愿意追求那些高层次的妓女。宋代高档妓女的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布置得很是清雅，吸引了大批京城士子及膏粱子弟经常带着仆人、良马前来拜访，邀请妓女游宴。有些“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在瓦舍勾栏中看到表演的妓女“有妖艳入眼者”，待演出结束后又“访其家而宴集”，给她们做红烧肉，大献殷勤。霸王硬上弓那是不行的。
在这些追求妓女的风流子弟中，有赴京赶考的士子，有未授官的新进士，有“膏粱子弟”、“五陵年少”，就是没有在职的官员。为什么？因为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员是不允许召妓买醉的。宋朝青楼对所有的市民开放，只要您掏得出钱。但官员不可以涉足，官员自己也明白“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馆”，他们若眠花宿柳，一旦被人揭发、弹劾，便可能受刑责或者丢了官职。
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有三个官员，仅仅因为“赴妓乐筵席”，便遭黜责。当时乃王安石当政，王氏不爱女色，却有点贪恋权势，为厉行新法、打击异议，他曾不只一次用“扫黄”的办法来收拾政敌和异己，顺他者昌，逆他者嫖娼。
王安石有个同僚，叫做祖无择，是一位鲠直之士，有点“公知”的臭毛病，口无遮拦，曾得罪过王氏。宋仁朝时，祖无择与王安石同为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书。依宋制，知制诰草诏是有稿费的，当时叫“润笔”，王安石坚决不收润笔，将钱挂在翰林院的梁上，以示清高，但这笔钱却被祖无择毫不客气地取下来花掉了，“安石闻而恶之”。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自知民怨沸腾，便做了一首《咏雪》诗，来自我辩解：“势大直疑埋地尽，功成才见放春回。村农不识仁民意，只望青天万里开。”祖无择听后大笑，出言相讥：“待到开时，民成沟中瘠矣！”因此王安石对祖无择怀恨在心，“乃讽监司求无择罪”，即暗中吩咐当检察官的亲信搜寻祖无择的罪证，务要将祖无择这个人搞倒、搞臭。
一些唯王安石马首是瞻的御史，便想方设法搜集祖无择的罪证，终于给他们找到一条：“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意思是说，祖无择在杭州当太守时，曾闹出嫖娼的丑闻，那个妓女叫做薛希涛。王安石当然不放过这个收拾祖无择的机会，马上安排人将祖无择关押起来审问，那个妓女薛希涛也被抓了，要她指证祖无择嫖娼。
薛希涛虽是风尘中人，却比许多男人都硬气，任凭办案人员严刑拷问，就是不肯指证祖无择，最后，“希涛榜笞至死，（仍）不肯承伏”。对祖无择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无法定罪。王安石一派只好鸡蛋里面挑骨头，以祖无择曾使用公酒超标、乘船越制为由，“谪忠正军节度副使，不签书本州公事”。不久宋神宗又恢复了祖无择集贤院学士之职，但祖无择为避开王安石，自请分司西京（洛阳）御史台，临行前，还写了一首诗，诗的题目就叫做“诮王安石、乞分司西京避谗而去，因以述怀诗”。
王安石对付祖无择，当然有不可告人的“整人”用意，但我们也不能说祖无择受了冤屈，因为他在杭州时，确实与妓女薛希涛有“不正当关系”，而按宋朝法律，官员如果与妓女有私，也确实是要受责罚的。只不过祖无择很幸运，薛希涛对他一往情深，宁死也不出卖他。
如果祖无择不是官员，而是一介平民，那么即使他风流成性，天天狎妓买醉，夜夜眠花宿柳，官府也不可以此为把柄整他。在祖无择那个时代，就出了一个有名的风流才子——柳三变。这个柳才子生性放浪，爱逛青楼，居京华时，“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东京的名妓对柳三变非常仰慕、崇拜，“妓家传出几句口号，道是：‘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也没见官家找他的麻烦。
不过，柳三变在参加科考时则遇到了麻烦——宋仁宗批示不可录用他：“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柳三变于是干脆自称“奉旨填词”，在烟花柳巷继续过他的风流生活。后来柳三变更名柳永，年近半百才获赐进士出身，当了几年小小的“屯田员外郎”。
我觉得宋仁宗与柳永的做法，都有他们的道理。柳永放荡不羁，喜为狭邪游，顶多只能算是私生活不检点，官家不应该横加干预。但是，这种生活作风多少有违公序良俗的浪子，即使再有才情，也不适宜当为民表率的官员，所以宋仁宗叫他“且填词去”，别来考国家公务员了。柳永呢？也不觉得自己的活法有什么见不得人，大大咧咧宣称“奉旨填词”，不改放浪的本色。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礼法，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双重标准”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与“春秋责备贤者”。按传统的伦理道德，寻花问柳显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小人（平民）之德草”，老百姓可不受太严格的礼法约束，这便是“礼不下庶人”的涵义。而官员，身为社会精英，当为万民表率，“君子（官员）之德风”，则应该接受更苛严的礼法束缚，此即“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所以，宋朝政府对平民宿娼，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禁宿娼”的立法只针对官员。
宋代保留着官妓制度——官妓者，即由官府供养、为官员执役的妓女——官府有什么公宴之类，习惯叫来官妓歌舞助兴，许多才华出众的官员还跟官妓过从甚密，如欧阳修、苏轼、秦观等人都与她们有过诗酒唱和。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宋朝官员可以随便眠花宿柳、狎妓嫖娼，那就想错了。
按照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的一项立法，官员“若只因宴饮伎乐祗应，偶有踰滥，须经十年已上，后来不曾更犯罪，并与引见”。在法纪严明的情况下，宋代官员只要“偶有踰滥”，除了受责罚，政治前途也基本上完蛋了，须十年以上没有再犯，才有可能转官。
即便是“以官妓歌舞佐酒”，也只是限于法定节日的公宴；官员如果在非法定节日的宴席叫来妓女（包括官妓与私妓）陪酒，也是要受刑罚的：“发运（官）、转运（官）、提刑（官）预妓乐宴会，徒二年”；“诸州主管常平官，预属县镇寨官妓乐及家妓宴会，依监司法，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不以失减”，官员参加有私妓作陪的私宴，也要打八十大板。
唐朝时，似乎并不限制官员狎昵妓女，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带着十名妓女夜游杭州西湖，还洋洋自得地赋诗纪念，一时传为佳话。宋人说起这宗前朝风流往事，感慨道：“使在今日，必以罪闻矣！”宋朝有不少官员，就因为与官妓游宴而被朝廷治罪。《东轩笔录》收录的一则故事说：“熙宁新法行，督责监司尤切。两浙路张靓、王庭志、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这三个官员仅仅召妓饮酒（而不是嫖娼），便丢了官。《宋史·列传》中也记载了好几个官员因为冶游而被贬黜的事例：在并州当官的刘涣“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知益州的蒋堂，被认为“私官妓，徙河中府”；权同判太常寺的王洙，因“坐赴进奏院赛神与女妓杂坐，为御史劾奏，黜知濠州”；负责管理市易司的宋乔年，因“坐与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
宋代司法官在宴乐方面受到的限制，又比一般官员更为严格。宋人笔记《画墁录》称，“（仁宗朝）嘉祐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神宗朝）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也就是说，宋仁宗朝嘉祐年间（1056—1063年）之前，其他官员还可以参加妓乐宴会，惟独提点刑狱的法官不允许。五六个法官集体出去狎妓嫖娼，更是宋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别说出入娱乐场所、召妓买醉，对法官而言，即使一般性的社交、应酬活动，也是受到限制的。如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宋仁宗下诏说：“天下狱有重系，狱官不得辄预游宴、送迎。”宋代的狱官，即指法官。也是从仁宗朝开始，宋代逐渐发展出一套严密的法官“谒禁”制度。所谓“谒禁”，即禁止法官接待、拜访外人。宝元二年（1039年）十二月，仁宗诏令“审刑院、大理寺、刑部，自今勿得通宾客，犯者以违制论；若请求曲法之事，则听人陈告之。”
之所以要对法官群体实行“谒禁”，是为了杜绝请托之风，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官司谒禁，本防请托”。宋仁宗朝，曾经一度“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实行“谒禁”，即可釜底抽薪，使请托者奔逐无门。不过，由于这是“谒禁”制度第一次应用于司法实践，其合理性尚未获得广泛认可，朝中不断有臣僚出来反对这一立法，如包拯就请求废除“谒禁”：“刑法官接见雪罪叙劳之人，率有常禁。臣谓皆非帝王推诚尽下之道也。”仁宗采纳了包拯的建议，叫停了“谒禁”。然而，解禁之后，请托之风很快又卷土重来。
宋神宗登基之后，厉行新法，励精图治，又恢复了更严格的“谒禁”制度，对法官的社交活动实行严厉管制。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皇帝下诏：“在京官司非廨舍所在者，虽亲戚毋得入谒”；京师各个衙门“非假日毋得出谒及接见宾客”；“开封府司军巡院（开封府法院），假日亦不许接见宾客，止许出谒……刑部、大理寺、审刑院官，虽假日亦禁之”；“违者并接见之人各徒二年”。根据这一立法，非法官群体的官员在节假日可以“接见宾客”，而法官则包括节假日在内，均不得与外人应酬，甚至“吊死问疾，一切杜绝”，弄得当时一些官员意见甚大，发牢骚说：“非便也！”
宋神宗去世后，旧党执政，新法一一被罢，多项限制官员社交应酬的禁令也被废除了，但即便如此，针对法官的“谒禁”还是保留下来：“除开封府、大理寺官司依旧行禁谒外，其余一切简罢。”其他官员可以应酬接待，法官还是不可以。
南宋时期，法官“禁谒”之制也是一直沿用。绍兴六年（1136年），宋高宗下诏：“大理寺官自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少（少卿，次席大法官），至司直、评事（法官），虽假日亦不得出谒及接见宾客。”“谒禁”跟北宋神宗朝时一样严厉。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又改为“大理寺官许休日出谒”，允许法官在假日会客，但非节假日还是禁谒的，如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朝廷再次强调，“大理寺长贰，遵依已降指挥，申严禁止官属非旬休日不得出谒，其外人无故辄入，依法施行，委御史台常切觉察。”法官不守“谒禁”，台谏官即可提出弹劾。
古代娼妓合法，平民百姓宿娼狎妓，政府一般不予干涉。但自宋代以降，历朝均严禁官员宿娼，明代对官员嫖娼行为的打击尤其严厉：“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而负有司法权责的宋朝法官群体，更别说嫖娼了，连参加妓乐宴会也大受限制，乃至别的官员可以参与的社交应酬，也不允许法官掺和。显然，古人已经意识到：官员接受的伦理约束，应当高于一般平民；而法官接受的伦理约束，又应当高于一般官员。通俗地说，老百姓允许做的事情（如狎妓），官员不可以做；一般官员允许做的事情（如应酬），法官不可以做。这其实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通则。
司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仅因为法官的裁决权能够直接决定一个当事人的死生、一场纠纷的利益归属（这意味着利害相关人具有向法官请托的巨大动力），而且法官自身的形象，关乎人们对于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信赖。2004年香港颁布的《法官行为指引》提出，“法官跟市民一样享有权利和自由。不过，必须要认同和接受的是，法官的行为会因其司法职位而受到适当的限制。法官必须尝试在两者中取得平衡，原则是法官需要考虑他想做的事，会否令社会上明理、不存偏见、熟知情况的人，质疑其品德，或因此减少对他身为法官的尊重。若然会的话，便应避免做本来想做的事情。”因此，不论是一千年前的宋朝，还是现代法治社会，都鼓励法官保持“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至于“集体宿娼”之类严重败坏法官形象的行为，更为古今中外的司法伦理所不容。
公款吃喝的治理
公款吃喝风的危害，轻则浪费公帑，重则腐化整个官场风气，所以历代王朝都想刹住官员挥霍无度的公款吃喝习气，如明王朝的《监纪九款》规定：“风宪凡饮食供帐，只宜从俭，不得逾分。御史出巡地方，不得纵容官吏出城迎送，亦不得盛张筵宴，邀请亲朋。”当然公款吃喝风能不能刹得住另说，明代海瑞便有“阿谀作俑，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知府之身亦当驿丞之半”的感叹，意思是说，县长成天迎来送往、陪吃陪喝，像个招待所所长，市长也好不了多少，像半个招待所所长。
就制度建设来说，宋朝对公款吃喝的管理是历代中最为完善、合理的。首先，宋朝的财政会拨给地方官一笔“公用钱”，即用于公务接待的特别费，换言之，宋朝承认公务接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是，公款招待必须按照法定的规格、标准。这方面宋朝订立了非常周密的规章制度，凡官员出差公干、下基层考察，均由政府发给“券食”，凭券供给饮食，“依条计日支给人吏券食”（《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券食”的费用到年终由各州的常平主管官统一结算，上报户部审计，如果发现“有过数取予及违戾者，并重置典宪”，即超标、违规的公费接待，以重典处置。
不过，有完备的制度是一回事，制度能否得到执行则是另一回事。应该说，在宋朝的政治清明时期，官员如果大搞公款吃喝，一旦被台谏官发觉，立即就会受到弹劾，罪轻者降职丢官，罪重者领受刑责。如知静江府的张孝祥曾因为“专事游宴”，被台谏弹劾而罢官，知嘉州的陆游也因“燕饮颓放”而受到撤职处分。发生在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的进奏院聚宴案，也导致著名的大才子苏舜钦被削职为民。
宋朝的进奏院有点类似现在的“驻京办”，负责将朝廷的文书印成报纸，转发给地方政府。苏舜钦当时正好经副宰相范仲淹提拔，以“集贤校理官”的身份“提举进奏院”，即主持进奏院的工作。另一位宰相杜衍也很赏识苏舜钦的才干，干脆将女儿嫁给他。大家都相信小苏毫无疑问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
宋朝京师有一个惯例，“每年春秋赛神，各以本司余物贸易以具酒食，至其时吏史列坐，合乐终日”——每到春秋两季的赛神节，京城各单位都会将积下来的多余物资卖掉，换成酒食钱，大伙痛快吃喝一场。大概朝廷对这个惯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不能太过火，不要吃相太难看。
庆历四年的秋季赛神会，苏舜钦便依照惯例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换钱，然后召集了一帮同僚与文友，到酒楼吃喝玩乐。因为预计卖报纸所得的公款不足消费，大家又凑份子补足，苏舜钦自己掏了十贯钱助席，其他“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换成现在的话，即AA制。酒酣之际，还叫了几名优伶、官妓陪饮助兴。不能不说，苏舜钦这次宴会，是搞得挺排场的，难免要授人以柄。
也活该苏舜钦倒霉。恰好有个叫李定的官员知道进奏院大办宴席，也想参加。但苏舜钦很瞧不起这个人，不但拒绝了，还将他讽刺了一番。李定衔恨在心，便托人探听苏舜钦聚饮的详情，再添油加醋描述出来，到处散布，“遂腾谤于都下”。消息很快就传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耳朵里——王拱辰在历史上的名气并不大，不过他有个曾外孙女，大家一定知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这里我们更应该注意王拱辰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御史中丞，相当于议长，有监察、纠绳百官的权力；又是前宰相吕夷简的同情者，庆历四年朝廷正在推行由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而吕夷简则是新政的反对者，朝中隐然分成两个派系，明着暗着角力。现在新政阵营中的苏舜钦闹出“预妓乐宴会”的丑闻，正好给反对派王拱辰抓到了把柄。王拱辰便联合其他御史，以苏舜钦滥用公款、召妓宴乐为由，对苏舜钦等人提出弹劾案，指控苏舜钦已经构成“监主自盗”罪。
按宋朝的法律，官员如果在公务性接待之外“预妓乐宴会”，要处以“杖八十”乃至“徒二年”的刑责。宋代保留着官妓之制，但只可以在公宴上“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官员私召官妓也是犯法的，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说：“乐天（白居易）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宋代），必以罪闻矣！”宋朝有不少官员就因为与官妓游宴、杂坐而被贬黜。“监主自盗”更是重罪，最高刑罚可以是死刑。不过宋朝很少以极刑对待士大夫，最后苏舜钦被“削籍为民”，一个大有前途的政治新秀从此结束了政治生命；参与进奏院聚饮的其他人，也“皆斥逐”。
对这个严厉的处罚结果，苏舜钦自然是愤愤不平的，他在致朋友欧阳修的书信上大发牢骚：进奏院卖旧报纸换钱聚饮，历年都这么做，况且这也京城各个单位的惯例，为什么要处理我？就算对我以“私贷官物”论罪，也不过是杖九十，“其法甚轻”。现在以重罪削了我官籍，“舜钦虽不足惜，为国计者岂不惜法乎”？欧阳修也为苏舜钦鸣不平：“嗟我子美（苏舜钦字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不过我们平心而论，苏舜钦也谈不上受冤枉，至少其公款吃喝、召妓作乐的责任是推脱不了的。
苏舜钦还在信中提起另一起“公款吃喝案”，大概想反衬自己遭遇的人情凉薄吧：“近者葛宗古、滕宗谅、张亢，所用官钱钜万，复有入己。范公横身当之，皆得末减，非范公私此三人，于朝廷大体，所补多矣。”这里说的是滕宗谅滥用“公用钱”的事情。
滕宗谅，即滕子京，著名的岳阳楼就是他重新修建的，他的好朋友范仲淹还给他写了一篇《岳阳楼记》，千古传诵。滕子京为人豪爽、好客，他知泾州时，“费公钱16万贯”，除了用于宴乐，还“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公钱”即我们前面说到的“公用钱”，是财政拨给地方官自由支配的特别费，“用尽续给，不限年月”，但长官也不能乱花这笔钱，需用于公务接待，用时也需要副职副署，且计入公账。
滕子京并没有以公用钱中饱私囊。平心说，滕子京也不是贪官，《宋史·滕宗谅传》称他“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但他涉嫌“挪用公款”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毫不意外地被御史弹劾了，罪名之一便是“盗用公用钱”。时为庆历三年（1043年），“苏舜钦案”的前一年。宋仁宗派人调查，滕子京“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竟然将冒领“公用费”的账簿烧掉了。看来确实够讲哥们义气。
如何处置这案子，朝中出现两种意见。宰相杜衍主张严查，“欲深罪滕宗谅”；范仲淹则“力救之”，说：“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大概是范仲淹的辩护起了作用吧，滕氏“止降一官，知虢州”。不过，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是他）认为这个处理太轻了，“论奏不已”，甚至以辞官相挟：如果不严加处罚，我就辞职不干了。最后，滕子京“复徙岳州”，即贬到荆楚南蛮之处。岳阳楼正是滕子京在岳州任上重修的，无独有偶，苏舜钦被罢官后，也在苏州修建了一座沧浪亭，并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沧浪亭记》。
苏舜钦在致友人书信中提起这件旧事，可能是觉得自己与滕子京同病相怜，也可能是借此埋怨范仲淹与杜衍没有对他施之援手。他对欧阳修说，“二相（范仲淹、杜衍）恐栗畏缩，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开言。”言语中似乎有些怨气。
如果在官官相护的政治生态中，苏舜钦这点屁事完全不至于丢官，甚至连被调查的风险也不会有，要知道苏舜钦并非没有后台，而是后台很硬。但宋朝的政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大体上能保持着制衡性与竞争性，首先是政府—台谏的二权分立，台谏完全独立于政府，台谏官有点像现代议会政治中的议员。宋人说，“本朝谏臣之盛，古未有也。”这不是吹牛，至少在仁宗朝，台谏“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在咄咄逼人的台谏官之前，身为宰相的范仲淹与杜衍也不敢庇护苏舜钦。范仲淹虽保护过滕子京，但御史中丞王拱辰不依不饶，逼着皇帝将滕子京贬到南荒之地。
